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浦，是位于北部湾东部、海南岛西北部的一个半岛，土地荒芜贫瘠，素有“三多三少”之说，即荒地多，石头多，仙人掌多；水少，林少，村庄少，不适宜农业开发，但发展工业和转口贸易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海岸线曲折，港湾深阔，可建设26万吨级的深水码头，是一个中国少有的天然避风良港。它近连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国，远连日本、朝鲜半岛。处在亚太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和国际海运航道的中心位置，可发展成为国际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洋浦附近资源丰富，具备提供能源和发展建材工业的理想条件。因此，海南省政府从利用港口资源重点开发洋浦以带动全岛发展的战略出发，决定从这荒凉的半岛上拿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租给外商成片开发，租期为70年，以此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在海南岛西部建立现代大工业带。
“30平方公里，出租70年”——这是一个大动作！也引起了一场大风波！
有人说：这与旧中国的“租界”有何不同？
有人发问：这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置之何地？
国务院、全国政协相继收到“紧急呼吁”和提案。一时间，“洋浦模式”
的是是非非震撼中国。
大特区的领导在关键时刻想到了特区的缔造者和领路人。他们联名递交了给邓小平的报告，坦率地阐述大特区改革开放新思路的正确性。
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在详细审阅开发洋浦的规划报告并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后，在海南的报告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事不宜迟。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见者讲清楚。手续要迅速齐全。”
一场飓风平息了！
1989年11月，《海南洋浦地区30平方公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首期付款协议》签字。
1992年3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消息：国务院批准了海南省关于成立洋浦开发区的报告。
开放14个沿海城市。
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和厦门三个经济特区后，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成绩，肯定了中央建立经济特区的正确方针。回到北京后，他即找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于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联合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讨论了如何放开步伐，扩大开放，更好地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引进管理的问题，讨论了进一步办好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经济特区的问题，也讨论了扩大厦门经济特区和进一步开发海南岛的问题，并建议进一步开放大连等14个港口城市，对这些城市提出了若干优惠政策和措施。
这些沿海城市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
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指出：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沿海港口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经济基础、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等条件较好，势必要先行一步。这些沿海城市在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时，应当首先抓好老企业技术改造，上一批投资少、周转快、收益好的中小型项目。这样做可以更多更快地积累力量，既在财力、物力、人才方面支援全国，又在内外交流过程中总结经验向内地推广。
《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建议开放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在扩大地方权限和给予外商投资者若干优惠方面，实行以下政策和措施：
（1）放宽利用外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权限。上海、天津两市的生产性项目对每个项目总投资的审批权限放宽到3000万美元以下，大连市放宽到1000万美元以下，其他11个沿海港口城市放宽到500万美元以下。
（2）增加外汇使用额度和外汇贷款。外汇使用额度在今后几年内上海定为每年3亿美元，天津2亿美元，大连增至1亿美元，其他几个市也要增加一定额度。有的还要适当增加些中国银行贷款。
（3）积极支持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老企业。抓紧老企业的技术改造，上一批对四化建设有重要作用的中小型项目，是这几个港口城市近期内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的重点。要给以扶植。
（4）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给以若干优惠待遇。
凡属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企业项目，或者外商投资在3000万美元以上、回收投资时间长的生产性企业项目，报经财政部批准，企业所得税也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
（5）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几个城市，有些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大力引进我国急需的先进技术，集中地举办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的科研机构，发展合作生产、合作研究设计，开发新技术，研制高档产品，增加出口创汇，向内地提供新型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传播新工艺、新技术和科学的管理经验。有的经济技术开发区，还要发展为国际转口贸易的基地。
（6）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出口。发挥自己的优势，选择有生产能力，有可靠的原料来源，有长期稳定的外销市场，算总账对国家有利的商品，大力发展进料加工再出口。
（7）调整几个城市的开放类别。为适应进一步开放的需要，这14个城市现仍属于乙类以下开放城市的，原则上都应逐步调整为甲类。关于国外人员入境出境的管理，国内人员因公出国的审批及办理护照、签证手续等问题，在条件具备后，报经外交部和国务院港澳办批准，可以陆续实行经济特区的办法，简化手续，给以方便。
（8）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4个城市及其要兴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都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商投资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9）加强对利用外资的计划指导。在扩大这14个城市利用外资权限的同时，要求加强国家计划的宏观指导。要互通信息，不断总结经验，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引进和失误。
（10）在改革方面应当走在前头。这14个港口城市的进一步开放，应当同内部的改革相结合，在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走在前头。可以参照经济特区的某些成功经验来进行改革。
这个座谈会纪要最后还提出大连市在某些具体政策方面可以更开放些，因为大连是东北三省的主要港口城市，从充分发挥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作用出发，也考虑到我们利用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要，以及通过“大陆桥”对苏联、欧洲发展转口贸易的需要。
1984年4月6日下午，邓小平特地来到怀仁堂，同与会者见面，并在怀仁堂后园的草地上合影。
邓小平高兴地说：“特区的队伍已经这样大了啊！”
他又谆谆告诫：“搞这个开放啊，关键是每一个地方的人，什么人领导，是一个明白人，还是个糊涂人，有没有劲头的人……要选明白人当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
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是继经济特区兴办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又一重大步骤，大大加快了全国的对外开放步伐。
1984年的10月，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根据邓小平关于中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多次精辟阐述，《决定》把实行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并强调：“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
全会结束不久，国务院领导便率领有关部门的同志赴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实地考察。随之形成的《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的考察报告提出：“应当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进而陆续开放辽东半岛、胶东半岛。”
这个设想得到邓小平的赞同。邓小平说：“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嘛！”
1985年春节，邓小平来到广州，又一次登上去年特区之行时曾登临的白云宾馆。就在邓小平到达广州的前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这次座谈会也是根据邓小平等人的意见召开的。中央的通知指出：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海开放区以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本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以此带动内地经济开发，成为扩展对外经济联系的窗口。
“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我国对外开放由沿海向内地辐射、滚动式逐步扩展的态势已渐突现出来。
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1988年6月3日上午，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聚集在人民大会堂，等待着与中国最高决策人会见。
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出现在代表们中间，代表们争相与这位“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握手致意。会见中，邓小平发表了简短的即席讲话。
在讲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后，邓小平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
邓小平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一经传开，人们又有不少的疑虑甚至误解。
实际上，仔细研读这篇讲话的内容，不难理解邓小平所说的“再造几个香港”的真实含义。
这就是吸收国际的经验，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
我们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在古老的中华大地进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壮举，是影响世界的伟大事业。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要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要吸收国际的经验，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实现长远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两个方面来看，我国在保持香港稳定的同时，还需要有几个或者更多的具有香港那种国际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功能的城市。为此，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提出了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