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通俗文学曾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门类。它所产生过的重大影响和它在文学史上所处的地位，严重地不平衡，甚至基本上被视为批判、改造的对象。人们一向过分强调它世俗保守、回避矛盾和重娱乐、商业化的一面，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史意义和对市民社会的巨大影响力，更忽视了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纯文学）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关系。
作为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俗文学体现了文学发展的某种必然。首先，从接受群体上看，读者的知识水平、审美趣味、欣赏习惯和阅读目的，都千差万别，这就要求社会提供的文学作品和其他精神产品也应该是千差万别的。仅就阅读目的来说，大多数读者是以获得精神上的消遣娱乐为目的的，曲折的故事情节、真切的生活体验是最重要的选择标准。通俗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弥补了严肃文学过分强调“思想性”的缺失，赢得了广泛的接受群体。其次，从文学系统的构成情况来看，严肃文学无疑代表着文学的主体性力量和文学发展方向，它的理论建树、形式技。探索创新、揭示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越了通俗文学。然而由于严肃文学的探索性和先锋性，它所开辟的一些新的文学领域，开创的某些表现手段，常常因为超越了当时的文学接受视野而曲高和寡·难于得到普通读者的接受和认可。通俗文学为了迎合时代的潮流，有意识地向严肃文学借鉴有益的成果，以比较易于接受的方式向读者传递这些成果，客观上起到了推广和普及严肃文学成果的作用。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模式化，当这些探索性的文学成果经由通俗文学大量复制传播之后，就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常识”。为了持续占有市场和读者，通俗文学不得不断地向严肃文学借鉴新的成果来丰富自己，这又促使严肃文学也必须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这样，整个文学系统就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循环态势。反之，像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那样长期压制通俗文学，造成严肃文学萧条冷落的局面，则从反面验证了“雅俗共生，不可偏废”的规律。另外，从发展趋势上看，随着商业化和全球化的不断加剧，在市场操控下的文学生长环境中，通俗文学的概念变得越来越含混不清，指涉范围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范伯群先生曾经为通俗文学做出如下定义：“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指以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为基础得以滋长繁荣的，在内容上以传统心理机制为核心的，在形式上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模式的文人创作或经文人加工再创造的作品；在功能上侧重于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但也顾及‘寓教于乐’的惩恶劝善效应；基于符合民族欣赏习惯的优势，形成了以广大市民为主的读者群，是一种被他们视为精神消费品的，也必然会反映他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商品性文学。”
用这个定义概括近现代通俗文学是很恰当的，但是如果用它来考察建国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通俗文学作品和港台的通俗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某些因素已经溢出了它的涵盖范围。原因在于，通俗文学的概念是随着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所谓“传统心理机制”，“中国古代小说传统模式”，“市民层为主的消费群”，其涵义都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新的文学创作实践形成新的模式技巧，参与了丰富和建构新的“传统”；大众传媒的普及拉近了城乡居民文化需求上的层次差别，并有力地塑造着新的共同的审美趣味。这些因素的不确定性，都必然造成通俗文学所指的不确定。通俗文学同流行音乐、商业电影电视剧一起，共同建构着当前的大众文化消费结构和消费心理，并进而融入时代精神体系之中。因此可以说，通俗文学的指称对象和范畴发生了转移，渐渐近似于流行文学和畅销文学，而商业化因素冲淡并最终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雅俗界定。换言之，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对立，已经转化为大众流行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对立。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是在清末民初大都市工商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经济市场、印刷出版业为文学变成商品并大量复制生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证；社会结构调整、科举制的废除，把大批走不通“仕途”的知识分子推向社会的底层，也推向近代报刊业的前台，“文人处于与普通市民同样的文化境遇并取得了相同的文化眼光”，为了维持生计，他们只好为报刊迎合市民口味的文学作品赚取稿酬，“小说在他们手中回到了市民文化的本位”。
