编导陈宏是四川人。认识他，是在《新西行漫记》开拍前一月，经人引见，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二楼会客室里，参加了一个由陈宏到会的座谈会。那时候，只是酝酿走长征路拍片，但怎么拍，拍什么，连雏形都没有，六七人的座谈会，陈宏首先提出以外国人的视角看长征沿途变化，既避免与中央电视台所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６０周年的片子雷同，又有新意。立即，得到与会者赞同，随后他又托朋友请了几位胜任写脚本的专家，约见五六位不同国籍的外国青年学者，最后肯定了三位，乌克兰的尤丽娅、秘鲁的马丁和美国的魏杰明。
出征人员陆续肯定以后，出发日子也基本肯定，原来投资拍片者打起退堂鼓，一是他们确实没有投资的经济实力，二是对陈宏能否编导出好片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一局面的忽然出现，我只好激流勇退，回归宁夏，这当儿，陈宏给我的客房打来电话，告诉我先等两天，如果他能筹集到资金，依然邀请我加入摄制组。不管是否成真，有他的这句话，我那时十分感动。可以想象那两天陈宏是怎样心急如焚四处筹资的。
如果那时陈宏面对突如其来的意外，首先对《新西行漫记》失去信心，摄制组便不能成行，也便没有今日获得众人好评的《新西行漫记》的诞生。当然，没有北京金利华经济技术发展公司总经理冯国华先生（陈宏的朋友）危难之处显身手出资18万元，没有北京电视台副主编王惠女士的鼎力支持，如果离开了这两位事业成功人士一如既往的关爱、鼓励和信任，陈宏领导的摄制组最终也不能成行。
记得拍片初期受挫，通过别人之口北京的王惠副主编略知一二陈宏所面临的困难，便电话这样转告陈宏：她不希望只听到摄制组拍片如何困难，而是相信能拍出好片。意思是沿长征路拍片，必先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这其实是一种希望陈宏不负众望拍出好片子的要求。
一路上摄制组的人都看着陈宏行事，受他支配受他影响受他鼓励，他坚定大家就坚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若不坚定，别人有了苦衷就无处可诉，无处可诉无人承受就没有了凝聚力。所以，摄制组里要说最少流露个人喜怒哀乐，最多关心他人冷暖痛痒的一位必定是陈宏。彼此之间产生了不能排解的矛盾，都交给陈宏看着办；拍片面临困难，陈宏牵头排除；放弃从北京带来的脚本以后，每到一地，对编导就等于到了一个新的考场，拿不出新的拍摄意图，就不能提高拍片效率；关键时候还得看陈宏如何调动三个老外和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这些似乎都是陈宏分内的事，谁也不能代替他。
在摄制组，有四种文化背景的人两个月里朝夕相处，个别人原先并不是自觉自愿加入的，有的是经王惠副主编做过思想工作，有的是陈宏的朋友，想真心实意帮他一次。所以要真正统一思想和行动，也是不可能的。而陈宏自接受了《新西行漫记》编导任务后，推掉或推迟了其他拍片任务，他曾说过：“沿长征路拍片，这样的机会恐怕一生不会再遇到，我不能错过。”为此，一路上他比任何人早起晚睡，比任何人压力大付出多。片子最终如何显山显水，归根结底检验的是他的编导水平和组织领导能力。而人们多是忽视过程只看结果的。
至于他和大家相处的细节我在其他章节里有过描写，下面再做些补充。
陈宏在内蒙古大草原当过几年兵，同他吃饭，同他走路，谁的速度也比不上他快。摄制组大多数聚餐，陈宏吃饱肚子就走人，就像不会细嚼慢咽，不会享受美味佳肴似的，谁也奈何不了他那在部队就养成的分秒必争的习惯。虽然摄制组里曾有人私下对我说他：没有个性，耳根弱，易随波逐流。而在我看来，他是大智若愚，任何人可以在他面前哭笑，得到他的宽怀以待；任何人可以在他面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但如果是损害摄制组利益和人格的指手画脚，他绝不会沉默以待，他的骨子里有一份尊严。拍片中，当个别人之间矛盾激化，发出有他无我的警告之后，通过做工作，息事宁人，他能使他们仍然以大局为重，没有影响到拍片进程。在成都，他放弃自己的领导权利，集中精力用于创作和编导，这是他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表现之一。也是在成都，当他同王惠副主编接通电话后，竟然热泪盈眶，差点诉出苦衷。这一幕他对谁也没有说，我知道他曾有过这份激动还是半年以后出差去北京见到他闲聊，追忆拍片生活时得知的。可见那时候有多少事集于他一身，他能倾诉的人也只能是年长他几岁的王惠副主编，而他在电话中又绝不是那种滔滔不绝失去自制力之人。
在走长征路时，因为各做各的工作，我跟陈宏接触很多却交谈很少，但我知道正是他的邀请和坚持，我才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走完长征路，我是他毫不动摇的跟随者，也是他的支持者。我默默地努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务，以此回报他给予我的机会和信任。
还值得一提的是回到宁夏以后，我将自己拍摄的几卷胶片扩印出来，前前后后的陈宏变化太大了，江西时的陈宏皮肤白净意气风发，草地上的陈宏满面风霜藏民一个。这其间隐含着多少酸甜苦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