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蹇先艾将笔触从底层贫民转向故乡基层统治者时，其作品的情感也就从深沉的悲悯变成剔骨的嘲讽。《一位英雄》和《初秋之夜》是蹇先艾较有代表性的讽刺小说。如果说前者属于作者学习讽刺小说的最初尝试，那么后一篇则堪称是讽刺小说的佳作。作品通过劝学所所长宴请新任县长和当地乡绅的过程，描画出一幅基层官绅们的“百丑图”。在席桌上他们摘掉道貌岸然的面具，面对美酒佳肴或狼吞虎咽，或对酒痛饮，猜拳行令。酒席之后，那个曾出过文告，要求禁烟的新县长首当其冲抽起了鸦片。那些本县有头脸的绅士却竭尽巴结逢迎之能事。当县长似懂非懂地套用古语评点墙上的诗句时，他们个个做出佩服的样子，甘愿为之俯首称臣。其中一个见多识广，喝过洋墨水的知识青年，一听到县长的小妾喜欢画山水，于是当场提议要为她办画展。更有甚者，那个在女中当校长的“前清翰林”，平日最讲究品行，可是在宴席之后他的表现庸俗到亲自为官员们进奉上好的烟土。作者对人物的言谈举止及心理的精细刻画，入木三分，深刻揭露出基层官场的腐败污浊和官绅们的虚伪、无聊、势力、滑稽等丑陋嘴脸。
抗战前后，蹇先艾创作甚少，主要有短篇集《幸福》和中篇《古城儿女》。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紧跟时代步伐，将抗战主题引入乡土小说，表达作者真挚的爱国热忱，但艺术上远不及纯粹的乡土写实小说那样感人至深。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蹇先艾小说，始终以乡土题材为主，一直坚持不懈，创作了许多为人称道的佳作。作为一名专职乡土作家，蹇先艾对贵州风土人情的描摹是真实、细腻、生动的，他在作品中塑造出了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透过这些人物的生活状况，揭示了种种不平的社会现象，第一次展示了贵州边远山区鲜为人知的故事。
彭家煌（1898—1933），字蕴生，别字韫松，又名彭介黄，曾用笔名韦公，文学研究会会员。湖南湘阴县（今属汨罗县）清溪乡人，出生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24年春，应聘上海中华书局工作，开始从事文学创作，翌年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先后任《小说月报》《教育杂志》助编及《儿童世界》编辑。该时期发表了大量童话和儿童文学，故事生动，滑稽有趣，但未结集出版。1926年，小说《Dismeryer先生》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引起世人注意。后加入“左联”。由于为人正直，不满黑暗现实，被反动当局诬陷为共产党非常委员会中央委员，于1931年被捕，饱受牢狱之苦，胃病越来越重，被营救出狱后不久去世。
彭家煌在短促的一生中著有五部短篇小说集《怂恿》《茶杯里的风波》《平淡的事》《出路》《喜讯》和一部中篇小说《皮克的情书》。他的小说充满真诚和温馨，笔调诙谐幽默，含蓄隽永，富有喜剧色彩，善用调侃的喜剧手法描写痛苦到骨髓中的悲剧。严家炎评彭家煌自开始创作小说，就同时显露出两副笔墨、两手本领：一是表现具有湖南浓郁乡土气息的农村生活，二是用细腻而带有嘲讽的笔法写市民和知识分子。乡土小说在彭家煌全部小说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却代表他小说的最高成就，标志作者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比二十年代一般乡土作家更为活泼风趣，也更加深刻成熟”。