从1912年到1917年这五年，是“民国旧派小说”的繁荣时期。称它为“旧派”，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基本上沿袭了古代和晚清小说的话语方式和审美趣味。题材上，主要是以描写才子佳人的言情小说、描写官场腐败的黑幕小说为主。由于言情小说的数量、影响都远远大于其他类型的作品，因而被称为“鸳鸯蝴蝶派”；又由于当时通俗小说的主要阵地是1914年创办的《礼拜六》周刊，该刊前后共出满200期，在市民阶层中产生过极大的影响，所以“民国旧派小说”又被称为“礼拜六派”。后人遂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代指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创作。
“鸳鸯蝴蝶——礼拜六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媚俗”，创作上以迎合市民读者低俗的文学消费心理为主要目标，虽然偶尔夹杂一些作者的胸臆块垒，涉及某些现实的社会问题，但都不足以改变作品的总体面貌和审美取向。以言情小说为例，1912年出现的三部小说——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和李定夷的《霣玉怨》，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三部小说都写婚恋悲情，用的都是“骈四俪六，刻翠雕红”的文字，在现代白话小说尚未出现之前，很受新旧时代交替中的文人读者的欢迎。《玉梨魂》写书生何梦霞教馆，与主人家的守寡媳妇白梨娘相恋，最后一殉情一殉国的悲剧。小说中穿插两人的诗词唱和，缠绵悱恻，很适合当时文人读者的欣赏习惯，因而在《民权报》连载时轰动一时，单行本再版数十次，发行量达几十万册。《玉梨魂》用骈散结合的文体来叙事，让旧读者感到既熟悉又新奇。作者还借鉴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手法，结尾用日记补叙故事，用“后记”形式。写叙述人事后的“凭吊”，渲染了感伤哀怨的氛围。“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旧框架里纳入的，因而不动声色。骈体小说搭上了古典诗文传统和现代技法两头，这预示了民国旧派小说一扦始就具备的过渡性地位。”
在晚清小说创作中，“谴责小说”占有重要位置。阿英分析这种情况时指出，当时的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社会恶现象挟击……故此类小说，在全数量中，所占至少在百分几十以上”。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为代表的大量谴责小说，为民国初期黑幕小说、社会小说在对现实阴暗面的暴露、长篇社会写实小说的叙事手段、结构安排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和参照。李涵秋的《广陵潮》采用白话章回体，以扬州为背景，用云麟、伍淑仪两家人的生活经历，编织起庞大而松散的结构，这正是形式上深受《官场现形记》等影响的结果。小说从“戊戌变法”一直写到“五四运动”前夕，以时间为序，罗列此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并穿插各种社会丑闻、遗闻逸事有明显的讽刺意味。但在云麟与几个女子的感情纠葛方面，作者又吸取《红楼梦》的写法，把“鸳鸯蝴蝶”的风气带人作品中。《广陵潮》融合了言情和讽刺，开创了社会言情长篇小说的新体例，对后来出现的《歇浦潮》（朱瘦菊）、《人海潮》（网蛛生）等大批类似仿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民国旧派小说”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在形式、语言上多取法晚清小说，而在逐渐增强的文学商业化因素上，又为新文学的产生准备了条件：“旧派小说”把社会现实问题写入作品中，客观上起到了传播民主思想、个性的作用，同时又不愿完全因循晚清小说的老路，温和地向西方近代小说吸取营养，这也为新文学的出现，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概括地说，“民国旧派小说”是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轫阶段，也是新文学得以生长的土壤。虽然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但先天的亲缘关系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雅与俗的对峙中，始终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伴随着1917年“文学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成长起来的现代新文学，从问世之日起就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展开了与通俗文学争夺读者、争夺话语权的斗争。由于双方在文学功能的定位上存在巨大差距，时局的动荡不安又使这种差距被放大后呈现出来，因此，在民族矛盾、社会矛盾尖锐的“五四”时期，通俗小说很快就败下阵来，老牌的“鸳鸯蝴蝶派”刊物《小说月报》自1921年1月（12卷1号）由茅盾接手主编，旧派小说只好转而发挥所长，去争取一般老派市民读者。旧派小说在重新定位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一成不变地保持原有的创作风格，已无法适应新的时代需求，于是也开始艰难地寻找加强自身现代性的途径。