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文学向雅俗互融做出的努力，主要是文体形式和审美情感的转化，文学的现实批判性和文化、历史探索精神的加强。在纯文学方面，受旧小说影响的新小说家如张爱玲涌现出来。介于雅俗之间的作品越来越多，如徐讦、无名氏、赵树理等，成为大趋势。在由政治形势分成的三个政权区域内，各地的文学发展情况有所不同。在华北沦陷区，由于新文学的地盘几乎全部空出，北派武侠趁势占领了文学市场，使武侠小说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朱贞木等北派武侠作家的创作，较以往更具现代性。这是因为他们对“侠”的精神做出更符合现代特征的阐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白羽是一位受“五四，’新文艺影响很深的作家，他笔下的武侠小说按新文学的意识和现实规律来描摹世态、刻画人物，少奇幻色彩而多现实关照。白羽一生经历坎坷，笔下的侠客都是平实的普通人，寄寓着作者的情感和对社会人生的真实体验。在《偷拳》中，主人公杨露蝉三年装哑行乞，受尽磨难，自投太极陈门下偷学无极拳，表现了侠的坚忍不拔；另外杨露蝉五年被太极陈拒之门外，到处拜师求艺，遇到了不少欺世盗名的伪侠，揭示出武侠世界名不副实的一面，这是对武侠世界现代阐释的一个重要起点。白羽在武术技击的创新描写上有一定的贡献。他运用传统术语、诗词典故、山水自然、动物形象、神话传说等为各种武功命名，增加了武侠世界的文学色彩，与还珠楼主、郑证因一起，为后来的新武侠小说中武功命名与文化的结缘，拓展了思路。郑证因在北派中创造了技击武侠一路。他本人懂得武术，在武功的描写上偏于写实，创出多种拳法、掌法、轻功套路。郑氏武侠的主要特征是擅长写天津黑社会内部的秘密、帮会仪式等。他的代表作是《鹰爪王》系列作品。王度庐以悲情武侠著称，为言情武侠开创出新的支流。从1938年起，他连续写出《鹤惊昆仑》《宝剑宝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铁骑银瓶》五部互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武侠小说，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小说通过江南鹤和阿蛮、李慕白和俞秀莲、罗小虎和玉骄龙的爱情悲剧，展现了人类情欲与理智的冲突，以及个体意志对命运的无望抗争。王度庐的小说，着力写出人类的种种温情，并以不可知的命运的力量，将这些温情一粉碎，从而造成强烈的悲剧气氛和巨大的心灵震撼，使得通俗的武侠小说获得了社会悲剧、命运悲剧和性格心理悲剧的综合美感，有力地推动了武侠小说形式上和审美上的现代化。朱贞木被认为是写奇情武侠的高手，他的作品，往往以奇诡的格调取胜，想象丰富瑰丽，布局技巧高超，代表作是《七杀碑》。
在言情小说方面，除了张恨水、刘云若之外，这一时期在上海最引人注目的是秦瘦鸥和他的《秋海棠》。这部小说1941年在《申报》连载刊出后，立即受到热烈欢迎，并被改编成电影、戏剧上演，成为秦瘦鸥最著名的代表作。小说沿袭“鸳鸯蝴蝶派”的惯用套路，讲述某军阀的姨太太罗湘绮与伶人秋海棠相恋。秋海棠被毁容后忍痛放弃爱情和艺术，带女儿梅宝隐居乡间，受尽屈辱折磨，将孩子抚养成人。18年后罗湘绮千方百计找到父女二人，秋海棠已带病“跑龙套”而例毙在他心爱的舞台上。这部小说风格悲切感伤，创作态度严肃，注意挖掘故事的人生含义，以情动人，在总体上也代表了当时言情小说的成就。另外，予且把西洋文学和新文学的技法应用到通俗文学中，创作出一批融合多种文学因素的新型通俗小说；王小逸擅长在言情中暴露社会阴暗，对现代叙事手段的运用也比较熟练。
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情况不同，在解放区，通俗文学基本上不受文化市场机制的支配，面对的也不是城市市民，而是由抗日民主政府的政权力量加以自觉推行，对象变成农民。解放区通俗文学的一般特征，首先是理论推动的结果。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在这一地区形成的，它主要回答了根据地文艺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突出了文艺的“人民大众性”。后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明确提出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关于文艺形式，他早在1938年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腔调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这样的理论推动下，从30年代后期开始，在解放区出现了一场以文艺大众化为目标的文学创作高潮，通俗小说（章回体、演义体、新小说体）、通俗诗歌（街头诗、枪杆诗、墙报诗、仿民歌体）、通俗戏剧（广场剧、农村小话剧、秧歌剧）的创作出现了全面的繁荣。“整个解放区的通俗文学，主要形成两大潮流，一是仿民间的通俗文学，一是化民间的通俗文学。”前者以诗歌的成绩最为显著，用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填写革命翻身的故事也好，直接写民谣小调也好，但很难让民众传诵。后者便是出现了赵树理。赵树理本来是在民间戏曲和“五四”新文学的两个方面都有根底的农民文学家，他的《小二黑结婚》初不被人接受，认为是旧派作品，但由于解放区文艺政策的有力支持，出版后受到农民的欢迎，传播开来。赵树理小说将民向评书彻底地新文学化了，而且能容纳表现农村变化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反映农村的新问题、新面貌，新历史进程，因此成为新型的革命大众文学体。
