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生活失望后，郁达夫转而向恬静优美的大自然寻求解脱，《东梓关》《迟桂花》《飘儿和尚》等小说具体反映了这一思想倾向，艺术上有较高的成就。《东梓关》情节简单，写主人公去找隐居乡间的徐竹园治病的经历。作品以散文的笔法写沿途所见山民的淳朴真诚，听到姐妹山的童话故事，以及徐先生的自在悠闲，流露出作者对远离尘嚣、与世无争的生活的渴慕。《迟桂花》属作者较为满意之作，写“我”应朋友翁则生之邀赴其家乡参加婚礼，其间与女主人公（翁则生之妹）交往的经过。她那天真无邪的感情与宁静优美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作品托物喻人，满山飘香的桂花象征人性的返璞归真，具有清新和谐之美。《飘儿和尚》写“我”与留学时代的同窗若干年后在一个破庙里巧遇，原来这位昔日情场劲敌、战场英雄如今成了一个地道的僧人。小说抒发了作者对人生无常、世事如烟的哀叹，蕴含着淡淡的禅宗味。
从行文风格看，这一类作品明显受卢梭古典浪漫主义的影响。郁达夫曾说，卢梭的“返回自然”，“对大自然的迷恋，似乎是我从小的一种天性”。在他看来，“山水，自然，是可以使人性发现，使名利心减淡，使人格净化的陶冶工具”。欣赏卢梭《忏悔录》中对大自然牧歌式的描写和对自己的恶德丑行作赤裸裸地暴露的坦诚。对于卢梭《孤独散步者的梦想》也格外推崇，认为它“实在是最深切，最哀婉的一个受了伤的灵魂的叫喊”。德国作家罗道尔夫·林道的小说也深刻影响着郁达夫这一时期的创作，认为“他的小说的主调，是幽暗沉静，带一味凄惨的颜色的，中年以后，又受了东方的影响；佛家的寂灭思想，深入他的脑里，所以读起他的小说，我们并不觉得他是一个外国作家”。他的小说《幸福的摆》曾被郁达夫译为中文，发表在当时的《奔流》杂志上。《迟桂花》在艺术情调上与其颇为相似，作者自己也认为“《迟桂花》的内容，写出来怕将与《幸福的摆》有点气味相通。我也想在这篇小说里写出一个病肺者的性格来”。史蒂文森小说注重气氛的渲染，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郁达夫在《小说论》中谈到小说的三种写法时，直接采用了他的观点。其中第三种是“或者你先有了一定的氛围气，然后再去找出可以表现或实现这氛围气的行为和人物来”。《迟桂花》即按照这一方法创作而成。郁达夫还积极借鉴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契诃夫的小说，认为“妙处也就在他的滑稽里总带有几分情味”。他的颇具现实主义规模的《唯命论者》和《出奔》，在风格上便带有契诃夫的幽默与“情味”。
郁达夫不仅是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创作的圣手，而且在散文领域也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他的散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大致可分为纪实散文、传记体散文、议论性散文、游记、日记等五类。
郁达夫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他的纪实散文无论在取材上还是艺术风格上都与自叙传小说极为相似，以至于有些作品如《还乡记》《还乡后记》《小春天气》等或视为小说，或归入散文，很难区分。写于1922年的《归航》就是一篇纪实性很强的散文，写了作者离别日本回国时的复杂矛盾心情。“十年久住的这海东的岛国，把我那同玫瑰露似的青春消磨了的这异乡的天地，我虽受了她的凌辱不少，我虽不愿第二次再来吻我的脚底，但是因为这厌恶的情深了，到了将离的时候，倒反而生出了一种不忍与她诀别的心来”。“我”的心如打开阀门的河流，随着航船的行使，任意漂流。他的纪实散文还可以看作是作家心灵的自供状。《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告白的方式鼓动青年毫不犹豫地去反叛这吃人的现实，哪怕行为出格也在所不惜，语言急切、愤激，富有爆发力的情感充溢于字里行间，令人心情激荡。《一个人在途上》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悼念辞。作者以素朴的语言，点点滴滴追忆孩子龙儿生病前后的生活细节，将一个父亲的思念之情表达得十分深刻，催人泪下。
和纪实散文风格一致的传记体散文包括自传和他人传记。前者主要以九篇“自传”作副标题的散文为代表，叙述自童年至日本留学的生活经历。童年的天真好奇，少年的苦读用功，初恋的憧憬与朦胧，离别故乡后对亲友的怀念等等，皆以充满诗情的语言抒发出来，生动鲜活，历历在目，可与鲁迅的《朝花夕拾》互为映衬。传记他人的作品多以已故的文学挚友为对象，如《志摩在回忆里》《光慈的晚年》《敬悼许地山先生》，尤以《回忆鲁迅》一篇最为感人，与萧红的散文《回忆鲁迅先生》形成双璧。作者以一个熟人和朋友的身份，回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鲁迅，既有个性化的肖像、动作和语言描写，又有不同场合下的情感和心理刻画，于平凡中体现出“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在”的伟大品格。朴实生动的语言中蕴含着对鲁迅的爱戴、敬仰和无尽的怀念。
