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批判的锋芒在“文革”后问世的《芸斋小说》中，发展到了极致。《芸斋小说》一反孙犁早期小说描写真善美的创作原则，以审丑为鲜明特色，操愤激之笔，抨击揭露生活中的丑恶，充分表达了作者晚年一如既往的对社会人生的密切关注，以及由此而来的深深的忧思之情。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入木三分的辛辣笔触，声讨着“文革”对人性的摧残：纯洁善良的孩子三马被一群丧失人性的造反派逼迫自杀（《芸斋小说·三马》），高跷能手只因为幼年时期的一点往事，稀里糊涂死于非命。（《芸斋小说·高跷能手》）不过，令人感到最可悲的还是人的良知的泯灭：同在干校，同为难友，却有人为了证明自己表现好，不惜告发同事，甚至栽赃陷害。（《芸斋琐谈·谈迁》）城里的居民学会了化公为私，“比如说院墙，夜晚推倒一段。白天把砖抱回家来，盖一间小屋；院里的走廊，先把它弄得动摇了，然后就拆下木料，去做一件自用家具”。（《夜晚的故事》）渐渐地，这风气竟然走进洁身自好者的家门：大地震之后，老赵也偷拿一些较大的木材，当然不是很大的木料，放到屋里去，“他的灵魂，在逐渐地，不知不觉地沉落着。他不再去追悔，也不再去希望，他不再读书，当然更不再写作”。（《一九七六年》）走进《芸斋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着力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人物被扭曲的心灵的同时，更注重揭示扭曲人物心灵的强大的历史力量和社会力量，注重将作品中描绘的各种人和事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过程来认识和把握。这就使篇幅短小的《芸斋小说》独具一种鲜明的文化批判精神。高跷能手是不幸的，但只要有机会谈起他当年为日本天皇演出的情景，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就显得异常兴奋，得意非常，于是我们看到这一人物由过去的历史与今天的历史造就的双重悲剧意义。（《芸斋小说·高跷能手》）渴望早日解放的李深，因为梦想交代好了，坦白彻底了，可以被解放，官复原职，妻子团圆，所以不惜在交代罪行时越说越尖锐，越说越深刻，结果变成现行反革命，当场被逮捕。一个扭曲的时代和一个扭曲的心灵共同演出了一幕人生悲剧（《芸斋小说·修房》）。此外还需一提的是《王婉》。曾经被迫害几乎自杀的一个普通女干部，因为历史的某种原因，突然一夜走红，但最终又由于身后冰山倾倒而归于毁灭，幸乎？悲乎？作家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非人力的社会力量对每一个微小的个体生命的左右，对于原本可能健全发展的美好人性的摧残。文行此处，孙犁的小说创作已在“审丑”的过程中，体现出作家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即如何摆脱现实的羁绊走上人性与人格的自由完善之路，如何在历史与道德的困惑中保持住人的自主性，这就将他以往作品中对人性的探究，引向了哲学高度。纵观孙犁和平时期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作为青史留名的一代作家，孙犁作品最为可贵的部分，实际上并非是早年曾经为他赢得喝彩的《荷花淀》等战争年代的小说，而是大量的写于和平年代之作。透过这些作品，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解读这位毕生坚守人道主义创作理想的作家。正是由于几十年来对于人性、人情、人民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与深入思索，正是由于作家始终如一的社会良知，他的和平时期小说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不断地向生活的深层发展，层层深入地揭示人性的种种困境和人性欲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从而实现了表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生存困惑，使社会更有利于人性发展的美好愿望，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跨越现代、十七年和新时期三阶段，并在三个历史阶段均有显著表现的杰出作家。
周立波（1908—1979），原名周绍仪，字凤翔，又名周奉梧，湖南益阳人。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活动：参加了“左联”，写过一些散文和文艺评论，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翻译了捷克作家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作品，在传播报告文学这种富有战斗性的新型的文学体裁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周立波到晋察冀根据地，写过一些通讯报告，结集为《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后在“鲁艺”任教。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思想发生较大变化，认真深入生活。1946年至1948年到东北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写出了《暴风骤雨》。周立波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有短篇小说集《铁门里》《山那面人家》等。
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反映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代表作品，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小说全面而深入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黑龙江人民进行土改斗争的宏伟的生活场景。
《暴风骤雨》的人物和情节都比较单纯，但反映土改斗争的规模比较大，过程比较完整。作品从工作组进村掀起土改斗争写起，除了写斗争恶霸地主外，还写了土改复查，分土地，挖浮财，起枪支，打土匪，一直到最后掀起参军热潮。作品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反映的时间是1946年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后土改斗争的第一阶段，第二部则是写1947年10月末《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后的情况。作品以东北地区松花江畔，一个叫元茂屯的村子为背景，展示了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画面，使人们清楚地看到被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千百年的中国农村是怎样在政治、经济、思想以至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经历着伟大的变革，歌颂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冲决封建罗网，朝着解放的大道迅跑的革命精神。