除赵树理之外，表现解放区农民武装斗争，而又采取民问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形式的，当时出现过一批模拟旧章回体的新小说。马烽、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分别描写吕梁山与白洋淀的农民游击战争，明显受了传统白话小说《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的影响。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新的政治历史语境中，通俗文学的性质发生了偏离，由民国旧派小说演化而来的通俗文学被视为保守、落后的文化糟粕遭到禁止，代之履行通俗文学职责的是40年代在解放区形成的具有革命英雄传奇、历史传奇性质的大众通俗文艺。以赵树理为代表的新一代人众通俗文学作家，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建构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大众化的通俗文艺具有了双重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创作，大体上沿着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路径向前发展，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成为衡量作品的一条重要标准，因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以革命英雄传奇最为突出，《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代表了当时的主要成就。进入“文革”以后，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文学创作领域噤若寒蝉。传统意义上的通俗文学固然绝迹已久，解放区形成的大众化文艺也被作为“毒草”加以批判。除了极少数为“四人帮”歌功颂德的作品外，几乎一片空白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长期禁锢人民头脑和行动的极左思潮开始清除，文学领域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如果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潮流代表着严肃文学的复苏和成长，那么，通俗文学的复苏则明显滞后。这是由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文革”结束后，全国百废待兴，急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鼓动、激发人民的工作热情，投入到社会重建和发展的事业中去；而消费性极强的通俗文学无论在现实条件上还是社会需求层面都并未显示出它的迫切性，因而在一段时间内还没有走入人们的视野。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文化需求的日趋多样化，以刘兰芳、袁阔成等为代表的说书艺人编辑整理的传统评书首先打破了过于严肃的文艺界现状；随后，以琼瑶、三毛为代表的港台言情小说和以金庸、古龙为代表的港台武侠小说，在不同的层面上迅速完成了对中国大众文化需求的分割填充；加上电视媒介日渐普及，港台海外连续剧持续热播，甚至出现万人空巷看“射雕”的盛况。这些因素表明，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要求已经十分迫切。在这种大趋势下，通俗文学，包括通俗影视作品在内，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作家敏锐地感受到社会转型期的文化特征，巧妙运用通俗文学的方法表现严肃的文学追求。王朔代表了这种严肃文学通俗化的倾向。他的小说擅长用市井粗鄙而生动、颇具时代特色和感染力的语言，表现都市青年在特定条件下精神的空虚、迷茫和价值失落。“玩主”成为一代城市青年的理想，而“玩的就是心跳”更一度成为他们的口头禅。王朔小说面向市民读者，尤其是城市青年读者，注重用富于时代特征的语言对话来刻画人物的精神面貌，回避重大事件和曲折的情节，因而更具普遍性。
此后的文学创作领域通俗化倾向更加明显。在历史小说方面，以二月河的“满清皇帝系列”为代表的长篇历史小说在保留传统通俗小说历史演义的基础上，融入丰富的历史知识，体现了作者“历史百科全书”化的艺术追求。更为重要的是，作者的文学观兼顾了雅俗两方面的要求，既有史实叙述、典章制度，也有传奇性质的宫廷斗争、江湖恩怨、党会黑幕，通俗趣味和严肃文学观念互相纠结，代表了当前历史小说创作的双重价值追求。
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关注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风气中，“官场小说”逐渐壮大并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类以暴露官场私密和腐败内幕为主要内容的作品，有两个主要的现实基础：一是配合主流意识形态，从社会舆论上营造反腐败的氛围；二是迎合普通民众对官场腐败的矛盾心理：一方面痛恨腐败，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困惑在以贪官伏法为大团圆结局的“官场小说”中，可以获得某种代偿性满足；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对权力场的运作基于某种历史原因，始终具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官场小说用主要篇幅描述贪官如何运用权力牟取私利，客观上又满足了部分读者窥视权力运作的探秘心理。