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乡土小说，彭家煌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同样包含着强烈的讽刺。他的《Dismeryer先生》《莫校长》《贼》《茶杯里的风波》等作品，艺术效果堪与叶绍钧和张天翼相媲美，蕴含较深厚的社会容量。从作品主题看，彭家煌的都市生活题材小说大致归为两类：一类是以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关注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贫苦民众的生活遭遇；另一类以家庭生活为轴心描写普通市民夫妇间的小恩怨，多为“茶杯里的风波”和“平淡的事”。《Dismeryer先生》取材颇为新颖，Dismerver先生是来华两年的德国劳动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居住在狭小的灶披间，靠典当衣物过活。得知邻居能替他谋一份差使，就接连不断上门打听，经常带点小礼品到邻家搭伙吃饭。一次，遭到邻居的冷遇，单纯的心灵受灼伤，便抛下所有的家当——一堆破行李消失了。小说突破了一般“凡洋人都是野兽”的习见，以博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关怀世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对Dismeryer先生悲惨的处境及尊严受损后的强烈反应，予以深切同情和真诚理解，字里行间闪烁着深沉的人道主义光芒。彭家煌不仅学习鲁迅小说的创作风格，也积极吸纳西方作家的创作技巧。小说《贼》从情节设置到鞭笞拜金主义的主题表达，都颇似莫泊桑小说《我的叔叔于勒》。吴振宇每月薪金不少，为了显示体面的生活，大肆挥霍，对远在故乡依然贫寒的父兄却不管不顾。一次，夜里捉贼，捉到的竟然是自己的哥哥e深恐有失身份，不让哥哥说出与自己的关系，就在同乡会馆里以周济乡人的名义募捐，将哥哥遣送回乡，自己又安然地到游艺园“泡”戏子去了。在吴振宇身上，农民之子的真诚、淳朴与厚道已经荡然无存，都市生活使他变得荒淫、自私、冷酷，成了一个为富不仁、忘本逐利的势利小人。在这里，家庭血缘亲情已经彻底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所代替。当战乱四起的时候，灾难最深重的莫过于妇女儿童，而在此背景上表现妓女生活就成为小说中最惨烈的主题。莫泊桑著名的短篇小说《羊脂球》和彭家煌的《晚餐》都是将人物置于战争的背景下。不同的是前者是在普法战争中，通过贵族和善良的妓女之间的人物行为对照，挞伐了那些贵族们贪生怕死、自私冷漠的丑恶灵魂；而后者则将人物推进国内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深刻揭示了主人公刘翠花不堪忍受蹂躏又不能不受蹂躏的可悲处境。她的父亲去世后，一家的生计全靠她出卖肉体维持，而大革命后新当局并不取缔公开的卖淫活动，却严惩暗娼。她在为筹集全家的晚餐而贱卖肉体时，连客人一道被警察带走了，全家的晚餐也化为乌有。小说以“晚餐”为题，不仅揭示沉重的家庭负担将一个弱女子逼向变态生路的可悲，更为发指的是政府当局不顾国民的衣食，连这些可怜人最后的“晚餐”也断送了。作者把同情穷途者的辛酸和批判新军阀的为祸结合起来，使人们看清真正造成百姓灾难的是什么。《出路》在创作思路上颇似欧·亨利的短篇小说《警察与赞美诗》，小说写一个失业工人在饥寒交迫中寻找谋生出路，他想通过自己的汗水养家活口，当连作黄包车夫和小本生意的想法都不能如愿以偿时，于穷途末路中，不得已买了一支假手枪，企图铤而走险。正当他想入非非之时，却成了租界巡捕的刀下鬼。小说戛然而止，达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相对来说，《垃圾》在艺术上略显粗糙，可贵的是这里已见出新思想的萌芽。作品写一个失明的排长被军队当作活垃圾抛弃在街头的人生遭际。悲惨的经历，使他认清了现世的黑暗，于是鼓足勇气向士兵们发表“演说”，鼓动他们要面向光明未来，为真正穷苦受难的大众谋福利。作者笔下这个旧军人仅凭自己的遭遇就悟出如此远大的真理，似乎有些欠真实，倒像是作者急于要向世人表达理想人生观，结果匆匆让一一个受辱的旧军人站出来充当自己的代言人。