议论性散文数量不少，从内容上看，有针砭时政、讨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如《广州事情》《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学》《在方向转换途中》等；也有阐述文艺观点，介绍文学创作经验的，如《艺术私见》《文艺赏鉴上之偏爱价值》《小说论》《戏剧论》等等。虽然各部分观点并不统一，但现实针对性强，其中一些文艺思想颇为独到、成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最能代表郁达夫散文风格的当数山水游记。他的山水游记可追溯到20年代，但主要成绩是30年代迁居杭州后。《屐痕处处》《达夫游记》两部散文集，是其重要的收获。
郁达夫的游记多描写江浙及东南沿海一带的自然风光，从历史角度介绍山川景致、古迹名胜的发展演变，讲述传说掌故，欣赏诗词题记等；也有从现实人手，在畅游祖国秀丽河山的过程中，追究人文景观遭到破坏的社会根源，表现出作者博大的人文历史情怀。阿英曾指出：“郁达夫的小品文，是充分的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乱动的社会里的苦闷心怀。即使是记游文罢，如果不是从文字的浮面来了解作者的话，我感到他的愤懑也是透露在字里行间的、他说出游并非‘写忧’，而‘忧’实际上是存在的。”对于景物描写，作者善于抓住各处最具特征的景致展开描绘，而不是面面俱到。《超山的梅花》虽然对超山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山名由来、交通状况、寺庙兴衰等一一作了介绍，但作者的笔墨集中于超山梅花。描写梅花从单枝临摹到整片梅林勾勒，点面结合，凸显超山梅花之多且美。《花坞》简略介绍花坞的地理位置、路线、游人盛况等之后，将重心移在通过对比和联想写出花坞的好处，花坞幽深清绝、雅静安逸的迷人风韵。景致描写颇具印象派绘画特征，通过对大自然的瞬间印象来捕捉画面，强调色、光、影的主观感受。《小春天气》从陶然亭的芦荡残照、夕阳剪影、远山落日中绘制出一幅美丽壮观的北国晚景图。郁达夫还汲取古代小品文细、清、真的写景特点，突出清新自然之趣。《故都的秋》通过市民们对秋天的感知，以及对秋槐、秋蝉、秋雨、枣树等景物的描绘，写尽了浓浓的故都秋意，也道出了老北京文化的“真味”。
郁达夫一贯提倡日记文学，认为它是“最便当的一种题材”，可以自由书写、随意记录。他发表的日记主要有《日记九种》和《达夫日记集》。他的大部分游记，事实上也是日记体。
作为一个富于才情的小说家，郁达夫以大胆的自我暴露，感伤的抒情，结构的散文化和清新、流丽的文笔开创了中国现代浪漫抒情小说流派。他和鲁迅为代表的写实风格的作品，共同反映着“五四”时代人性觉醒的历史。郁达夫行文恣意洒脱，语言简约清丽，风格自成一体的山水游记，连同小说一道，丰富和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
叶绍钧
叶绍钧（1894—1988），字秉臣，后改字圣陶，主要笔名有叶圣陶、桂山、允倩、泥醉等，江苏苏州人。17岁中学毕业后任初等小学教员，1914年开始用文言写作。曾先后在《礼拜六》《小说丛报》《小说海》等“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发表《穷愁》《博徒之儿》《终南捷径》《贫女泪》等十几篇文言小说，及一些旧体诗词。早期的创作受到清末民初言情小说强调娱乐性、趣味性的影响。有“游戏文学”的倾向，故一度被视为“鸳蝴派”作家，但与当时“鸳蝴派”醉心于言情、侦探类作品又有所不同。他的作品多写平凡的人生故事。反映对旧社会的不满和对下层穷苦人们的同情。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憎立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叶绍钧早期小说创作受到西方经典作家如华盛顿·欧文、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大、托尔斯泰、莫泊桑、海明威等人的影响，尤其是华盛顿·欧文的影响更为巨大。他一开始文学创作便受到欧文《见闻杂记》的启发，“……那富于诗趣的描写，那看似平淡而实有深味的叙述，当时以为都不是读过的一些书中所有的，爱赏不已，尤其是《妻》《睡谷》《李迫大梦》以及叙述圣诞节和威斯明司德寺的几篇，……华盛顿·欧文的文趣（现在想来，就是“风格”）很打动了我。我曾经这样想过，若用这种文趣写文字，那多么好呢！”
1918年发表《春宴琐谭》，到第二年加入新潮社，叶绍钧从此开始大量的白话文创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1月与刘延陵、朱自清、俞平伯等一起创办《诗》月刊（由中华书局印行），属我国新文坛第一个诗刊。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谈到“新潮社”的一批作家时，认为“叶绍钧确有更远大的发展”。他是一个多产作家，陆续出版了《隔膜》（1922年，属现代文学史上第二本短篇小说集）、《火灾》（1923年，是现代文学史上第四本短篇小说集，第三本是鲁迅的《呐喊》）、《线下》（1925）、《城中》（1926）、《未厌集》（1928）、《四三集》（1936年，含童话作品）等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倪焕之》。除小说创作外，叶绍钧在童话、散文、诗歌等方面均有成绩。散文集有《剑鞘》（与俞平伯合著）、《脚步集》《未厌居习作》《西川集》《小记十篇》等。他的散文感情纯朴，清新隽永，意趣横生，语言简洁，大多具有坚实的社会内容。