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蛰存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是1929年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的《上元灯》，展现的是江南水乡明丽的景物和古朴的风土人情，散发着浓郁的书卷气，透出一种优雅和诗意。《扇子》以一个中年男子的口吻回忆少年时的一段初恋故事，女孩送他一柄茜色轻纱团扇作为爱情信物，两人在花园赏月捕萤的情景，显然来自杜牧的“轻罗小扇捕流萤”之句，整篇小说都笼罩着一种古典的诗的意境。《上元灯》写的是一个书香之家平民子弟的恋爱心理，小说以日记的形式展示了元宵节前三天里主人公的心理历程，上元灯也是“她”给“我”的爱之赠品。作家以蕴藉的意境和细腻的笔法，不仅刻圆出了“我”和“她”之间含蓄而又深挚的爱恋之情，以及这种感情的纯真与美好，而且以这座江南古城中具有较多传统色彩的青年男女为标本，通过表现他们特殊的恋爱心理和行为方式，从中折射出了“五四”个性解放思潮在民间日常生活中产生的深刻影响。
历史小说集《将军底头》中收录的是施蛰存转向现代主义之后的第一批创作成果，它与《梅雨之夕》一起成为代表施蛰存小说创作最高水平的两部小说集，为施蛰存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将军底头》虽然只收入《石秀》等四篇小说，却篇篇独出机杼，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从性心理、潜意识、隐意识的角度，对历来被世人视为崇高神圣的古代高僧、名将、英雄进行凡人化、世俗化解读，每一篇又写法有别，各具特色。
《水浒》中的“拼命三郎”石秀向来为人们所喜爱，特别是他怒杀淫僧裴如海一节，更是令读者拍手称快。施蛰存的小说《石秀》却别出心裁，使一位原本侠肝义胆的英雄沦落为凡夫俗子，他的壮举也成了一种阴暗心理支配下的报复行为，纯洁高尚的光环散去，一个普通而又“真实”的石秀浮现了出来。石秀原本流落无着，遇见梁山好汉戴宗和杨林，欲与他们结伙，却因解救杨雄，二人结义为弟兄，于是杨雄便将石秀请到自家，想让他与岳父一起开屠宰作坊。石秀躺在杨雄家的床上辗转反侧，一会儿后悔结识杨雄，耽误了自己可能拥有的荣华富贵；一会儿又庆幸没有上戴宗杨林的当，否则自己就成为强盗了；一会儿盘算着还是先开起肉铺子来，积蓄几个盘缠好回家乡去谋个出头之日；最后想到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他的眼前一亮，那个袅袅婷婷的尤物激起了他这个童男子强烈的欲望，于是他便乐于安心地呆在这里了。对潘巧云的非分之想折磨着石秀，尤其是娇艳迷人的潘巧云不时地表露出来的挑逗的言行，更令石秀想入非非。但石秀毕竟是一条好汉，虽然内心炽热如火，却不敢越雷池半步，因为他觉得不能做出对不起义兄的事情来。但当他得知潘巧云是妓女出身以后，心中又开始蠢动起来：既然如此，我爱上义兄的浑家又有甚打紧！挣脱了道德羁绊的石秀于某日从作坊回来，这使一度受到石秀冷落的潘巧云喜出望外，二人眼看就要突破最后的防线，可这时石秀瞥见妇人身后放着的杨雄的头巾，欲火顿时熄灭，狼狈地逃走了。郁积的激情使石秀难以忍受，他只好跑到妓院去寻求释放。然而对于在潘巧云面前的失败，石秀还是不甘心，他后悔自己当时的软弱，想找机会再亲近这个美人。但这时潘巧云却像换了一个人，对他冷若冰霜，这令石秀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终于发现了背后的根源，原来潘巧云已经与报恩寺的和尚裴如海勾搭上了。一时间，石秀心乱如麻，既有对淫妇潘巧云的轻蔑，又有对奸夫裴如海的痛恨，还有对义兄杨雄的怜悯，更有对自己受辱的羞怍与懊丧。他将此事告知杨雄，并独自设计杀掉了裴如海。最后，当石秀亲自剥光潘巧云的衣服，杨雄将她剖腹分尸，眼前呈现出那美艳的肉体和淋漓的鲜血时，石秀体验到了一种奇异的快感。看到饥饿的乌鸦啄食潘巧云的心脏，他不禁想：“这一定是很美味的呢。”小说《石秀》的表层故事线索与《水浒》是一致的，而人物心理这条线索却是作家的全新创造，小说也因此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石秀，窥见了“另一种历史”。
施蛰存后来解释他小说中的心理分析方法时说：“心理分析正是要说明，一个人是多方面的。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内心斗争中的一个意识胜利之后才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的背后，心里头是经过多次的意识斗争的，压下去的是潜在的意识，表现出来的是理智性的意识。”“有些英雄经过理智的思考，而表现出他的英雄行为，有些英雄行为是偶然的。还有些英雄，做了英雄的行为，肚子里是不高兴的，因为违背了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拨开英雄人物头上的光环，深入他们的潜意识，透过其表面的“大”而看到其内心的“小”，这是施蛰存小说惯用的手法。施蛰存历史心理小说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它们不仅充分表现了人的世俗性和世俗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与那些宏大的神圣的价值意义之间的冲突和分裂，而且把前者看作是“真相”，并且以前者的思维、目的和逻辑组织构成小说中的生活现实和人物形象。这类小说把历史日常化，把神圣世俗化，通过“故事新编”，还历史以另一种“真实”。