《暴风骤雨》成功地塑造了赵玉林、郭全海等贫苦农民形象。赵玉林在日本帝国主义和恶霸地主韩老六的双重压迫下，老母饿死，妻子讨饭，全家三口都“光着腚”（因此他外号赵光腚）。他蹲过监狱，受过残酷的私刑。郭全海的父亲在旧社会被韩老六害死，自己13岁就当了韩家的马倌，跟韩家是两代血海深仇。他们在工作队进村前还无可奈何地过着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一旦受到工作队的启发，他们内心深处的革命火种就熊熊地燃烧起来，任什么力量也不能扑灭，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土改运动的群众基础，强调了这一伟大革命的必然性。尽管作者也写了他们的弱点（如赵玉林的缺乏斗争经验，郭全海在坏分子掌权后斗争意志一度消沉），但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们勤劳朴实、积极勇敢、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高尚品格。至于其他一些人物如白玉山、小马倌呈家富，妇女如赵大嫂、白大嫂、刘桂兰，也大多斗争积极，个性鲜明。
从艺术形象的塑造看，赶车把式老孙头，是全书中写得最丰满的一个人物。这是个暂时还残存着落后自私的缺点然而又热切盼望翻身解放的老一代农民。他有些胆小自私，爱吹牛，好面子，但当看到地主势力开始真正崩溃时，他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积极投入了斗争。赶车的生活经历，使他沾染了旧社会的一些坏习气；然而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开朗的性格，也使他很风趣。作者是怀着满腔热忱和热爱的心情来写这一人物的，艺术上采用了典型化的手法，既概括又具体地写出了这一类农民的特点，因此人物形象刻画得颇为成功。除此之外，老一代农民形象老田头的性格，也写得相当鲜明。
小说的结构单纯，故事突出，线索清楚。全书以土改斗争发展的过程为主线，写了一场场斗争，让所有人物在斗争中活动；同时，在斗争中也插有一些生动的情节或细节，增加读者兴味。有些场面描写如“分马”一节，写得层次分明，人物活动形象具体，有声有色。另外，作者善于向群众语言学习，作品中运用东北农民的口语，语汇丰富，生动活泼，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及地方色彩。特别是许多对话，都是个性化的语言，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总的说来，《暴风骤雨》是一部反映解放区土改题材的代表性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周立波继续坚持深入工厂农村，和新时代的群众结合。从1951年到1954年，他三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并参加了大修高炉的工程。后来他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1956年，即开始构思创作反映湖南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于1957年和1959年陆续完成了小说的正篇和续篇，由作家出版社于1958年7月和1960年4月先后出版。
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虽然不是最早用艺术手段来描写合作化运动的作品，也不是最具有理论深度的长篇小说，但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个性，即从自然、明净、朴素的民间日常生活中，开拓出一个与严峻急切的政治空间完全不同的艺术审美空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在学习民间方面并不成功，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地方色彩和方言土话上，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是脱节的。1955年他举家迁移湖南家乡落户，深入了解与研究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的精神状态。也许是写自己家乡的缘故，《山乡巨变》成功地显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语言和创作个性，在同类题材中是相当引人注目的。作家把一场政治运动放在民间生活舞台上演出，回避了思想的深刻性，却换得了人情的自然、醇美与和谐：同避了人物矛盾冲突的尖锐表达，却散淡地写出了活灵活现的农民性格。周立波作为一个站在时代共名的立场上的知识分子，能塑造李月辉和刘雨生这样的干部形象而不是那种“高大全”的新型农民和当代英雄，不仅表现出他对自在自然的民间文化形态的尊重，也反映了作家个人身上善良、宽厚、天真的美好品格。出于这样一种美好的主观愿望，小说主要画面里没有剑拔弩张的阶级冲突（除了硬加的龚子元夫妇等“阶级敌人”的故事，是明显的败笔），盛佑亭、陈先晋、王菊生等老农民形象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作家首先从劳动的态度上，热烈地赞美了这些农民身上的优秀品质，他们几乎都是在非人的劳动强度下开荒耕种，甚至付出了几代人的血汗与生命，刚刚获得一点微薄的土地，现在政府突然要求他们把田地、山林、家畜一律加入合作社，精神的斗争与感情的痛苦都是非常自然的。出于政治立场作家虽然不可能更深刻地写出这种精神斗争的残酷性，但也没有从精神上人格上丑化他们侮辱他们，反而是从民间的角度，写出了他们身上淳朴的人情美，给予他们善良的同情。人情美、乡情美和自然美，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主要画面，也可以说这里隐藏了沈从文笔下的湖南大山深处民间社会的菁华。大量的民间传说、乡村风俗、自然风光，都恰到好处地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看似闲笔，却在丰厚的民问文化基础上，开阔了小说的意境，使合作化的政治主题不是小说里唯一要表达的东西。小说第一章写了县工作组下乡推动合作化运动，女干部乘小船随着缓缓流水进人山乡，隐含了外来政治风雨将席卷自在民间社会的征兆。小说叙事处处将两种笔墨重叠起来，政治是一景，乡情也是一景，而且是更加美好和本色的景致：如那个深深坠入情网中的胖姑娘盛淑君对爱人的火辣辣的热恋和复杂细腻的心理；如桂满姑娘因吃醋与丈夫大闹，闹到丈夫服毒自杀，她还在一旁乱发脾气的蠢相；如盛佳秀被丈夫遗弃后的患得患失，重新有了爱情后又变得温顺体贴等等。人生众相，千姿百态即便没有合作化运动的穿针引线，也同样展现了民间生活的丰富蕴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