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此一闹，南京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周佛海又指使自己控制的报纸，攻击陈公博“拥兵自卫，已成为蒋介石还都南京的障碍”，闹得陈公博忧心忡忡，坐立不安。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是深知周佛海在这场戏中的所作所为的，就决定先让陈公博到日本躲一躲。陈再三考虑，自知斗不过周佛海，就带着情妇莫国康和其他大汉奸等，乘飞机到日本去了，后来引渡回来，1946年被蒋介石枪毙。
从地下冒出来的，除周镐外，还有伪军司令任援道，名义是“先遣军总司令”，也是戴笠封的。任本是八个方面军之一，早被周佛海的金弹打倒。此刻周和任分工：任管京沪，周管沪杭，成了“亲密战友”。
周佛海唱完这出对陈公博的逼宫戏，大获全胜。他心满意足，在8月18日回上海，要摇身一变，当他的“行动总指挥”了。
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除急令周佛海、任援道力保京沪安全外，就叫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
“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
“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
周佛海接到信后，立即成立“上海行动总指挥部”，摇身一变，大汉奸成为从地下钻出来的抗战英雄了。上海的老百姓，窃窃私议，群疑莫释，都被搞得稀里糊涂，不知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这与周佛海何干，他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他要在上海“行动”了。
“行动总指挥部”由周的心腹罗君强、熊剑东任副司令，下设参谋处、调查处、政法处、军法处、宣传处等，机构庞大，五脏俱全。周佛海身边两个军统小人物程克祥、彭寿，奉戴笠之命，担任正副秘书长。顶多10天吧，周就发现，这两个小人物抓了全部大权。他们代表戴笠，周被架空，挂了个名义，成了空心大老倌。
但维持治安的责任却是要周佛海负的。周得到两位秘书长同意后，杭州由周的心腹、伪浙江省长丁默邨负责。周的近2万人的税警团，布置在上海四郊和沪杭沿线。周还把军事顾问川本芳太郎请来和上海日军“登”部队达成协议，日本陆军进驻浦东沿海及郊县一带，和税警团一起，严防新四军入城。当时中共确曾一度要接管上海，后经毛主席再三斟酌后放弃。“登”部队张贴布告说：“奉上司命令，执行维持治安任务。如有妨碍日本行动者，将认为系不服从蒋委员长命令，予以最严厉处置。”“行动总指挥部”由程克祥、彭寿拟定，也不请示周佛海，就四处贴出布告，严禁造谣生事，武装挑衅，保护日侨，违者重罚。具名是“总指挥”周佛海。周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局面初定以后，程克祥、彭寿就开始捉汉奸了。醉翁之意，全在“房子、车子、条子、女子、票子”，是为“五子登科”。戴笠将来上海，用不到周佛海这个“总指挥”了。狡兔死、走狗烹，自古亦然。周佛海自知没趣，忧虑重重。程克祥向周说：“总指挥就到储备银行办公，准备移交吧。这里有我们，您尽可放心。”
周很识相，担着个“总指挥”的名义，却天天到银行去上班。堂堂一个“储备银行”，一点金银不留，不好交账。于是，周绞尽脑汁，总算留下点财宝，面子上得以过关。根据后来周佛海在供词中说，向重庆“中央银行”来客移交了黄金50万两，美金550万元，白银760万两，银元33万元。作为汪伪的“国家银行”，只有这些“储备”，无非自欺欺人，蒙混过关而已。
不久，杜月笙回来了，全副美式武装的“第三方面军”空运到了，戴笠也在9月来上海了，还要周佛海何用呢？他就索性呆在家里，等候命运给他安排的苦酒，不，也许是一杯醇香甜酒。
9月，戴笠到了上海，周佛海的“行动总指挥部”“行动”过了，宣布结束。
