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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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邓小平和毛泽东(5)

“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说到这里,邓小平那实事求是的精神,坦诚宽阔的政治胸襟,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陪同人员、翻译和记录人员,也感染了女记者。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女记者从毛泽东主席晚年身体状况谈起,直接问起毛泽东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问题。她接住邓小平说毛泽东晚年身体不好的话头说:“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

女记者谈锋甚锐:“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

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问话像连珠炮式地接踵而至,虽然语音不高,其中还掺杂着女性柔软的音腔,甚至脸上也不失女性温和的微笑,但所提的问题分量却是很重。在当时那种大环境中,完美、准确地回答上述每个问题,绝不是件轻松的事。当时,所有在座的人都感到了这种严肃、紧张的气氛。

邓小平镇定自若,像当年指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时那般从容,只是侧了下身体,想使对方容易看清自己的全部表情。他停顿了片刻,胸有成竹地讲:“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又是谈“文化大革命”的爆发。邓小平讲了“大跃进”的来龙去脉,实际上也讲到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思想来源。但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应当提到,于是,邓小平回答道:“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女记者通过翻译,得知了邓小平谈话内容,明白对方在逐一地、毫不含糊地解答自己所提出的难题。毛泽东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了,那么“文化大革命”错在何处?这正是她想进一步询问的。没想到,邓小平又主动地触及了这个在1980年还难以全面回答的问题。他说:“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对于林彪,奥琳埃娜·法拉奇并不陌生。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得发紫,在中共九大上被确定为毛泽东主席的接班人。随后,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197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于是,女记者又站在西方人士的立场上,像提“五个指头”的问题那样,把林彪与毛泽东主席的关系问题提了出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邓小平接着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琳埃娜·法拉奇:“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放下茶杯的邓小平用近乎论断性的语言告诉注视着自己的女记者:“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伸出手指表示着自己的话意。

“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肯定地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女记者明白,邓小平是在批判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林的行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确是很聪明的回答。

她继续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回答:“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

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显然,对方问得得体、尖锐,邓小平答得机敏、准确。忽然,女记者问完毛泽东与“四人帮”、林彪关系的问题后,话题一转,转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关系上面。

奥琳埃娜·法拉奇注视着邓小平讲:“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是作为他的“罪状”列出的。消息灵通的记者知道这些不足为奇。

他说:“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女记者显然对上述回答感到满意,不过,她沿着既定的思路提出问题,即“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自然,下一个问题就是周恩来了。她问:“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小平听完问话,目光转向窗外,他想到了周恩来,他与周恩来相识于法国那异国他乡。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问过他:“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邓小平深思了一下回答:“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是的,留法两年,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惊险岁月,在江西“红都”,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中,在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中,直到周恩来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病逝为止,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峥嵘岁月中,邓小平始终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和忠诚战友。周恩来病重时,邓小平顶住“四人帮”的压力,治国治军,替周恩来分忧解难;周恩来病危,邓小平通宵达旦守候在周恩来身旁,安慰战友;周恩来病逝,邓小平强忍悲痛,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为他致悼词……总之,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一切真是太熟悉了。

当然,外界是了解不到那些内部情况的。比如女记者提到的周恩来“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显然是对中国共产党内几十年的革命历史缺乏了解。

实际上,周恩来早在李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时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打击,只是他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很少谈及而已。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人批评过火。建国后,说他主张“反冒进”是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对那些不实之词,对那些过火的批评,他总是泰然处之,并且严于律己,反复检查自己工作中的失误,表现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

想到这些,邓小平回答女记者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在有了上述背景交代之后,邓小平讲:“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

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是按照设计的既定思路,邓小平的回答也有着“一定之规”。对方问刘少奇、周恩来,以至于自己,邓小平就讲毛泽东和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友好关系,讲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贡献,这一点,女记者敏锐地感受到了。所以,她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平静地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琳埃娜·法拉奇:“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平和地讲:“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时间已快到中午了,访谈仍在继续,似乎还没有要结束的迹象。因为“文化大革命”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当时的许多中国人都是难以说清道明的,更不用说西方的人士了。因而,话题从具体的人物评价,又转回到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创举”上面。

当女记者表示自己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

这样可怕的事情时,邓小平循循善诱,讲要从制度方面解决。

当女记者说明“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今后党和国家的局势发展能否顺利时,邓小平表示:“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

他满怀信心地说:“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

提到粉碎“四人帮”,女记者又提出一个问题:“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说:“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他接着说:“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奥琳埃娜·法拉奇问道。

邓小平回答:“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女记者又问:“我看到中国有其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要保留。”邓小平肯定地答复。他随后解释说:“‘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邓小平与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是分两次进行的,时间分别为8月21日、8月23日,都是在上午,共达4个小时。

在第二次交谈中,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是,仍然涉及了毛泽东主席。问题是这样由女记者提出来的:“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小平明白,这是在问毛泽东主席同江青的关系,实际上是第一次交谈时最初话题的继续。

邓小平毫不掩饰,直截了当地回答:“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琳埃娜·法拉奇:“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将慈禧和江青作比较,说明了女记者对中国近代史也是有所了解,对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飞扬跋扈也有所耳闻。但是,对她与毛泽东主席的复杂关系,女记者毕竟无法详知。

还是邓小平告诉了她:“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琳埃娜·法拉奇承认:“我们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