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诗的第三大特色是规范而又相对灵活的诗形和多种诗体试验。在实践新格律体的创作过程中，闻一多诗过分表现出匀齐和对称，而徐志摩的诗讲究对称中求变化、变化中求匀称。如《海韵》，诗行有的长达十二字，有的只有四字，诗行的排列也呈犬牙交错状；又如《再别康桥》，诗行极为规整，每节一、三行排列相同，二、四行排列也一样，单数行与双数行错开一个字。这种特点其实也是贯穿徐志摩整个诗歌的一个特点。早期诗如《雪花的快乐》就表现出这些特点。因而他的诗既可称之为新格律体，又可誉之为“新自由体”。事实上，徐志摩曾分别试验过自由体、英诗格律体、新格律体的创作，在谙熟艺术短长的基础上，他进行的新诗探索是比较成功的。尤其可贵的是，他和闻一多还进行了“新诗戏剧化”试验，也就是加强诗歌中的叙事成分，将戏剧对白和独自写入诗中，采取合乎人物性格的方言白话，创设“戏剧化处境”。徐志摩写有《大帅》《一条金色的光痕》《罪与罚（二）》等；闻一多也写有《罪过》《天安门》《飞毛腿》等。而且这种“戏剧化处境”的营造又与“客观抒情化”相融合。如《大帅》，全诗写的是一场对话，通过掩埋阵亡士兵尸体的士兵的对话，深刻揭露了军阀的凶残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诗人尽量不抒发主观情感，更多地通过客观描述将情绪间接化、客观化。闻一多、徐志摩对新诗艺术的积极探索，对新月派其他诗人如朱湘、陈梦家以及各路诗人产生了一定影响。
冯至李金发
冯至（1905一1993），本名承植，字君培，河北涿县人。1921年开始写诗，1922年和1925年，他先后组织成立了浅草社和沉钟社，并成为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诗人。1930年至1935年留学德国，获哲学博士学位。40年代初冯至以现代派诗集《十四行集》享誉诗坛，是中国现代派诗歌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诗人。新中国成立后有诗集《西郊集》（1957）、《十年诗抄》（1959）等，但艺术较为粗糙，无法超越前期作品。
冯至20年代的诗歌创作主要收集在《昨日之歌》（1927）和《北游及其他》（1929）两部诗集中。冯至早期诗具有一种质朴自然、委婉动人的风格，正如何其芳所评价，“他的早期的诗并不大加修饰，然而感染力量却很强”，鲁迅也称誉冯至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诗歌的抒情性特点使他一开始就显现出杰出的诗歌才华，尤其体现在感情的节制、意象的选择和情境的营造三个方面。
冯至的第一部诗集《昨日之歌》以歌唱青春和爱情为主题，表现出青春的苦闷和对生活的憧憬，有唯美倾向。这种情绪又出之以委婉隽永的笔调，体现出一种艺术的节制倾向。诗集中有冯至最早发表的诗《绿衣人》，曾发表于《创造季刊》上，以后冯至开始了新诗艺术探索的道路。不过，早期冯至受外国诗的影响并不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较为突出。他创作自由体一类诗，如《绿衣人》《问》等，间有韵脚，然而音乐性不强；他还汲取婉约派词人的艺术养分，创作了颇具古典气息的诗，如《初春之歌》《初春暮雨》等。1924年底冯至创作进入新的阶段。20年代诗人最优美的抒情诗，大都写于1925年、1926年间。《我是一条小河》和《蛇》便是这部诗集的代表作。前者委婉地抒写“我”（小河）对“你”（彩霞）的热烈追求。“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从你的身边流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了河水的柔波”，这里两次运用“无心”一词，表面上是在言说情感邂逅时的偶然与冷淡，实际却在渲染深为情爱纠缠的苦闷和相思的情绪。小河流过森林、花丛，最后流入“无情的大海”，瑰丽的爱情与情人的倩影终被无情的大海（现实）击碎。诗人最后忧郁地唱道：“我也随着海潮漂漾，／漂漾到无边的地方；／你那彩霞般的影儿／也和幻散了的彩霞一样！”小河成为爱情的追求者的象征。这首诗抒情绵邈，意境悠远，传达出深刻的暗示：河水和彩霞都是流动变幻的意象，依靠一个更为虚幻的意象即“影儿”联系起来，传达出情爱不可重复和不可捕捉的特点，造出一种委婉而又感伤的情境。这里体现出诗人在选择意象方面的匠心。《蛇》更是如此，诗人用“一条长蛇”来形容“寂寞”，显得阴冷而又突兀。“它是我忠诚的侣伴，／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它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光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轻轻走过；／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支绯红的花朵。”此诗不像前一首诗追求意象和所传达的意义之间的表层相似，而是追求二者的深层契合，极富象征意味。“蛇”和“寂寞”在外在形式特征上无法构成同一即相似性，但在“阴冷无声”、“游移不定”方面二者是极为一致的。在此基础上，诗人加入“月光”这一更为阴冷和飘忽的意象，将青春的寂寞渲染得无以复加。读者从“梦境”和“花朵”、“月光”与“蛇”、“寂寞”与“蛇”两类虚实相对的意象之间看见无法弥合的情感的裂痕。
