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开始的对羌地的开屯，也应该包括对东乡地区的开屯。秦汉时期的屯田对开发河湟地区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应该有不少中原汉人进入河湟地区包括东乡地区，成为该地社会中人群组成的一分子。这时的东乡人，应该是以羌人为主，以汉人为辅。而在屯田的汉人眼里，当地原住民羌人就是东乡土人了。这一格局到西秦时为之一变，一千七百户西迁的鲜卑族吐谷浑部落来到河湟地区，在不到半个世纪（吐谷浑之父慕容涉归死亡时间公元282年算起，到329年吐谷浑之孙叶延正式以吐谷浑称呼其所统治的部众止）的时间里，吞并当地羌人部落，正式以吐谷浑称呼其所统治的各部，建立起吐谷浑国。在建国后的百余年间，吐谷浑国以今青海都兰为中心，东征西伐，最终形成了一个东西三千多里，南北八九百里，总面积达几百万平方里的国家。从地图上看，今天都兰和东乡基本是东西向，其直线距离不足500公里。这足以证明当时东乡是吐谷浑的统治地。至此，东乡羌人一变而为吐谷浑人。
从羌人到吐谷浑人的转变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中国历史学意义上的族源认定，主要是一种政治认定，次之是一种文化认同，再次是血缘联系。
先看血缘联系。学界通说，吐谷浑的族源是鲜卑族。1700户鲜卑族的吐谷浑部即使从吐谷浑之父慕容涉归去世之时，即公元282年起算，到吐谷浑之孙叶延掌握政权，以吐谷浑之名称呼其统率各部这一标志“吐谷浑民族形成和政权正式建立”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之时，即公元329年，短短47年，鲜卑血统绝不会在吐谷浑子孙三代之间开拓的“自枹罕以东千余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龙涸、自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宋书·吐谷浑传》。的广阔领土上繁衍成种族第一的民族。换言之，以血缘联系为标准看民族族源，则吐谷浑族的族源应该是这一广阔地区人口众多的羌人，而不是鲜卑族。
其次看文化认同。河湟地区由鲜卑族吐谷浑部与当地羌人融合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吐谷浑族与东北鲜卑族的文化差异很大。在经济生活上，东北鲜卑部落已由牧业转为农业或半农半牧，而吐谷浑族则操持畜牧业。鲜卑人髡头，吐谷浑人衣冠鲜美。法律制度上，鲜卑人已有复杂、完整的法律政治制度，吐谷浑人“杀人及盗马死，余则征物以赎罪”，处死时“以毡蒙头，持石从高击之”。《北史·吐谷浑传》。宗教上，鲜卑人“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三国志·魏志》。此为乌丸之俗，鲜卑与乌丸同俗。；吐谷浑至南北朝时已信仰佛教。这些文化上的明显差异构成两个民族的界限。对吐谷浑部来说，其子孙三代在河湟地区的开疆辟土政治统一过程，其实也是自身文化被当地羌人土著同化的过程。这种文化的一体化是政治统治的基础——对于广大的人数众多的羌人土著而言，臣服于一个人数虽少但文化被自己同化的部落，在心理上已经没有了“非我族类”的障碍。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因此，从文化认同来看，吐谷浑族的族源也应该是当地土著羌人，而非鲜卑族。
最后，既然从血缘和文化上分析，吐谷浑的族源都应该是羌人，那么认定吐谷浑族源为鲜卑族的主要标准就是政治统治。民族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人们共同体，它不同于以血缘为纽带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由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酋邦发展而成，脱离了部落阶段的人们共同体，便开始形成为民族。对此，马克思有精辟的论述：“只有当结合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诸部落融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时……这时民族方始产生。”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6页。吐谷浑部虽只有1700户，而其所吸附的土著动辄以“五六百落”、“一万三千落”计，但在政治上吐谷浑部却是统治阶级，而广大的被吸附的羌人土著则是被统治阶级。吐谷浑国建立后，其长达三百多年的政治统治，已经使当地人群的政治认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经济生活的一致和文化生活的一体，与长时期的高度统一的政治生活一起，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休戚与共、生死相连，这种事实上的血浓于水的密切关系就为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塑造成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以吐谷浑命名的“想象的共同体”里，强化统治阶级正统血缘的要求与生俱来，相应的则是羌人“记忆的丧失”——一种集体的失忆，是新的民族共同体团结和发展的必然牺牲。