人物色彩斑斓，栩栩如生；洞庭湖边潮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口语的运用，尤为成功。《怂恿》《活鬼》《陈四爹的牛》《喜期》等，都属这方面的力作，而最能体现喜剧风格的当属《怂恿》和《活鬼》。黎锦明评价彭家煌的乡土小说：“彭君那特出的手腕的创制，较之欧洲各小国有名的风土作家并无逊色”，“如果家煌生在犹太、保加利亚、新希腊等国，他一定是个被国民重视的作家。”
被茅盾选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的《怂恿》，是彭家煌乡土小说的代表作，艺术手法相当圆熟。小说围绕猪肉买卖，展现乡间富豪强梁们的无情倾轧。溪镇封建乡绅牛七与冯姓财主斗法，却将一对老实农民夫妇当作棋子任意摆弄，最终演出一场闹剧。牛七是个乡村恶讼师，为人狡诈，诡计多端，学过一点武艺，在地方上横行无忌，“是溪镇团转七八里有数的人物”，光绪年间用钱买过一个“贡士”。尽管如此，在两次较量中还是输给了外号叫“雪豹子”的冯雪河家族，甚至被县官革去了“贡士”。而冯雪河家挂过举人匾，“发起脾气来，连年尊派大的活祖宗雅（也）敢骂”，在县里官场也吃得开，曾把牛七整得赔礼道歉。牛七对冯家早已怀恨在心，总想设法报复开设裕丰店的冯家。机会终于来了，端阳节前一天，裕丰肉点的店倌禧宝到政屏家收购了两头肥猪，欠款未付，就将猪宰了卖钱。这其实是乡村中司空见惯的交易，但牵扯着乡村两霸的宿仇，因此成为肇事者的导火线。牛七决定抓住这事大做文章，暗地里教唆政屏夫妇到冯家闹事，先怂恿政屏要求对方把死猪“还原”，又出馊主意叫政屏娘子到冯家上吊自杀，栽赃对方一条人命，以扩大事态。同时派人到她娘家叫了五六十个短衣赤足的大汉去冯家闹腾。政屏考虑到平常有求于牛七，所以对牛七这条地头蛇既怕又不敢开罪，只好一切言听计从。他娘子更不愿意到冯家去上吊，得知这个恶毒的计划后关着房门痛哭一场，但农村“出嫁从夫”的封建思想将她制造成了一个傀儡，只好任由大家摆布。事情果然闹起来了，可这场斗争的结果出乎牛七的意外——政屏娘子刚要上吊冯家，就被冯家长工及时发现，将她结结实实搂在怀里，抢救的过程中，受到“上下通气”的侮辱。政屏夫妇为贪小便宜向冯家耍赖，反使自己吃了苦头，出尽洋相。帮助政屏娘子的村里大汉们本想凭借人多势众来吓唬冯家，反被冯家镇住了。牛七的阴谋彻底破产，再次吃了个败局，然而真正的牺牲品却是政屏一家，最后非但没有勒索到几个钱，反在牛七的怂恿下被人拨弄了。这篇讽刺小说通过富有喜剧色彩的情节，表现了封建宗法制度下乡人的愚昧无知，基层统治者的刁钻狡猾、虚伪冷酷，及人性与兽性交织在一起的乡风恶俗。小说人物形象生动，动作紧张，场面调度有方。活泼的方言土语，使人物对话符合各自的身份。牛七的蛮横，政屏的懦弱、贪小利，政屏娘子的愚昧无知，买猪伙计禧宝的油滑，长工盛大汉的粗莽，小通州的狡狯等等，都写得活灵活现。特别是牛七和政屏娘子的形象，颇具典型意义。牛七的形象代表着中国农村地痞恶霸的野蛮和凶残，族人只是他们相互倾轧斗法逞威的工具；政屏娘子是受害最深的人物，她在族人和丈夫操纵下，为两头猪寻死觅活，可见其实际地位还不如动物e这个人物尽管在一片戏谑的笑声中结束，但是其悲剧耐人寻味，她的形象昭示着旧中国农村妇女地位的卑微。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评价：“彭家煌的独特的作风在《怂恿》里已经很圆熟。这时候他的态度是纯客观的（他不久就抛弃了这纯客观的观点）。在这几乎称得是中篇的《怂恿》内，他写出朴质善良而无知的一对夫妇夹在‘土财主，和‘破靴党’之间，怎样被播弄而串演了一出悲喜剧。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小说成为那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