叙写“茶杯里的风波”或“平淡的事”的小说，限于写生活中的庸常和琐屑，其思想艺术相对较弱。《茶杯里的风波》可视为一幅人物心理解剖图，写女主人恼人的嫉妒心理对家庭造成的影响。作品采用摄取镜头的艺术手段，取早晚阳台上的两个小场面，将家庭夫妇间微妙的感情世界刻画得惟妙惟肖。反映小人物爱情生活的中篇《皮克的情书》，艺术上甚为讲究。从形式看，这篇作品和“五四”时期许多浪漫抒情作家刻画爱情心理的小说一样，采用书信体来结构文章，但思想风格有变化：“五四”小说通常以浓郁的浪漫主义手法，抒写知识女青年或少女敏感、多变、热烈又带点感伤的理想爱情心理，大都接近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笔触。《皮克的情书》则将爱情由“五四”时期的阳春白雪转向下里巴人的真诚恋情。中学小教员皮克向女生涵瑜求爱，因出身寒门，与书香诗礼之家的女方地位悬殊。更有甚者，常有一些富家子弟从中捣乱、作梗。但他对爱情始终如一，坚贞不屈。他追随女友到南方，返校后被解职，两人便漂流到上海开始新生活，又遭匿名信的恶言中伤。作品的重心不是传达爱情成功后的喜悦，而是将更多的笔墨花在表现爱情的波折上。小说写小人物在旧社会黑暗势力包围下的爱情苦恼，成功刻画了主人公坚贞、善良、谦卑的性格和人物备受损害的心酸。在当时庸俗弥漫的社会习气下，像他那样有一颗纯真的心的人物，是多么难能可贵。笔锋曲折感人，颇似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作品发表后深受读者青睐，短短数年内销行五版。
彭家煌在他短短的有生之年，无论绘制的家乡湖南洞庭湖滨的风俗画，还是表现都市生活的名篇佳构，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很容易与其他乡土作家相区别。他的小说艺术结构讲究自然，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读他的作品，就像翻阅老相片中有趣的生活照，隽妙有味。
台静农王鲁彦等
台静农（1903—1990），安徽霍邱人，曾用笔名青曲、闻超、孔嘉等。中学时代就热爱文学，后到北京大学文学系旁听，又转至北大国学研究所半工半读。作为未名社主要成员之一，20年代后期开始在《莽原》半月刊和《未名》半月刊发表小说，1928年结集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地之子》，1930年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建塔者》出版。30年代曾在北京辅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在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中文系主任，其间写有不少小说、散文和论文。抗战胜利后，在台湾大学任教。先后有《淮南民歌集》《天问》《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台静农散文选》《我与老舍与酒》等书出版。其中《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内收15篇作品，有12篇出自《地之子》。如果说台静农早期深受鲁迅小说的熏陶，作品从内容到风格皆师法鲁迅，那么晚年文风大变，脱尽了人间的沧桑，字里行间透着对祖国的一往情深，对华夏古老文明的深切缅怀，文笔恬淡自然、精炼简约。
台静农早期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地之子》和《建塔者》两部小说集，尤以前者成绩显著。《地之子》里的作品十之八九“都是以‘我’的故乡为题材的，还保留了些乡土的语言”。这些作品以沉郁的笔致，写乡镇悲剧性传奇，以灰暗的色调勾勒乡村老中国儿女们的群像，沉闷压抑中，渗透作者愤懑痛苦的呐喊。小说深得鲁迅赞誉，称它是“优秀之作”。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鲁迅评价：“要在他的作品里吸取‘伟大的欢欣’，诚然是不易的，但他却贡献了文艺；而且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阴暗的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鲁迅收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里的作品，每个作家最多不超过四篇，这样的作家仅三人，台静农是其中之一，被选人的四篇小说是《天二哥》《红灯》《新坟》《蚯蚓们》，由此可见对其乡土小说的重视。
台静农虽然以乡土小说闻名，最初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负伤的鸟》（1923）却是对“五四”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抒写，作者在《台静农短篇小说集·后记》里说：“回想‘五四，后的青年，感于朦胧的爱情，踏空的现实，闪烁的光明又捉摸不住，于是沉郁、绝望，如本篇主人终于走向死亡，这样周围于我左右的朋辈，最为习见的。”作品后经修改压缩，更名为《白蔷薇》，收入《地之子》。
