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的那几天，摄制组是在延安度过的，那时的心情跟毛泽东率领开国元勋们进驻北京时的心情差不多，可谓人人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斗争的心脏，是艰苦岁月的代名词，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退去，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居住过伟人们的窑洞，绵软的黄土高坡，高高耸立在宝塔山上的延安宝塔。1947年12月的一天？熏毛泽东在陕北米脂的一个窑洞里展纸研墨，他说：“我好久没有写文章了，写完这一篇就要等打败蒋介石再写了。”他大笔一挥写下《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是他在陕北窑洞里写下的最后一篇文章，写罢掷笔，便挥师东渡黄河，直捣黄龙，为人民政权定都北京去了。他再没有回延安，只是在宝塔山下留下了一排排永远令人沉思的窑洞。
以延安大学窑洞群和宝塔山为背景，《延安日报》社记者李晓冬采访了摄制组的三个老外，此时的三个老外，汉语表达能力已非同一般，讲起一路的见闻和感受来已经有了理性认识。
尤丽娅在杨家岭采访了老红军刘志丹的秘书杜森老人，并聆听了老人讲述的红军故事，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延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情景。
魏杰明来到气象一新的延安邮局，向邮箱里投进了一封信，寄给生活在美国的父亲，为他的“长征”做了一番总结。
最后，三个老外登临宝塔山，在延安宝塔之下，幽默的马丁抖落他的花包里的“宝藏”：画架、笔记和一个苹果，展现他胸前一枚枚不同风格的纪念章；而调皮的魏杰明已从塔上探出长臂和棕黄头发的脑袋，向塔下的人们兴奋地喊叫着。
以上的一切景象，我是通过看部分样片，由他人后续的场记和编导陈宏的电话描述得以整理补充的，因为后来的几日，我已从吴旗县回归宁夏，带着无限的眷恋独自离开了摄制组，离开了朝夕相处近两个月的伙伴们。还因为自踏上长征路以来，绕了大半个中国，也只有吴旗县离宁夏银川最近。就这，归心似箭，我先后倒了两次车，整整行驶了一天才回到银川的家中。
实际上再次面对延安（两年前我曾参观学习过），风景秀丽的井冈山、瑞金，白雪皑皑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草地以及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坡，在眼前叠加重现，仿佛在短短两个月时光里经历了春夏秋冬和物换星移的磨炼，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想象着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冒着枪林弹雨行程两万里，被蒋介石逼到四壁黄土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一碗土豆或小米，再加上一支笔，生活简陋到不能再简陋，却心定神聚地把窑洞当作办公室指挥部，思考写作，酿造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优秀和伟大、坚定和执著以及承前启后的影响力，绝不是“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所能蕴含尽的。“在中国，有两种窑洞，一种是给人住的，一种是给神住的，你看敦煌、云冈、龙门、大足石窟存了多少佛祖，北岳恒山上的石洞里甚至还并供着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这一切实际上是老百姓在借托一个神储存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信仰。”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需要偶像，延安的窑洞里甚至连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没有，但几十年了，来这里的人络绎不绝，就为看看这窑洞，呼吸一下这窑洞里依然湿润的空气。我想，这时候，摄制组的每一位成员，心海里都会有不同的变迁，而我在真实体验了“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的内涵所在之后，在饱览了革命文化和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地区之后，在经历了人性崇高精神的激励和触动之后，也将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指导工作实践，沟通人际关系，更加热爱生活，热爱周围的一切，让“长征精神”自始至终在我的血液里潜移默化。虽然很懊悔，懊悔一路上没有全拍摄下所景仰的几十座异彩纷呈、风格不一的红军长征纪念碑，但在回归宁夏的长途汽车上，我欣喜地发现自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神清气爽，满怀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