戴笠天天在湖南路周家吃晚饭，和周佛海谈到深夜，那热呼劲儿胜过亲兄弟。特务魔头就有这个本领，胸中早有成竹，面上不露痕迹。平心而论，他对周佛海，内心是矛盾的：既要保周政治上渡过难关，找一个好向世人交代的万全之策，又要对周在敌伪时搜刮的财产觊觎巧取，占为己有。只要看看周佛海家中华丽的摆设和好几辆“凯特勒克”、“林肯”保险汽车，这座“基度山”不能不挖。戴笠决心行动了：要救周佛海的性命，也要周的金银财宝。
每天晚饭后的谈话，几乎都涉及周佛海和其同伙丁默邨、罗君强等的前途问题。戴笠总是哈哈大笑说：“有我在，你们就有前途。这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政治上来个声明就可以了，何况你们又为党国做了不少事。放心吧，决不会判刑。”
有一次，周佛海提到蒋介石给的亲笔信。戴笠说：“委座知道的，常提起你，说东南一带，多亏佛海，才未落入共产党之手。但你切不可对外人多讲，委座知道就不好办了。”戴笠说得情真意切，周佛海深信不疑。
9月，军统特务大捉汉奸，搜刮钱财，这是“劫收”的重要内容之一。捉来的人先关在吴四宝的住宅，后来移押“楚园”。此时的汉奸们，真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惶惶不可终日，戴笠口蜜腹剑，面带笑容对周佛海说：“老兄目标太大，这一阵就请不必外出，在府中韬光养晦，专候委座的佳音就是了。”周佛海是个宦海浮沉老手，已经感到大事不妙。
戴笠正在考虑，怎样搬开周佛海这块绊脚石，还有就是周厉害泼辣的老婆杨淑慧，戴也惧她几分。
对周的金银财宝，如何下手？戴笠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好计策。9月下旬的一天，他兴冲冲踏进周公馆，就高声嚷嚷：“佛海兄，好事，好事呀！”正在“韬光养晦”的周佛海听到戴的叫声，急忙下楼，将戴请进书房，愕然地问：“雨农兄，什么好事呀？”
戴笠背靠沙发，仰面大笑：“老兄，等到了！委座来电，要召见你，天大的好事吧！”
周佛海满心狐疑：蒋介石正要在重庆和毛泽东谈判，这种时候，怎么会召见他呢？
但周深知戴笠的性格，他决定的事，不会更改，此去凶多吉少，大为不妙。但还是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去多少天？”
“9月底动身，至于去多久，那要等见过委座再看了。”戴笠仍是满面春风，但心里明白：周佛海犯疑了，赶快动手，搬走了周，还要调走杨淑慧和周幼海，这出戏不大好唱呢！
第二天，大汉奸丁默邨、罗君强也吵着要去，说想见见委座。戴笠心中好笑：“你们去干什么呢？我又不想挖你们的金山？”但反正都是笼中的鸡，网里的鱼，就不加思索地说：“那好，一起去吧。”
1945年9月30日一早，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内弟杨惺华等，由戴笠亲自陪同，乘专机到重庆去了。
周佛海等到重庆后，即被送到杨家山戴笠的私宅。杨家山、磁器口一带，是军统和“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所在地，有名的白公馆、渣滓洞，都在这里，江姐就牺牲于此。
周佛海当然不进监狱，生活招待是一流的。戴笠说：“休息几天，静候委座召见。”不一会，总务科长夏祯祥跑来，毕恭毕敬说：“周先生，要什么尽管吩咐，但请勿外出，不要和熟人通电话。”周佛海脑子嗡地一响，自言自语说：“软禁了！”
当晚，周佛海就心脏病复发，送进了美国人办的“四一医院”，病房二大间，设备华丽至极。戴笠来了，对周说：“这是最好的医院，安心养病。”坐一会就走了，从此没有再来。周佛海写过几次信，也不见人影。戴笠从医院出来，心中暗喜，已生出一条妙计，可以把杨淑慧和周幼海骗来重庆了。
第二天，戴笠就飞往上海。
晚上，湖南路周公馆内灯光通明，客厅中坐着戴笠、杨淑慧和周幼海。戴笠开门见山说：“佛海一到重庆，旧病复发，现在住入第一流的医院了。我特此专程来上海，告诉嫂夫人和周公子。”
戴笠满面春风，杨淑慧一脸愁云，幼海漠不关心。
戴笠又笑着说：“佛海的病，不知何时可愈。他很想念你们，要请嫂夫人去探望他。我想，嫂夫人去一趟也好。医院里虽有护士，总不及亲人照料得周到。淑慧嫂，你看可好？”