集中描绘安徽农村贫苦农民生活，如实绘制一幅幅人间悲剧，反映封建宗法制对乡间底层人民的精神统治，是台静农乡土小说的总主题。《红灯》和《新坟》通过叙写两个寡妇的不幸遭遇，反映黑暗旧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作品在写法上都采用聚焦透视法，通过周围人们的议论交代出主人公的不幸。《红灯》从人们在水井旁议论汪家嫂子的遭遇写起。卖饺子谋生的儿子得银叫人拉下水，做土匪“捶了人家的大门”，案发后被驻兵捉住开刀示众。可怜的寡妇孩子三岁死了丈夫，“二十年来，为了这孤苦伶仃的孩子，人们所不能受的欺负，她竟受了；人们所不堪的，她竟挣扎的度过了；终没想到，竟得了这样的报应！”她知道儿子死得冤枉，想借点钱为儿子粘几件衣服。愿望落空后，从破墙上扯下一块红纸，做一盏小红灯，去祭奠亡子。小说描写了农村传统习俗——阴历七月十五“鬼节”放河灯——安魂，那是一个盛大的场面：“市上为了将放河灯，都是异常轰动，与市邻近的乡人都赶到了，恰似春灯时节的光景。大家都聚集在河的两岸，人声嘈杂。一些流氓和长工们都是兴高采烈，他们已经将这鬼灵的享受当作人间游戏的事了。”安魂的人群中就有得银的母亲。欣慰的是，“她昏花的眼中，看见了得银是得了超度，穿了大褂，很美丽的，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这个命途多舛的女人，自己在人间苦海里尚不能“超度”，还挂念着死去的儿子，希望用这盏小红灯安抚儿子的阴魂。这种深沉的母爱和虚幻的希望交织着的感情，令人压抑、郁闷，不胜悲凉。小说《新坟》的情节更令人撕心裂肺。四太太原是殷实人家，丈夫死后，将希望放在儿女成人，男婚女嫁上。可是一场兵变家破人亡，“女儿被大兵奸死了，儿子被大兵打死了”，家产也被人骗去。发疯的四太太流落街头乞讨，她白天黑夜喊叫着“女儿嫁了，媳妇娶了”，在虚幻中享受“幸福”。她的声音像一道阴影，笼罩在小市镇上。善良的人们除了议论表同情，也只有叹息。最后四太太自焚在，儿子的棺材边。
作者着眼于平凡人的故事，在客观冷静的叙述中，将人问的悲剧揭示得触目惊心。《蚯蚓们》写虹霓县五家村的百姓遭到十年不遇的荒灾，农民被迫起而大劫，乡间有钱的田主请来大兵镇压。为了生存，一些农民逃荒他乡，贫苦农民李小无法养活一家老小，无奈用四十串钱卖掉妻子和五岁的儿子。作品着力刻画李小卖妻前一晚上全家人的情感表现：孩子的天真无知，夫妻间的留恋与矛盾，李小的哀伤、内疚、羞愧等心理，和凄凉的月夜、黯淡的灯火相映衬，绘制出一幅凄惨、苦涩的阴冷世界：《负伤者》主人公吴大郎命运尤其悲惨，不但自己的脚被乡绅恶霸砍伤，妻子被霸占，还平白无故被关押起来。最后警察署长仅以十几块大洋的代价逼他在卖妻契约上画押。吴大郎走投无路，背井离乡。这些被黑暗社会逼到绝路上的农民，不仅忍受物质的窘迫，最终连起码的做人尊严也丧失了。
作品不仅展示农村黑暗、闭塞、落后、恐怖的生活场面，反映“人间的酸辛和凄楚”，且包含作者愤怒的批判。《烛焰》揭示农村惨无人道的“冲喜”恶俗。吴家少爷病重想找个姑娘成亲，用“冲喜”的办法驱逐病魔。“伊”的远亲表叔来提亲，希望嫁给吴少爷。她家境不错，按说找个好丈夫不难，况且她“颖慧而且美丽”，但善良的父母无法摆脱“女儿是人家人”的习见，便应允了。出嫁时她的母亲看到“在香案上，左边的烛焰，竟黯然萎谢了，好像是被急风催迫的样子”，顿感不祥的预兆。想到女儿出嫁时的哭声，“好像那盛礼，并不是喜事，是将女儿拖送到恶命运的领土去。故伊的哭声已不是普通的女儿常态了，那是惨痛，那是绝望于将来的声音”。不几日，吴少爷死去，姑娘做了新寡。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台静农的乡土小说似乎专门展示“毁灭的东西”。成亲应该是人生终身大事，可是在乡村底层生活的人们，迫于经济和乡村固有的成见，将大事变成了“小事”。《拜堂》写大哥死后，汗二没有听从父亲“将这小寡妇卖了”的建议，而是和可怜的嫂嫂结为一家。这本无可厚非，可是他们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只请了善良的田大娘和赵二嫂做主，在半夜子时两人匆匆拜堂成亲。《天二哥》里的天二哥，既不是恨世者“范爱农”，也不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孔乙己”，他魁梧的体魄下包藏着一个愚昧、无聊、麻木不仁的灵魂。作为嗜酒如命的酒徒，他的死显得毫无意义。作品的悲剧不在于天二哥的死，而在于他延续着阿Q式的性格。作品再一次反思鲁迅倡导的民族灵魂重塑的启蒙问题。台静农笔下的乡村故事，一律阴沉沉的，仿佛见不到光明所在，风格接近鲁迅“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他善于通过心理刻画，挖掘人物灵魂深处的愚昧、麻木、迷信、绝望和痛苦。也喜欢借助场面描写，表现各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并从大家的言论中，引出故事，推动情节发展。这种戏剧手法，使作品在有限的空间里加大了信息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