彭家煌的另一篇代表作《活鬼》，同样喜剧味十足。小说叙写荷生家“闹鬼”、“捉鬼”的故事，尖锐嘲讽了旧中国某些农村流行的年幼儿孙娶大龄媳妇的习俗，批判了封建包办婚俗的丑恶，语言更为波俏诡谲。彭家煌“以喜写悲”的小说特征在这里得到鲜明的表现。荷生爷是个有五六百亩田产的财主，因为家中人丁不兴旺，竟纵容妻子和寡媳偷汉，可是她们并没有取得成绩。临死前，他又给年纪轻轻的孙子娶了个大龄媳妇。荷生妻俨然接受了婆婆的衣钵，不到一年荷生家里闹起鬼来，屋瓦上常落下石块。荷生便请好友咸亲（一个小学厨子）来自己家里驱鬼，果然见效。鬼给“镇住”了，可是“捉鬼人”一离开，“鬼”又闹起来。一天夜里，屋瓦上石子又响起，荷生隐约看见一对黑影朝室内移动，拿起猎枪对准黑影放了一枪，黑影“消失”了。次日，荷生找咸亲告诉活鬼重现的消息，以便再次得到他的帮助，可惜，这厨子已经不见了，他的工作也有人代替了。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非常准确到位，如成亲狡黠的言行，荷生妻复杂的神态，荷生天真单纯的小大人模样等等，都描写得细腻逼真。小说在艺术上含蓄隽永，妙趣横生。如写荷生母亲被“鬼”缠住得了“鼓腹病”，却拒绝医治，而不直说她怀了孕；荷生夜里放枪将“鬼”打跑，第二天找朋友不见了踪影，而不点破好朋友就是那个被他打伤赶跑了的“鬼”。
《陈四爹的牛》着重刻画了土财主陈四爹和他的外号叫“猪三哈”的看牛倌两个人物。陈四爹是个“有钱有地而且上了年纪的人，靠着租谷的收入，本来可以偷安半辈子”，但他极为贪婪，且吝啬到想要从石头缝里榨出油来，一牛倌“猪三哈”曾有爱妻和几亩良田，自食其力，老婆被拐骗后，靠给人打零工过活。他懦弱到当别人打他的右脸，他会把左脸也呈给对方，从来没有觉悟到要反抗，无论对待什么人总是“嘻，嘻，嘻！是，是，是！”他继承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给有钱有势的陈四爹放牛，以为自己也随之“势力大”。若有人骂他，他在喉咙里嘟哝一句骂人的话，或凭空挥拳舞棍一阵，就算报复。当他喂小饱牛时，陈四爹也叫他饿肚子。最后，‘猪三哈”因丢了牛，跳塘自尽。“猪三哈”的死并没有引起陈四爹的同情，而叹息被野兽吃剩的牛肉卖不上好价钱。小说明明是写陈四爹的放牛倌“猪三哈”，却以“陈四爹的牛”为题，这种声东击西式的艺术处理，反衬出在陈四爹的心里“猪价不如牛价”。作者对“猪三哈”的一生深表同情，而对其性格的劣根性持深刻的讽刺态度，一、当然，作品讽刺的深广度不及《阿Q正传》。“猪三哈”形象尽管生动，单就人物典型性而言，尚缺乏对整个国民劣根性巨大的哲学涵盖力。小说《喜期》《喜讯》似乎都与喜事有关，事实上，作者是借“喜”字写人间悲剧。《喜期》写乡村少女黄静贞的生命悲剧。聪明漂亮的黄静贞，和族弟从小青梅竹马，彼此深爱对方，可是贪慕财礼的父亲却把她许配给了张家跛且傻的儿子。恰逢战火连绵，兵匪到处行凶，其父决定尽早嫁女为宜。黄静贞绝食数日，以示反抗，最终还是违拗不过父亲之命。迎娶之日，刚入洞房，突然闯入七八个大兵，大肆抢、杀、奸。新郎被活活杀死，黄静贞遭强奸，苏醒后羞愧难当，跳塘自尽。小说塑造了一个美丽、痴情又无力抗拒命运的少女形象，读后令人顿生怜悯之心。