上述两点在中国市民社会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而“官场小说”的通俗化、商业化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广泛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在文学创作领域，以解构宏大叙事、否定现代性为特征的文学观念占据了重要地位。“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状态小说”对历史、现实、生存环境、心理体验等多方面的全新阐释，“新生代”、“晚生代”、“美女作家”的躯体写作、个人化写作，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海派小说的精神特质，商业化气息浓重，代表着新一代作家在市场机制下对文学创作的再一次重新定位。
张恨水
张恨水的创作是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一个高峰。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文学生涯里，他总共创作了一百多部小说（其中大部分是中、长篇小说）和大量诗词、散文，总字数逾3000万，堪称“著作等身”。张恨水的小说，始终坚持平民化立场，努力扩充和改造传统通俗小说的章回体式，为通俗小说的现代化，从文体、技巧、思想观念、审美取向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他的小说，通俗而不庸俗，既能以传统的方式手法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爱情，吸引广大的读者，又能以平实稳健的步伐不断提升通俗文学的层次和品位，特别是在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方面尤为突出，体现了一位伟大的作家在“感时忧国”的时代氛围中应有的襟怀和操守。张恨水的作品虽然长期被视为“鸳鸯蝴蝶——礼拜六派”而受到文学批评界的冷落，近年来，一些基于历史的、现实的偏见而形成的误解已经渐渐消散，张恨水的魅力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新关注。
张恨水（1895—1967），原名张心远，祖籍安徽潜山，生于江西广信一个小官吏家庭。他六岁入蒙学，此后随父辗转于江西、安徽两省之间，断续上过几处私塾。十岁时学会律诗平仄，并开始沉醉于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列国志》等。13岁时已从《聊斋志异》《红楼梦》中学会了许多“形容笔法”和“作文之法”，15岁又从《西厢记》中受到“文学上莫大的启发”，学会了“腾挪闪跌的文法”。1912年父亲张钰客死南昌，他便辍学回到原籍，次年考入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两篇文言小说，各三四千字。学校倒闭后同乡，模拟旧派言情名作《花月痕》写出了章回体小说《青衫泪》。1914年，他在汉口为小报写稿时正式使用“恨水”的笔名，取李后主“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词句的意思。经过一段时间的流浪，他于1918年经推荐任职芜湖《皖江日报》，发表文言中篇小说《紫玉成烟》和言情长篇《南国相思谱》，1919年又作白话讽刺小说《真假宝玉》《小说迷魂游地府记》，刊登在上海《民国日报》，这是张恨水文学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作品从形式、题材、手法、语言等方面来看都没有超出民国初年“鸳蝴派”的框范，完全陶醉于旧式男女的悲欢哀怨，把“一腔感伤牢愁倾泻在花荫柳下的倩影和哀感顽艳的辞藻之间”。此时的张恨水醉心于“鸳蝴派”的风格和情调，尤其对《花月痕》里的诗词小品和回目，更是津津乐道，并深受其影响。他一生的文学创作都始终没有离开章回体的小说模式，并且以社会言情成就最著，与这一时期所受的熏陶和个人的艺术偏好有着重大的关系。他在总结早期创作情况时谈到：“这个阶段，我是两重人格。由于学校和新书给予我的启发，我是个革命青年，我也剪了辫子。由于我所读的小说和词典，引我成了个才子的崇拜者。这两种人格的融化，可说是民国初年礼拜六派文人的典型，不过那时礼拜六派没有发生，我也没有写作。后来二十多岁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的思想，都没有脱离这个范畴，那完全是我自己拴的牛鼻子。虽然我没有正式作过礼拜六派的文章，也没有赶上那个集团，可是后来人家说我是礼拜六派文人，也并不算十分冤枉。因为没有开始写作以前，我已造成了这样一个胚子。”1919年秋天，张恨水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荡着所有的青年人，他自然也不例外，只是他喜好钻研古典文学，在有了正式工作之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因为朋友的盛情约请，才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七八万字。此后的四五年里没有再写小说。《皖江潮》代表了张恨水创作上的一个新阶段的起点：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上讽刺谴责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