冯至的抒情诗往往采用突兀而又深度契合的意象、独特的隐喻和象征，营造出一种幽婉的意境。诗人和其他浅草社和沉钟社作家一样，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法则，倾向唯美一路。这并不妨碍冯至诗艺的探索，相反，他获得了不断的突破和成就。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创作了四首当时高水准的叙事诗：《吹箫人的故事》（1923）、《帷幔》（1924）、《蚕马》（1925）、《寺门之前》（1926）。冯至的叙事诗“堪称独步”，他从德国谣曲和海涅诗中汲取养料，采用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神话和民间传说为题材，将叙事与抒情结合，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表现家族势力钳制下青年男女对幸福爱情的执著追求，显得热烈而悲怆，凄美而动人。
早期冯至对诗艺的探索和开拓，不仅体现在诗体和表现艺术方面，还体现在对诗歌现代性的探索方面。如果说在《昨日之歌》中冯至是倾心于艺术的唯美风格，那么第二部诗集《北游及其他》则走出了唯美的象牙塔，开始了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与沉思。《北游》是冯至诗风转变的标志。1928年初，当冯至从哈尔滨回到北京，向诗友朗诵新作《北游》片断时，大家都认为他的诗风与过去明显不同。《北游》展现出一幅现代都市文明荒芜和畸形的场景及相应的人生状态：怪兽般的汽车、犹太人的银行、希腊的酒馆、日本的浪人、白俄的妓院、游走的市侩。有论者甚至称《北游》是“中国的《荒原》”，正是基于这一转变，因为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正是现代派文学的共同起点和基本特征。《北游》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既加重了冯至诗歌“沉思”的成分，又加强了其早期诗作的现代性成分。诗中常有这类诗句：“我可曾真正地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到底要往哪里去？”“我只把自己关在房中，空对着／《死室回忆》作者的相片发闷。”这种由于现代文明荒芜、颓废而导致的对生命个体而不是群体的生命价值的探求，正是在宣告“上帝之死”后现代主义文学所回荡不息的一个根本性命题，同时也是现代文明中现代人的根本性焦虑。从卡夫卡到贝鲁特，从鲁迅到冯至，对这一命题的探求始终未得出明确的终极性答案，因而焦虑本身就无法避免和不可终结。冯至早期就实际上开始了对生命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的追寻，初步显示出一个智者的“沉思”的风格。40年代初的《十四行集》便是冯至沉思生命的结晶，也是他饮誉诗坛的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作。
40年代的冯至，与何其芳、卞之琳、闻一多一起被郑敏称为“四根支柱支撑着年轻的中国新诗的大厦”。其代表诗集《十四行集》（1942）又被论者称为“通向40年代现代主义诗歌新生代艺术创造的桥梁”。其意义之一，冯至的《十四行集》超越了战前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在思想的深度和艺术的纯度上进行开掘、提炼。这种超越，是以一种不同于抗战时期现实主义诗歌又不同于战前现代派诗歌的创作心态和艺术视角来反映生活底蕴和时代主潮，因而没有脱离生活和时代。正是抗日战争的烽火，把诗人驱赶到西南联大所在的大后方——昆明，也正是战争才加剧了诗人在片刻宁静中对生命的焦虑与思考。他在该集序言中描述了当时兴会来临的创作状态和契机：“一人在山径上，田埂间，总不免要看，要想，看的好像比往日格外的多，想的也比往日想的格外丰富”。偶然问他信口说出一首诗，正好是一首十四行体。顷刻间诗人似乎洞悉人生、生命的诸般真谛。而《十四行集》意义之二在于它与卞之琳等诗人的现代派诗歌一起将新诗从“大众化”和“散文化”方向拉回到“纯诗”和“个性化”立场，使40年代的诗坛走向多元化。这正如朱自清的论述：一方面，战前象征诗派使新诗发展逐渐走上纯诗的道路，抗战后，新诗朝普及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另一方面，“我国抗战以来的诗，似乎侧重‘群众的心’而忽略了‘个人的心’”。《十四行集》出现的意义即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