小说还花费相当笔墨，以幽默、喜剧的笔调描写黄父、媒人、客人及兵匪的形象。采用对比手法，将少女黄静贞梦幻里的温暖、幸福与现实的冷酷、灰暗进行比较，将“喜期”的吉庆和乱兵的残暴相对照，有力鞭笞了封建礼教及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罪恶灾难。《喜讯》则是一个老农希望破灭的悲剧。贫苦农民拔老爹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有出息的儿子身上，师范毕业的儿子在外谋事，拔老爹久盼儿子消息，盼到的“喜讯”竟是儿子被视为政治嫌疑犯判刑十年。拔老爹希望的破灭，是对旧时代的血泪控诉。时人赞扬小说集《喜讯》，“风格和体裁是浓重清澈而简练，其浓重性有如北欧作家的作品”。作为乡土写实小说家，彭家煌并没有用纯客观的描写来勾画乡村的苦难现实，而是在充满喜剧的表层叙述中，隐藏着深沉的悲哀，倾注作者的满腔悲愤。
《美的戏剧》采用白描手法，写一个外号叫“秋茄子”的裁缝由于找不到活，变成乡间流浪者，凭着能说会道的嘴巴混饭吃。作品一开始就将人物的“表演才能”充分展示出来。戏场上，“秋茄子”分别恭维周围的财主、商人、农妇，虽然使出“杰出”的外交手段，而收效甚微，熟人只需跟他搭讪一两句就像躲虱子、臭虫那样远远躲开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将目标投向外来戏班子，看戏时不断为一个演包公的黑头大声喝彩，以期让演员记住他。演戏结束后，又到后台与卸妆的演员闲聊，借机吹捧对方，把个“黑头”捧得忘乎所以，不久，就视之为知己，请他留下来吃饭。小说用地道的湖南乡音写成，人物对话生动鲜活。小说题目一语双关，从主人公“秋茄子”的角度，写他不但美美地白看了一场戏，而且还美美地白吃了一顿饭，这对他来说是非常快意的事。从读者角度，通过“天才演员”“秋茄子”的精彩表演，看到了国民劣根性，也看到了轻松滑稽的外在形式下深沉的悲凉。黑暗现实制造了悲剧人物，却叫这悲剧人物承担喜剧角色，这种契诃夫式的巧妙构思，极具艺术性。曾发表过《美的戏剧》的《新文艺》杂志编者称赞彭家煌这篇小说“描写的手腕已经达到圆熟的地步了”。
彭家煌乡土小说的风格是明显的。他用细腻、简练而悲凄的笔触，生动反映了湖南洞庭湖边封闭、破败的农村，真实描写了活动在这个环境里的各色人物。既有贪财吝啬的乡村土财主，强横、冷酷的恶霸地头蛇，也有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者，还有想方设法混饭吃的农村流浪汉，这些各具形态、逼真生动的人物形象带着洞庭湖边特有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这块原本闭塞、落后的土地，由于军阀混战而“热闹”起来。这里土豪劣绅飞扬跋扈、肆无忌惮，罪恶累累的兵匪横行，残害百姓，这里各种陈规陋俗使许多妇女、青年成了悲剧牺牲品，这里还闹着天灾和瘟疫……彭家煌许多乡土小说里的人物活动都安置在一个叫“溪镇”的农村小镇里，从早期的《怂恿》《陈四爹的牛》《喜期》，到30年代的《喜讯》，都以“溪镇”为根据地，从不同侧面勾勒出暗淡、动乱、灾难重重的宗法制“溪镇”社会。彭家煌小说在幽默的叙述中包含着深沉的悲哀，这种悲剧故事渗入喜剧色彩，就使其作品有别于严肃冷静的乡土写实小说。这份机智、农民式的风趣，又使小说改变了对现实黑暗的严肃暴露，使悲愤情绪转化为旁敲侧击式的反讽。彭家煌乡村讽刺小说，对后来沙汀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