除了在历史小说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以外，施蛰存在挖掘现代都市人心灵的冲突与困惑方面，也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显示这方面实绩的主要是《梅雨之夕》中的大部分小说。《在巴黎大戏院》写一个已婚男子请情人去看电影，故意磨蹭着让女士抢先买了票，却还在那里装绅士。在电影院里，他一边欣赏着影片当中俄国明星的激情表演，一边观察身边情人的表情，揣摩她的心理，一边回想他们交往的情景，考虑着他们之间这种非正常的关系将如何结果。整篇小说以这位男子的心理活动为线索，在跳跃性的段落中，表现了现代都市的浮华与躁动，刻画出都市人畸形的心理，以及性道德的堕落。《薄暮的舞女》写舞女素雯因厌倦舞场生涯而投入一位投机商人的怀抱，想从此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结果商人的投机生意破产，她见从这里再得不到好处了，便又离开商人，重新做起了舞女。这种建立在金钱之上的肉体关系与《将军底头》中那种用生命换取爱情的行为，无疑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梅雨之夕》写的是一个公司职员下班后，于雨中打着伞徒步回家，中途邂遁一位没有带伞的美丽少女，与她同时在屋檐下避雨，后又同用一把伞送她回家。少女的容貌和口音，使他幻觉自己遇见了初恋的女友；回家叩门听到妻子说话，恍惚中以为是那少女的声音。这里写了一个都市男人的“白日梦”，真中有幻，似梦还醒，有情感的冲动，也有道德的自制，写得放松自如，意境优美。
施蛰存还有一类小说，表现的是在现代都市生活压迫下出现的人的神经紧张和心理变异，富有魔幻色彩。如《魔道》，写一个都市人到乡下去度周末以放松压抑的神经，在火车上遇见一位奇丑的黑衣老妇，便疑心她是妖妇，一路上产生了许多恐怖的联想；后来凡看见与黑色有关的女人，就想到可能是那个妖妇所变，致使精神极度紧张，近于崩溃。《旅舍》写一个上海商人因神经衰弱而到内地旅行以求缓解，每到一家旅店，便怀疑这旅店是黑店，于是疑神疑鬼，彻夜难眠。施蛰存的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沟通融合了中国古代志怪文学与西方现代派的“梦魇文学”，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在写出了一批探索性的魔幻小说后，施蛰存开始反省并调整自己的创作路径，此后出版的两个小说集《善女人行品》（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初版）和《小珍集》（上海良友总公司1936年初版）虽然继续了他独特的心理挖掘，但与他以往的小说相比，现实主义的色彩明显增强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意典型形象的塑造。如他在《善女人行品》序言中所言：“在这四年中，我写短篇的方法，似乎也有一些变化”，“本书各篇中所被描绘的女性，几乎可以说都是我近年来所看见的典型”。二是注重对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社会批判的力度不断增强。《善女人行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性格鲜明，各具特色。她们无论是身处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富足还是贫困，无论是贤淑还是浪漫，都是被当作“人”来写的，也就是说，在施蛰存笔下，女性不再是男权社会的附属物和点缀品，而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对这些作为独立的个体存在的女性进行社会意义上的观照和人性的解剖，使施蛰存的女性小说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其中写得较有深度的，是那些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保守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贞、《阿秀》中的阿秀等，她们的骚动与痛楚，她们的挫折与迷惘，反映了文明的进步与冲突对女性的深刻影响，留下了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典型印记。
从1926年写出《上元灯》到1936年《小珍集》出版，是施蛰存小说创作较为集中的十年，此后他基本停止了文学创作，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教书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上。施蛰存是上海现代派的核心成员和领袖人物，但他的现代主义姿态在这一派作家中并不是最激进的，而且他与现代主义之间有一个由陌生到亲近、由热络到疏远的过程。早期的施蛰存是一个乡土抒情式的作家，沈从文称赞他的短篇小说集《上元灯》“以一个自然诗人的态度，观察一切世界姿态，同时能用温暖的爱，给予作品中以美而调和的人格”，并把施蛰存与废名相提并论，视为乡土文学有代表性的作家。1929年9月在《新文艺》创刊号上发表历史心理小说《鸠摩罗什》，是施蛰存投入现代派怀抱的标志，他“想在创作上独自走一条新的路径”，事实上他的心理小说的确是独辟蹊径，别具一格，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画廊增添了一道新的景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探索之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逐步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靠拢，他自称1936年出版的《小珍集》是他“回到了正统的现实主义的成果”。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作家，施蛰存的地位和影响与上海与现代派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创作道路虽然有一个由浪漫抒情到现代主义再到现实主义的嬗变过程，但决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与价值的是以《将军底头》和《梅雨之夕》两部小说集为代表的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心理小说，这也是施蛰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