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孙犁的小说不以情节的曲折丰富见长，却以追求诗情画意的优美意境创造，而别开生面、独具风格。茅盾曾这样评价道：“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的确，孙犁在小说创作中，有着自己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追求，这就是强烈的抒情性和优美而自然的意境创造。浓郁而强烈的抒情，是孙犁小说的基本特色。孙犁的小说绝大多数是以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民的战斗生活为题材的，那一场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血与火的大搏斗，在孙犁笔下得到了深刻的反映。战争是残酷的，甚至是血腥的，然而，孙犁没有正面去描写战争的残酷和家破人亡的痛苦与悲哀，而是独辟蹊径，以独特的艺术视觉和艺术功力，抓住抗日军民在严酷条件下的精神面貌去着力刻画，写出了战争中的人情美，表现了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中，劳动人民战胜困难、奋发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很完美，被誉为诗化小说。这是孙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
孙犁作品中，农村劳动妇女的聪明、勇敢、坚强的性格特点，总被刻画得异常鲜明、生动感人。《蒿儿梁》中的妇救会主任，泼辣、大胆、坚强，面对敌人的封锁和追剿，千方百计保护伤员，为战士们弄粮食和蔬菜。她判断准确，来去神速，以一颗赤诚的心帮助子弟兵，支援部队打胜仗。《光荣》中的秀梅，她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怎样才叫光荣，有崇高的人生目标和美好的精神世界。至于《荷花淀》和《嘱咐》中的水生嫂，在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个性更加突出。作品生动地描写了她的成长过程。水生嫂淳朴、开朗，且有些天真。丈夫参加地区游击队，她既高兴，又有些恋恋不舍。她明白水生“干的是光荣事情”，表示会在家照顾好老人和孩子，让水生放心。后来在长期斗争中，她被磨炼得坚强了，思想也日趋成熟了，不仅全心全意支持丈夫在前方打仗，而且她同男人一样投入了抗日斗争的第一线。因此，在《嘱咐》中，当在外八年的丈夫，刚到家一夜就要开赴前方打仗时，由于水生嫂心里装着革命的大目标，她所表达的不是那种缠绵之情，而是嘱咐、鼓励丈夫：“你应该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分心，好好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长，只要你在前方，我等你到死！”这些出自一个普通劳动妇女的肺腑之言，表现出了人物思想的纯真，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孙犁的小说善于通过细节描写含蓄地表达丰富的感情，从而在有限中开拓出无限的艺术境界。《荷花淀》中的水生妻：听说丈夫明天就要到大部队去了，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这一“震”一“吮”，是两个微乎其微的动作，但这却是当时水生妻心弦震颤的外在表现。处在战争环境，对于水生的从军，女人不会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但是，她没有料到消息来得如此急迫，手指的震动，既说明她不是大惊失色，同时也说明她有些慌乱，毕竟战争不是儿戏，它将吞噬掉鲜血和生命，今夜一别，谁能保证不是夫妻永诀。但妻子毕竟是觉悟了的冀中妇女，情与理的斗争，在她心中一瞬间便胜负分晓，随着她那一吮，就和着自己的鲜血悄悄地吞咽下去了。就这样，情感的波澜，在默默中掀起，在无言中奔涌。在另一个短篇《浇园》里，孙犁用同样手法不仅表现了情感在一个人物心里的流动，而且还表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交融：香菊背着辘轳走在前面，经过一块棒子地，她拔了一颗，咬了咬，回头交给李丹……李丹嚼着甜棒，香菊慢慢地在前面走，头也不回，只是听着李丹的拐响，不把他拉得远了。这简直就是一幅人物感情交融图。读着这一段文字，人们似乎能看到两颗年青明净的心在眼前活泼地跳动。爱有多深，情有多重，尽在那咬一咬才递过去的动作上。这里有人民对子弟兵的爱，也有着青年男女之间的那种纯洁的爱，爱使他们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爱使孙犁笔下的抗战生活充满了诗意。
孙犁还善于以浪漫主义手法创造优美意境。孙犁是一位酷爱生活的作家，他总是把生活表现得富有美感，富有诗意，这种情绪反映在作品中，就是他的意境创造明显带上了浪漫主义色彩。《荷花淀》一开篇就把读者引入了一个诗情厕意的境界：
月亮升起来了，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
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子当中，手指上缠绕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好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的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