新诗集有《雪朝》（与周作人、朱自清等人合集）。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历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之一，叶绍钧的创作道路是不断地探索、实践和坚持文学“为人生”以至“为人民”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履行“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的义务。他指出：“大家有个新的观念，视小说为精神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必需的事务。换一句话说，就是小说和人生抱合了，融合了，不可分离了。”叶绍钧的作品思想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五四”至“五卅”运动为第一阶段，“五卅”至抗战时期为第二个阶段。前期作品是对“五四”时代思想和精神的反映；后者则进一步深入现实，贴近时代。小说集《隔膜》《火灾》《线下》是他追求小说“现代化”所作的一系列尝试，也是他“为人生”小说第一批丰硕的果实。
对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猛烈抨击是叶绍钧早期小说的重要内容。写于1919年的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也即《一生》），反映农村妇女屈辱无告的人生。作品中的“伊”为了反抗丈夫和婆婆的虐待，为了维护自己最起码的人格尊严，毅然决定与丈夫离婚，然而这一切行为却遭到了包括自己父母在内的所有人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女人便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小说通过农村劳动妇女牛马不如的悲惨命运，揭露旧社会封建礼教对人们思想的钳制和封建家族制度吃人的本相，初步显示了作者写实的艺术风格。《晓行》通过“我”与农夫的谈话得知，地主邵和之不顾农村受灾，依然不放松对地租的索取，他给佃户们“算出来的数目就好比石头的山，不能移动一分”，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跳河自杀。小说反映了地主剥削农民的残酷性。行文风格清醒扑面，颇似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的随笔体。《悲哀的重载》也是以“我”为线索，通过“我”在乡间航船上的见闻，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凋敝和传统习俗的野蛮导致农民悲惨的生活。
直接表现对科学和民主强烈追求与呼唤的主题，在“五四”文学初期并不多见，这一题材构成了叶绍钧早期作品的重要内容。《祖母的心》写西医明辉的孩子患了剧热病，但是在如何退烧的问题上，母子俩意见发生分歧。母亲主张用传统方法，因为人们“从来如此”，反对儿子明辉的西医疗法，原因是她“从未听说过”，揭示了封建蒙昧主义的根深蒂固。《春》写主人公葆灵用科学方法成功养鸡及组织办厂的过程，赞扬了自强自立的社会新女性。《风潮》则热情洋溢地表现了一群中学生争民主、反封建等级观念的斗争。学生们为抗议历史教员敷衍塞责、不认真教学的态度，考试时以交白卷的方式进行抗议，从而掀起“闹学风潮”。这一行动却遭到校长的斥责，认为“师道尊严”乃天经地义。然而接受“五四”民主思潮影响和洗礼的青年学生，已经理直气壮，不怕训诫，有力地表现了新一代青年追求民主平等的愿望。
表现不合理现实的“隔膜”和追求抽象而虚幻的“爱”与“自由”的理想，构成了叶绍钧“五四”时期小说的主要内容。《隔膜》写“我”走亲访友过程中的见闻与感触。从表面看，主客间的关系是那么融洽，主人热情招待，客人谦让有礼，但透过他们言谈的实质，会感到这简直是一种单调机械如公式化的交流，目的不过是为了保持传统礼教，不得不去敷衍应对。“我”对这种无聊的活动突发奇想：何不用邮寄“蓄音片”的方式代替实际的交流？因为这种形式化的交流，并不能达成心与心的沟通，反而愈见孤独，即使“我”身处人多热闹的茶馆也难以消除心灵的寂寞，看来“我”与社会的“隔膜”无处不在。《一课》和《小铜匠》表现教师与学生之问的“隔膜”。前者中的地理教员上课时根本不顾及孩子的心理，一味照本宣科，致使孩子们在课堂上各行其事，心也早已飞出窗外。后者中的小主人公陆根元并非低能，只因家境贫寒，加之母亲的病逝，成了孤儿，学习成绩受到影响。教员们从来不去关心孩子的内心，将他斥之为低能儿、劣等生，而算术老师竟骂他为“笨伯”，这使他不得不辍学。《两封回信》写一对恋人间情感上的“隔膜”。《啼声》写父母与儿女问由于代沟引起的“隔膜”。《孤独》里的老人与周围的人“隔绝”后，只好将自己封闭在积满灰尘、充满异味、缺乏光线的房子里，发出“世界虽大，仿佛处处在拒绝他”和“完全没有我的份了”的感叹。以上作品体现了人被彻底驱逐到了孤独的极限，存在便是绝望。作者笔下所描写的这种“隔膜”感，不单单是个人的苦闷，而是当时具有觉醒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也是作者对现存社会秩序是否合理的质疑。这种生存的“隔膜”在王统照、庐隐、冰心等作家的小说中均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