杨淑慧心乱如麻，呆在那里，未作回答，心中暗忖着丈夫的病，也怀疑戴笠在捣什么鬼。客厅里沉默了几分钟，戴笠笑了：“淑慧嫂，你怎么啦？去不去呀？”
“去，去，佛海有病怎么能不去！”杨淑慧知道，戴笠决定的事是无法抗拒的。接着又回一句：“戴局长，何时走呢？”
“我很忙，说走就走，就乘我的专机。”戴笠要把这个厉害的女人打发得越快越好。
杨淑慧听后，一言不发，事情要轮到周幼海了，戴笠转过头来，对幼海说：“幼海，你不和妈妈一起去看看父亲吗？他一直想念着你。”
幼海一听，立即顶了回去：“母亲去了，我可不去！”
“你不是一直想到大后方去吗？现在去看看，岂不正好？”戴笠脸上的笑容已减了一半。
“我不去！要去也以后再说。”幼海显然不知天高地厚。
戴笠的脸立即沉了下来：“你要知道，我要人干什么事，没有人敢违抗我的意志。”
“我不是你的部下，不必执行你的命令。”幼海又顶了一句。
“好好，你不去，现在就跟我走！”戴笠要动真格了。
这时，客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杨淑慧哭了：“幼海，去吧。”幼海知道闯祸了，就说：“去就去，但行动要有自由。”
戴笠又笑了，但换了个话题：“你的名字要改一改，不要让人知道你是周佛海的儿子。”
幼海已怒目相对，杨淑慧害怕极了，马上说：“改一改也好，幼海，你就叫周祖逵吧。”幼海感到莫名其妙。
第二天一早，汽车来了，将杨淑慧和幼海接到机场。戴笠等在那里，朝幼海笑笑说：
“我就喜欢听话的孩子，这样不是很好嘛！”
飞机向重庆飞去，戴笠的心却留在上海。他马上要回来，向周家的“基度山”开刀。
6.软禁于白公馆
飞机到了白市驿机场，杨家山的总务科长侯祯祥已在恭候。戴笠关照，将幼海母子送到“四一医院”，好好招待，自己就进城去了。从此，戴笠再未去看过周佛海，虽周一再写信，戴也不理。
当杨淑慧和幼海走进豪华的医院病房时，周佛海一见就目瞪口呆，沉默半晌后说：
“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幼海抢先说：“戴笠叫妈妈来照顾你生病的，莫名其妙，把我也逼来了！”周佛海一听，心中打鼓，不安地朝妻子说：“雨农不安好心，要把我们一网打尽！”杨淑慧定了定神：“戴笠在上海逼幼海走，我已猜着七八分。没有别的，要我们的钱。不怕他，我早有准备。房子搬不动，但珠宝黄货，早已进了美国银行保险箱。蒋老头子那封亲笔信，我已锁入香港‘汇丰银行’保险库。佛海，你别怕，他戴笠是天王老子，也无办法。”杨淑慧的泼辣厉害，于此可见一斑，魔头戴笠远不及这个女人的工于心计呢。
周佛海病好以后，被送回白公馆，和丁默邨、罗君强住在二楼，招待优渥，设备一流，就是独缺自由。幼海住在楼下，允许他和父亲见面，但不得外出，不得打电话，也软禁了。幼海在回忆白公馆的软禁生活时写道：“生活是很优裕的。可以下棋、打牌、唱戏，可以看重庆出版的所有报纸，包括《新华日报》。每天吃的是八菜一汤，大鱼大肉。过阴历年时，还有整桌酒席。”
一个月后，放杨淑慧回上海了，幼海则不放。杨临走时对周佛海说：“这可见戴笠闹腾了几十天，除房子、车子外，一无所获，所以要我回去，想榨我的油。放心，我来个以软克硬，一毛不拔！”
幼海常到楼上和父亲聊天。他虽厌恶周佛海，但在全封闭的白公馆内，还有谁好谈呢？除了特务，还是特务。一次，谈到幼海的前途，周佛海说：“你还是去美国读书好。”幼海经过此番劫难，又成熟了许多：“你们管住我，二十几年了，现在不要再管，我要走自己的路了。”什么路？幼海不说。幼海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心中已仰慕共产党。
戴笠对他软禁，等于狠狠把他向左推了一把，让他向共产党靠拢。
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一处叫“困雨谷”的山峰上坠机身亡。戴字雨农，死在困雨谷，可算天亡斯人。消息传来，杨家山的大小特务，乱作一团，像煮开了一锅粥。
最着急的，要算周佛海这些大汉奸了。周十分了解戴笠，金钱上要捞进，政治上会保证。现在保护神一死，指望落空。周对同室的大汉奸惊呼：“雨农死，我也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