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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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5)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20世纪所剩的时间,21世纪还要50年。1989年5月31日,他在同李鹏、姚依林的谈话中明确地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他要求中央领导集体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

香港是中国的一块宝地、要地,鸦片战争后逐步为英国攫取为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间,香港以很高的速度走在世界新兴工业经济地区的前列,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获得了“东方之珠”的美誉。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由开放、多元化结构和国际市场型经济三大因素的有机结合,香港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能够突破它本身的体积和地理范围的局限,释放出出人意料的巨大能量。所以,香港虽是弹丸之地,却沟通全球;虽资源短缺,却富甲一方。香港经济的成功,不仅鼓舞了许多小国、穷国,也引起一些大国、富国的关注。它的经验,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邓小平对香港的发展及其在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中的地位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强调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借鉴香港的成功经验,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

邓小平的“再造几个香港”的思想,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战略考虑:

一、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按照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不变,香港的地位不变,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之所以要50年不变,就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不仅是香港人民的希望和利益所在,也是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得天时、居地利,成为大陆最大的贸易伙伴,不仅自身受益,也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门户。如果没有香港,就会严重影响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起码信息就不灵通。所以,邓小平说,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为了实现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既然这样,我们不可能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

二、在内地造几个“香港”。邓小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设计的“三部曲”发展战略目标,是我国摆脱贫穷、走向富强的宏伟目标,是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要实现这样一个战略目标,仅仅有现在的一个香港显然不够,需要多几个类似香港经济功能的城市,才能达到对外开放的相当规模,带动全国的经济起飞。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个大中城市不可能同时很快发展起来,成为现代化的中心城市。但是,一些沿海、沿边、沿江的城市,则可以利用自己的地理、人才、技术等优势,先行一步,提前进入现代化行列。特别是其中个别各方面条件比较好的城市,通过借鉴和吸收国际的经验,包括借鉴香港成为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信息、旅游中心的经验,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按国际惯例确立更科学、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作方式,形成更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完全有可能建成具有香港经济功能、接近香港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性城市,成为社会主义的“香港”。

三、要更加开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形式和措施,体现了一种全面开放、大开放的气魄,在世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同他常讲的改革是中国的出路这句话一样,他常讲的另一句话是,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希望。不坚持改革开放,中国就没有出路,就没有希望。这些年来,他反复讲,对外开放不能收,而是要放,要比过去更开放。他提出吸收国际的经验,再造几个“香港”的思想主张,就是实行大开放的一个战略举措,是对更高层次对外开放形式的大胆探索。我国办好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就是再造几个“香港”,建立“窗口”式中心城市的重大步骤。邓小平一再强调,有条件的地区要尽可能搞快点,要大胆地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指出,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他还要求广东加快步伐,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所有这些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要更加开放。

邓小平提出的“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思想,对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对于实现“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对于振兴整个中华民族,都有深远的意义,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求实精神和科学胆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无畏精神和必胜信心。

对外开放是中国长期不变的基本国策。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会不会改变,这是海外朋友特别关注的问题,所以,也是邓小平对国内外反复强调的问题。

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50年到70年后更不需要变。

这些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不断拓展,地域不断扩大,已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开放的格局。所谓全方位,是指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所谓多渠道,是指对外开放采取多种形式和做法,扩大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所谓多层次,是指对外开放要从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出发,分别采取不同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形成多种层次、依次推进的开放。现在,我国的对外开放已具相当规模,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多层次逐步推进的开放格局。这种形势已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按照邓小平提出的对外开放的路子走下去是坚定不移的,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是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长期不变”,邓小平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说明。一是我们要一心一意搞建设,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国际交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便使我们实现“三步走”的宏伟目标;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如果要变,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三是到21世纪中叶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关系发展了,将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能断得了呢?要变也变不了了。所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20世纪内不会变,21世纪前50年不会变,后50年也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是变得更加开放。

邓小平认为,中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仅对中国实现现代化有利,而且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国每发展一步,就会使国际和平增加一分力量。所以,邓小平在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又殷切地希望世界上一切有眼光的政治家、企业家、银行家、商人对发展中外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的态度,要有勇气、有远见,敢冒风险,进一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1985年1月19日,他在会见香港中华电力公司主席嘉道理一行时说:“中国在同外资合作中,不会让外资吃亏,但是希望大家都过得去。在考虑政治、经济问题时,一厢情愿是不行的。”在合作中,双方都会得到好处,都会促进各自的发展。

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不仅不会改变,而且会变得更加开放。邓小平经常将对外开放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以说明开放国策的长期性。他还将对香港的政策的长期性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长期性联系到一起,多次阐明“不变”的道理。1988年6月3日,他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说:“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我们在内地还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1989年5月31日,他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到组成一个实行改革开放的领导班子时说:“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他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更加开放,这一基本国策绝不能动摇。

打开大门,对外开放,也难免会有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进来。所以,国内外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对此,邓小平明确回答:对外开放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他从三个方面澄清了这一问题:一是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其本身就没有阶级性;再如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不是姓“资”姓“社”的本质区别。二是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优越,它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文明成果,特别是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完全可以拿过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三是即便一些属于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进来,也不要怕,我们有优势,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他针对有的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的论点讲到,多搞一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他说,“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点钱。

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思想是辩证的、全面的。他不断提醒我们,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他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反复讲,在实行对外开放时,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不能完全依赖外国或受制于外国。要大胆吸收和利用外国资金,但要建立在国家的承受能力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要坚持对外开放,但中国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国内,特别是在农村。要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但要反对那种企图取消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全盘西化”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要坚持“两手抓”,抵制资本主义一切腐朽思想和落后的生活方式毒害人们的心灵和损伤社会主义的肌体。更要注意防止和反对那种把对外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想与倾向。要排除干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