月光、水色、薄雾、轻风、荷香，构成一派迷人的白洋淀风光。女人编着席。“就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比喻的绝妙，极富浪漫气息，给画面添上了一层神奇的色彩，给文章增添了浓郁的诗情。文章虽没有刻画人物的肖像，但女人灵巧的双手，娴静安详的身姿，已跃然纸上，秀丽可爱。整个意境，动静交错，虚实相生，人间仙境，浑然一体。透过画面，人们可默默地感觉出生活和战斗在这一片银白世界里的人们，他们的心不正是这样的纯净洁白吗？这样的描写在孙犁的作品中时常可见。
孙犁的小说，一般不从正面描写残酷的战争场面，而是常常裁取战斗生活中的一个故事或一个片断，用侧面描写来表现抗日军民在战斗中的勇敢和乐观，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荷花淀》中妇女们为探望刚参军几天的丈夫，在淀里行船时，作者是这样来描写景物的：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到水面上生长去了。这里既没有华丽的词藻，更没有繁复的铺陈，只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把淀上风光和行船中的妇女的情态，写得生趣盎然。而这极为安闲优美的情境描写，又与这些高高兴兴去寻夫的女人们的心情相映成趣。但当日本鬼子的船只突然出现在这些妇女眼前时，作者对景物的描写也发生了变化：“那一望无边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作者在这里用了两个比喻，不但使景物带上了一种战斗的情态，而且为即将发生的伏击战，点染了气氛，并把景物描写与故事情节的发展，极其自然地联系了起来。紧接着就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突击战和一段像民间传说一样动人的奇遇：“他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原来这些在荷叶下埋伏着的人，正是她们各人要找的丈夫。伏击战胜利结束了，战士们把获得的战利品装上小船，“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接着就“箭一样飞出去了。”活跃在芦苇、荷花中的游击战士的形象，如在眼前。作者运用抒情诗式的叙事风格和充满诗情画意的笔调，描写了发生在清香四溢的荷花淀里的战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杰地灵的白洋淀人民战斗生活的图景，和他们英勇抗击外来侵略者的生动画面。
从1949年进入天津起，孙犁的小说创作处在和平的环境下。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以晴朗明丽之笔书写善与美的颂歌，到中年时代对人生不无怅惘的深入思索，至晚年于宁静深沉中品味世事、于无奈与愤激间抨击邪恶，孙犁小说创作发生了由单纯的审美走向“审丑”的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一时期，孙犁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继续战争时期生活题材的叙述描写，例如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及短篇小说《正月》《吴召儿》《山地回忆》等，二是表现战争结束后一段时间内人民群众的生活风貌，包括土地改革和互助合作题材的作品，如《婚姻》《村歌》《石猴》《女保管》《铁木前传》；三是以《芸斋小说》为代表的表现当代生活的新时期系列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粗看差异颇大，但贯穿其间的思想红线却起自孙犁创作之初，并一直延续至作家晚年作品之中——这就是对人性、人情、人生命运的密切关注。
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孙犁，自投身于文学创作之后，就始终如一地以人情和人性的眼光，看取世界，看取人生，醒目动人地描绘了情与理的冲突、爱与恨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在细腻人微的描写中，把人的不可言传的情感世界揭示出来，使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细细分析，他的战争文学，没有用多少篇幅去描写辉煌的英雄业绩，而是始终以普通农民为描写对象，着力表现他们是怎样从社会最底层走来，在共产党领导的正义战争中焕发出人性光彩，令人自然而然地感觉到这些作品与“五四”平民文学、人的文学之间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正因为如此，孙犁的表现革命战争生活的作品表现出与同时期许多解放区文学创作的极大不同。在许多解放区作家笔下（特别是《讲话》发表之后），人的描写、人的个性口是成为政治的载体，形象化地表现出新社会比旧社会优越的政治道理才是终极目的。然而，这一切在孙犁这里是倒过来的。他写政治生活内容是载体，表现出强烈的善恶倾向和人伦意识才是目的。因此，当后来人们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后，许多曾经走红一时的作品，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明日黄花，而孙犁植根于人道土壤上的创作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示出恒久的艺术魅力。