这样的情形，我们在中国王朝史的更替中，从普通大众对诸多霸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走马灯似的家族统治先被迫次自愿最后誓死捍卫的认同中，应该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吐谷浑这个名字，由人名而部落名而政权名而民族名的经历，既是政权国家的形成过程，也是民族的“文本化”和“田野化”文本化指民族族源的文章著作记载描述；田野化系笔者用来于文本化对应，是指事实上的族群聚散分合。形成过程。史书所记载的我国古代民族，其兴衰存废大致都有同样的过程。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说：“春秋以后，住居中原的‘夷’、‘蛮’、‘戎’、‘狄’尽被所谓‘诸夏’所混合、同化，于是人们就渐渐忘了春秋以上的情形。一般人只记得西周为戎族所灭，而齐、鲁一带称夷之族很多，又春秋时诸夏惧怕北方狄族的余影还在，而且从楚国强盛以后，因楚称蛮，人们就把楚代表了蛮。这样一来，夷、蛮、戎、狄便渐渐地与东、南、西、北发生了比较固定的联系了。”童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0页。杨建新先生也指出，西周和春秋时戎族是“西方诸族中影响十分巨大的一个民族，正因为如此，其名称方成为后人对西方诸族的通称”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吐谷浑成为西秦至隋唐时期西北地区、尤其是河湟地区诸民族的通称，也是同样的道理。
族源的认定标准，大类而言，无外乎三种：最基本最原初的标准是血缘，家族谱系就是缩小了的族群谱系；最普遍最充分的标准是文化，文化（如语言、习俗、经济、心理等）的相同相似是认定族源的常规标尺；第三种即我国历史学认定族源的学科标准——政治正统标准。族源研究虽然会因个人旨趣或时代形式而选择不同标准，推论各自认为正确的或合适的答案，但在探究学问的朴素意义上，我们对一个民族的族源探讨，正如我们对一个已有正式民族归属的家庭的调查一样，不是论证民族族源的正统性正确性，更不是要比较其血统的高贵卑下，而仅仅是满足我们对事实的渴望和对相关理论的不懈追求。比如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有一批五六十年代支边的汉族青年，现在政府的户口簿上，他们的民族全部是藏族。这里面既有对一个民族的认同，也有文化的同化，更有对民族政策实际利益的权衡。总而言之，是当时当地的现实情况使他们自愿地而且是强烈要求地改变了民族成分。但我们在调查研究他们的族源时，必须要指出其汉族族源的事实，而不是顾忌到有可能损害他们享受少数民族政策的好处、利益而掩盖事实。就事实认定而言，族源认定的科学标准应该是血缘。
如上所论时期西北河湟地区包括东乡地区土著化羌、羌化吐谷浑直至唐时吐谷浑化吐蕃的历史，以及上述西方诸族“化约”为戎族的历史，都给我们一个族源研究上的启示：族源研究不能望文生义，以统治阶级之血缘为民族之血缘，而应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四、吐蕃在东乡的活动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东乡归枹罕镇，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恢复河州名称。隋初，隋文帝设立兰州总管府，东乡归兰州管辖。大业初，又将兰州改为枹罕郡。唐时仍设立河州，范围与现在临夏地区相当，东乡仍在河州枹罕县、大夏县境内。唐代宗初，河州地区为吐蕃贵族占领，延及唐末、五代一直到宋代，河州一带仍在吐蕃势力范围之内。
随着吐蕃势力占据河湟地带，东乡地区认同于吐谷浑的大众现在又认同于吐蕃。“仪凤元年（676年）吐蕃军大举进入鄯（治今乐都、包括湟水流域）、廓（治今青海尖扎县北）、河（治今甘肃临夏县西南）、芳（治今甘肃甘南迭部东南）诸州，统治了这里的羌、党项等族，同时也迁来了一部分吐蕃部落，使这里成为在政治上以吐蕃人为主的多民族地区。”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西北“多民族地区”的表述不同于以前羌、吐谷浑等单一民族的表述。之所以没有将这一地区的活动人群单纯界定为吐蕃人，是因为羌、吐谷浑、党项等族在此活动的史料至此已经很丰富，也与学者的认识的深化有关。“天宝以后，吐蕃北侵，吐谷浑部落又迁至朔方，即内蒙古与陕西交界的靖边一带，在这个迁徙过程中，吐谷浑有的部落进入河西、有的进入河东。以后虽然还有吐谷浑人的活动，但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此后就逐渐不存在了。他们大部被吸收入藏族，或成为河东、河西的汉族，以及西夏的党项族。这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多年。现在青海的土族，有人认为即吐谷浑族的后裔与蒙古和其他民族融合而成的民族。”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由此可见，民族的融合，既是政治上的臣服认同，又是文化上的交流重构，也不乏民间通婚的互动往来。
五代、宋代时期吐蕃在西北地区的统治瓦解，吐蕃部落在甘肃境内“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数百家，无复统一”《宋史》卷492《吐蕃传》。。“河、秦、邈川、青唐、洮、岷、以至阶、利、文、政、绵、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遗种”邵伯温：《闻见录》卷13。。“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资治通鉴长编》卷149庆历四年五月壬戌。。
