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进一步解释：“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此，女记者表示有同感，她以独特的话题，把对江青的看法摆在了邓小平面前：“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小平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零分以下。”
女记者话题顺势一转：“你对自己怎么评价？”
邓小平显然成竹在胸。他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他用手指着对方的记录本，不知不觉中，女记者感受到了对方不只是位长者，不只是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是位历史的巨人在向记录历史的人讲述深刻的道理。只听到邓小平一字一句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万变不离其宗，4个小时的长谈，以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为始，也以此为终。可谓是精彩的答辩，出色的采访。
8月28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访谈的内容，世界各国报刊也纷纷转载、评论：“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
“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奥琳埃娜·法拉奇是时髦的职业记者，她的兴趣主要在于个人。准确地说，采访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那些对世界有重大影响性的人物上面，包括那些著名的活动家。越南战争炽热时，她进出河内、华盛顿；中东发生危机时，她双眼紧紧盯住阿拉法特、侯赛因；联邦德国与东方秘密接触时，她找到了维利·勃兰特；西班牙政治风云变幻，她又坐在了卡里略身边。当世界目光都注视着中国如何评价已故毛泽东主席时，她又出现在北京，访问邓小平。
她得到的回答极其简单：天安门上的毛主席画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我不赞成把它改掉”（指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主席“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他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多么质朴的语言，多么明确的回答！然而，这些朴实无华的言词后面，却包含着多么丰富的思想内涵啊！
1985年，即这次访谈的5年后，邓小平对来访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纳塔提及了他同女记者的这次交锋。他讲：“她问了许多难回答的问题，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一个时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活跃，出现了努力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这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流。但与此同时，社会上又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思想动向。
一方面，少数仍坚持“左”倾错误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转急了，转坏了，落实各项政策是“烧香引鬼”；有人说，现在“同美帝建了交，同兄弟（越）打了仗，给地富摘了帽，搞专政没对象，抓斗争没有纲”。他们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右倾、复辟、倒退。还有极少数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毒害的人，以及“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则散布流言飞语，甚至成立非法组织，搞非法活动，恶毒攻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一些中央领导人。
山西运城地区个别县的负责人认为，中央路线是错误的，甚至说三中全会以来是“逆风千里”，是一场“浩劫”，而且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北京等地还出现了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反对机会主义同盟十九人委员会”等印发的传单，指名攻击邓小平、胡耀邦、胡乔木等，攻击中央的现行政策是“要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些“左”的观点和极“左”言论，对于思想尚处于解冻过程中的相当部分干部和群众来说，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另一方面，还有少数人不能以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认识历史和现实，对诸如为什么建国后经济发展速度比较慢，为什么毛泽东晚年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政治运动不断、甚至发生十年“文革”这样的灾难，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却得到比较稳定的、迅速的发展等问题，不能给以科学的分析和回答，因而对党的领导、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表现出迷茫和怀疑，思想上出现混乱，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
特别是有极少数人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帜，歪曲历史，曲解现实，从根本上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他们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些人上街张贴大字报、大标语，耸人听闻地提出了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有的人甚至同敌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这些人的活动由于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同时又利用了十年中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因而社会上掀起了一小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在一部分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受这种思潮影响，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如冲击党政机关、阻断交通，等等，严重破坏了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很显然，这种思潮如果任其发展，不加制止，那么，刚刚形成的安定团结局面就可能被破坏，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就有可能被引上歧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就很难贯彻。因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股思潮的动向。
1979年1月27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后指出，要讲清民主问题，要邀请人研究这个问题，写大文章。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人民大会堂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参加会议的人员扩大到四百余人，除当时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的人员外，还有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干部。
邓小平在讲话中首先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他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比如：我们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党内和社会上都还存在着从“左”的和右的方面歪曲、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
邓小平对这四项基本原则分别作了论述。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首先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我们必须坚持专政。没有这个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离开党的领导，事实上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毛泽东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
总之，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绝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
当然，这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形势下都有新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
邓小平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整个中国共产党内，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热烈拥护。大家认为，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为我们当前的思想解放，为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基础和根本的方向。
根据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全国各地立即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教育，通过一系列宣传和斗争，很快击退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促进了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推动了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
然而，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度被击退的右的思潮，又开始出现反复。社会上有些人不能正确理解甚至反对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立起来，认为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1979年下半年在北京西单街头，不断有人贴出大字报或发表演讲，散布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利用西单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活动。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海外的一些媒体，特别是“美国之音”也大加渲染。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关注。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一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对那些经常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发表演讲的人，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对极少数坏人也要打击一下。
12月6日，北京市政府正式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在此之前，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鉴于魏京生向外国人提供军事情报和煽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罪行，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这一措施消除了破坏安定团结的一个隐患。
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邓小平反复提醒全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还说，宪法上有关“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条文，从历史经验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显然不适宜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因此，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中共中央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根据党中央的建议，通过了取消“四大”的决议。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再次指出：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然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思潮并没有得到根本克服。正确路线的贯彻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本不足怪，问题是共产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此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有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对错误意见进行正确的批评是违反“双百”方针，等等，以致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这种状况提出了严肃批评。
他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的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为此，他要求各级领导，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和教育。
遗憾的是，邓小平的这些提醒并没有立即收到效果，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仍在不时地表现出来。1981年春，社会上出现了一些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共产党的领导的文艺作品，其中的代表作就是作家白桦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此外，还有一些人在公开场合，甚至在大学的讲台上放肆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这说明，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仍然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
1981年3月，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对此再次提出要求，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纠正“左”的倾向，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他在同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同志谈话中提出要对《苦恋》进行批判，他说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同年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首先开始了对《苦恋》的批评。文章说，部队作家白桦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不仅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1981年的7月17日，邓小平同中央宣传部门领导人就思想战线的问题发表谈话，再次严肃批评了党对思想战线领导的涣散状态，认为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处置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