这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样表现在孙犁和平时期的小说创作中。只是，思想脉络的延续，并不等于思想的统一。尽管孙犁写于进城初期的某些作品（譬如作家继续描写战争题材的一部分长、短篇小说）审视生活的方式与写于战争时期的作品几乎完全相同，但就总体情况来看，孙犁写于和平时期的小说无论是对人生的认识程度，还是对人情人性的深入揭示，显然都比写于战争时期的小说有了更大的突破。虽然孙犁曾一再表白，他最喜爱写的是抗日小说，但这更多的是出自作家的情感。从理性角度分析，孙犁正是在将他的笔触由单一的表现“美”扩展到“丑”以后，小说创作才进入一个更为宽广深邃的新天地。
1949年进入天津后，孙犁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但同时也敏感地认识到胜利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改变。此外，步入中年以后更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又使他减去几分年轻人的冲动与热情，增添了更多的对于人与社会的理性认知。这使他具备了思索的条件，感受到思索的压力。于是，作家开始了对以往生活的再过滤、再提炼，而此时他的小说创作，也随之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显然对以往的一些生活经历有了新的认识，这表现在他对一些创作题材的重新处理中，更表现在他对某些人物的重新评价里e同样是反映病人与护士之间的一段生活，写于进津前的《蒿儿梁》重在表现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而写于1950年的《看护》，则着意塑造一个在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女战士刘兰的形象，她性格中最有光彩的部分是对平等的人格的坚强维护。而同样是表现解放区妇女形象，曾经在《浇园》中因温柔、上进令人喜爱的香菊，一年以后出现在他的《村歌》中，只是一个没有主张的顺从的积极分子，远不如富于个性、敢说敢干的双眉富有光彩。即便是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作家也不再仅仅从单一视角进行审视，譬如同是写农村婚姻问题的小说，《正月》写了大团圆的结束，与作家写于战争年代的小说视角相同，但此后不久写出的《婚姻》，却是一个令人愤慨的故事：担任村指导员的如意在追求自主婚姻的路上受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故事里我们没有看到“大团圆”的结局。尽管孙犁当年曾经斩钉截铁地说过：“如果没有团圆，我将十分不满，生活的希望在哪里？翻身就是时代的大团圆，大归结。”然而，进入和平年代后对生活有了深入思考的作家笔下，显然有了犹豫。毫无疑问，此时孙犁眼中的社会人生，已不再单纯美好。值得敬佩的是他没有因一己之私，因所谓的“政治需要”而回避丑恶。踏上人生一个新台阶的孙犁，开始以可以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态度，对生活进行立体化的多角度表现，这中间甚至包括他曾经倾尽全力歌颂的根据地农民。
八年抗战，是孙犁一生念念不忘的“美好极致”，那时，他“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但土改开始之后，他又看到“经过八年的真正血与火的锻炼，农民并不能完全断绝了自私自利”，在《女保管》《石猴》《婚姻》《村歌》等作品里，他开始面对土改中日益突显的人性的异化：小官亭的浮财分过了，“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他的花样好”；大官亭工作组的干部私自动用浮财，结果一只小石猴险些酿成一场风波；保管股起了伙食，“谁来了，赶上吃饭，不饿也吆喝一碗”；分配开始以后，由于个别干部的私心，几乎坏了大事：“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此外，“因为牲口还没分，没确定所有权，人们只知道瞎使，不结记喂饮”，许多地方牲口都生了病。
当然，更使孙犁忧心忡忡的是胜利后人际关系的改变：聪明、能干、要强、上进的农村姑娘双眉，只因为不注意工作方法，当场和工作组干部顶嘴，得罪了人，被说成是“流氓”，还被排斥在生产组之外。虽然她工作积极，带动大伙，可封建思想的影响还是使她入党困难。《婚姻》中的村长，“抗战这几年，因为他有些军事经验，特别是一手好外场，很得区县干部的器重”，但胜利之后，他却成为宗派头领，动员全村人马车辆，给他拉砖送土盖房。还有干群关系在胜利后发生的微妙变化。《村歌》里的工作组王同志主观武断、脱离群众，以至于群众愤愤地说：“光凭王同志这个领导，老天爷就不会下雨！老天爷看见她在这里领导，有块下雨的云彩，也得隔着长岗村刮过去！”《婚姻》中年轻的区干部伙同村长迫害如意，竟以“自由恋爱”为罪名，下令把人看押起来。孙犁密切关注着这种种问题，并在胜利后的一片赞歌声中，将它们真实地描写出来：当然，由于种种原因，刚刚在土改时期受过批判的孙犁是谨慎的，所有这些内容的表现都十分委婉，并有美好的形象与之对应，但任何读者都能明显地感觉到，此类作品的风格已经多了些前期创作所没有的沉重，而作品的内涵也由单纯净美变得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