元代设河州路，归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府所辖，下设定羌、宁河、安乡三县，东乡属安乡县。这一时期，东乡地方上除吐蕃化、汉化的吐谷浑人外，开始出现蒙古人和中亚回回人的新面孔，东乡族这一独特的人们共同体在这些不同种族、民族的人群的互动融合中得以逐步形成。
五、东乡族族源研究中藏族成分的表述
由以上论述可知，东乡地区历史上曾经长时期生活过甘肃藏族先民——古羌人是藏族先民的一部分，吐谷浑多半吐蕃化，而吐蕃到清代即被称为藏族。对于甘肃藏族的族源，洲塔教授认为甘肃早在文字记载的初始年代起，就是羌人的居住地；唐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控制甘肃全境后，“按照自己的方式管理地方，除了驻军和从吐蕃本土迁来部落驻牧外，亦在当地羌汉人中编制部落，以便于统治。随着羌人各部落的吐蕃化，以及当地的汉人被编进吐蕃部落，甘肃境内的羌人和吐蕃人及部分汉人实现了结合，并以吐蕃部落的组织形式出现。这为甘肃藏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以后，虽历经了吐蕃政权崩溃后各部落互不统属、互为雄长的长期动荡，而各部落的组织结构和人员组成均未发生大的变化，到了元明时期，现代意义上的甘肃少数民族——藏族已经正式形成了。”洲塔：《甘肃藏族部落的社会与历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2页。
对于这些在东乡地区长期生产生活的甘肃藏族先民人群，历来研究东乡地区人文历史，尤其是研究东乡族族源问题的学者均有论述。
1953年东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记载，东乡族族源有“吐谷浑的后裔说”。调查时四家集老人马福同说，唐王令三千住西安的阿拉伯人在娱乐会上选妻，阿拉伯人抢汉、蒙、藏各族女子为妻，其后代便成了以后的东乡族。并说虽然东乡族的话多是蒙语，但也有汉话、藏话《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社会历史调查》，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53、54页。。
1981年马通先生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东乡地区，秦汉属于氐、羌；东晋到隋，属于吐谷浑；唐属吐蕃；宋属党项；元以来，藏、土、回、东乡及汉等各族杂居。从东乡族的历史传说和现状看，东乡族和氐、羌、吐蕃关系不大，而与吐谷浑、蒙古和中亚人的关系较为密切。”马通：《浅谈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甘肃民族研究》1981年创刊号，第57页。
1983年马志勇在其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东乡族形成中同时也直接间接地与哈萨克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撒拉族、藏族等民族发生了关系——东乡族中杨、阎、卡、尹、多等姓的人多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藏族发展演变而来的，如百合乡的杨姓东乡人解放以前还向桌尼土司上草纳粮。”马志勇：《“撒尔塔”与东乡族族源》，《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同年版的《东乡族简史》中指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东乡族是由聚居在东乡地区的许多不同的民族的成分，逐渐融合而成的一个民族。东乡族族源的主要成分是回回人，蒙古人。此外，汉族人、藏族人也是东乡族族源的重要成分。”《东乡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藏族也是河州、东乡一带的老住户。如前所述，自唐代以来，这里长期为藏族占据，大量藏族迁移到这一带。元代将吐蕃宣慰使都元帅府设于河州，就说明这里藏族数量是不会少的。特别是元英宗即位不久，即根据当时充当帝师的西藏喇嘛的要求，改变由蒙古人任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的惯例，任命藏族人蘸八儿监藏为吐蕃等处宣慰使都元帅，这就更使河州、东乡地区的藏族人的数量大增。东乡族自治县羊腊家地区的杨家等，都说自己的祖先原是藏族。因此，从民族地理关系方面看，藏族人也有一定数量被融入了东乡族。”《东乡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1990年马志勇讨论河州土司何锁南时认为，“何锁南是吐蕃吐番、藏族——何锁南毫无疑问是番族，而且是番族中的沙马族——何锁南家族虽是番族，但自民国以来已经汉化。”马志勇：《何州土司何锁南》，《甘肃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第4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