在这一时期，言情小说持续繁荣，并在末期出现了现代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社会小说沿着《广陵潮》的路子发展，毕倚虹的《人间地狱》、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李涵秋的《战地莺花录》等作品，都把写情、写史结合起来，展现出时代发展的状貌，代表了社会小说的新成就；武侠小说在这一时期异军突起，出现了被称为民国武侠小说奠基人的平江不肖生（向恺然），以及以讲史见长的赵焕亭，善写党会传奇的姚民哀等：侦探小说也逐渐繁荣，以程小青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家译著并重。程小青模仿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创作了《霍桑探案》系列小说，很受市民读者欢迎。此外，以徐卓呆、程瞻庐为代表的滑稽小说，以叶小凤、蔡东藩为代表的历史演义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旧派文学为了迎合市民读者的趣味，作者和编辑联成一气，不断使用花样翻新的方式，为小说制造名目。经过一段混乱期之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演义四大门类基本确立。它们既与古典白话小说有一定的渊源，又受到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改造，这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现代新文学一样，正在现代化的路上艰难地探索前进。
20世纪30年代一40年代是现代通俗小说取得辉煌成就的时期，重要标志是言情小说大家张恨水的崛起和武侠小说创作的盛极一时。
张恨水是这一时期社会言情小说的集大成者。他有意识地对旧章回体进行改革，在保留传统形式和娱乐性的基础上，不断拓宽小说的功能，努力吸取新文学和西洋文学的经验技巧，创作出既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又有缠绵的爱情纠葛，既贴近普通市民生活、又超出通俗小说固有的思想深度的新章回体小说，完成了章回小说体制的现代化变革。张恨水的主要代表作有《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等。
另一位代表言情小说成就的作家是刘云若。自1930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春风梦回记》之后，他又相继创作了《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粉墨琵琶》等作品。刘云若的小说更注重向新文学学习借鉴。在心理刻画、现代意识的表现等方面都有出色的发挥，尤其是《红杏出墙记》一书，极端曲折的情节设置和心理分析手法的运用，都为言情小说的现代化作出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
与言情小说相比，武侠小说远离现实。它一方面对中国主流政治社会之外的亚社会即民间社会的武术技击世界加以表现，另一方面醉心于创造一个超现实的剑仙神魔世界，而侠义精神始终在传统文化的范畴内运行，现代社会的意识观念、道德理想比较不容易在作品中展现，因而武侠小说的新旧过渡更为艰难。30年代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南北对峙、各领风骚的局面。南派武侠在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的影响下，产生了顾明道的言情武侠（《荒江女侠》）、姚民哀的党会武侠（《盐枭残杀记》）和文公直的历史武侠（“碧血丹心”系列）；北派武侠经过赵焕亭的过渡，出现了现代武侠小说大家还珠楼主。还珠楼主最著名的作品是《蜀山剑侠传》。作品中的神侠世界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由人间社会、神话幻想、自然胜境、哲理诗情交织而成。小说写正道的剑仙同邪恶的怪魔间的斗争，阐发惩恶扬善的侠义精神。剑仙、怪魔都要通过行动，来逃脱“道家四九天劫”。不同的是剑仙行善逃劫，怪魔作恶避难。两方面合起来，共同预示着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不懈抗争。作者把宇宙万物均作意象化处理，以天马行空的笔调对人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做出个性化的诠释。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有意识地引入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对后来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发生了重大影响。还珠楼主的写作字数近两千万，卷帙浩繁，气度恢宏，带动北派武侠在南北对峙中占据上风，也直接影响了40年代北派武侠四大家的创作。
从抗日战争到40年代，通俗文学面临了特殊的文化境遇。一方面，大批新文学作家因为战乱迁入大后方，文学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扩散和普及，新文学通俗化的问题显现出来；另一方面，党派性强烈的激进的文学被爱国的、统一战线的抗战文学所代替，1938年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推举张恨水为理事，传递出新文学向通俗文学发出的团结合作的信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的大后方和沦陷区，政治性文学一定程度上的缓解松弛，左翼青年读者的流失，也给通俗文学留出了空挡。加上经过长期的改造，通俗小说的思想意识、创作手法都逐步完成了现代化转型，拉近了与新文学的差距。这些因素都使得雅与俗的对立进一步消解，雅俗融合的文学局面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