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写于和平初期的这些作品，更多的还是基于忧思之上的对于人的道德去向和社会关系的表层关注，那么，稍后问世的《铁木前传》，则很快将表层的关注引向思考。谈到这本小书，孙犁十分坦诚地说：“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些变化所苦恼。……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
从题材选择来看，《铁木前传》是一部描写合作化进程的文学作品，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但它却不像同时期或以后的此类作品那样，将努力表现合作化道路的光明前景作为小说主体，而是在字里行间显现出对于人情、人性、人生道路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探究。战争年代、贫苦岁月里相濡以沫的铁木二匠，胜利后再见面，已经站在不同的地位上，多年的友情终于破裂了。然而，友情决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不仅铁木二匠说不清楚，“村里人都说不出那真正的道理”。确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从战争时期对于农民身上所焕发出的人性光彩的乐观描写来看，孙犁显然曾十分坚定地相信：革命会促使人向社会的人及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复归，但生活使他经历了理想的失落。从表面看来，铁木之间的决裂是因为黎老东奴役了朋友，其实，在傅老刚刚刚走进黎老东家门，黎老东翻起大毛羔皮袍给亲家看时，决裂的种子已经种下了：这就是非人性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对正常人性的侵扰。也许在现实生活中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孙犁这样一位人道主义作家来说，它却难以被容忍。从本质上来看，孙犁的文学思考其实并不以与历史认同为目的，而是将人性看得高于一切。战争年代当政治需求与人性需求同步时，这一点也许表现并不突出，但在和平到来之后，这种人性的文学思考与政治的文学思考之间的差异就明显地显现出来。在孙犁这里，他所孜孜以求的是使人如何更像人，如何摆脱现实的羁绊走上人性与人格的自由完善之路，如何在历史与道德的困惑中保持住人的自主性，因而当他发现历史的进步并非与人性的全面发展同步时，浓浓的失落感立刻笼罩了他的作品。
与此同时，《铁木前传》还通过小满儿的形象，从另一角度，表现了来自传统，又存在于新生活中间的非人性力量对正常人性的摧残。小满儿年轻、美丽、聪明、能干，但又落后、放荡。她身上集聚了人性的自然美与人性被扭曲后的痛苦，留下大片任人想象的艺术空白。小满儿爱美同时又拥有美丽，这本身并不构成任何过错，但这却使小满儿在封闭落后的乡间成为男人们避嫌、女人们嫉妒的对象。她有充盈的生命力、止不住的热情、无边的幻想、对幸福的渴求，但她更有心灵的重创和难以为人理解的巨大痛苦，以至于常常一个人深夜在野外徘徊、啼哭。那么，小满儿的心灵重创从何而来？作品中显而易见的解答是包办婚姻，但这远不是答案的全部。大壮和媳妇一场争吵，起因在于大壮为小满儿的美丽所陶醉，尽管“她低着头，连一句话也没讲”，但她还是从此成为祸根。村里的青年团也把她看成落后人群的“主心骨”、“组织者”，只是因为要吸收六儿参加学习和工作，才想到从改造小满儿人手。聪明伶俐的小满儿当然很明白这一点，这使她备感孤独，感到自己“是没有亲人的，是要自己走路的”。她曾经十分动情地对上边派来的干部说：“你了解人不能像看画儿一样，只是坐在这里。短时间也是不行的。有些人，他们可以装扮起来，可以在你面前说得很好听；有些人，他就什么也可以不讲，听候你来主观的判断。”
小满儿最终又一次消失在漫漫人生路上。没有人能说清等待着这个年轻女人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但借助这一形象，孙犁却使我们看到了来自愚昧落后、来自封建陈腐观念的非人性的力量在新时代到来之后，仍对正常人性进行着摧残。但人们常常只是看到人性被扭曲之后的丑恶，却忽视了对非人性力量的抨击与检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理解与沟通的必要。
以《铁木前传》为标志，孙犁和平时期的小说创作终于步入一个思索人生、表现人生的新阶段。沿着战争时期小说创作对人的一贯关怀与重视这条思想红线，孙犁在和平时期的作品中更为集中地表现了对自由个性的首肯，对审美人生的追求，对民族文化心理中压抑人性、违背人性的成分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