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周佛海在他的《狱中日记》中回忆写道：“三月中旬，雨农坠机身亡，为之忧虑不置。盖余之身家性命，渠曾立誓保护。今如此，则前途殊可忧也。”周当时“忧”得没错。等着他的是人民的声讨和法律的审判。至于丁默邨等，就更不必说了。
白公馆内秘密传言，戴笠是被蒋介石除掉的，因戴的权力太大，已成蒋的障碍。幼海有一天问父亲：“蒋介石真能杀害戴笠吗？如此忠实的鹰犬，也要处死？”周佛海长叹一声说：“按照蒋的个性，完全有这种可能。还是那句老话：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雨农的死，将成千古一谜。蒋是惯于作谜的。”
无论怎么说，戴笠的死，对周佛海和周幼海都是人生的转折点，父子恩仇，各有千秋，不久就要显露出来了。
戴笠死后不久，毛人凤按蒋介石的任命，坐了军统第一把交椅。
周佛海等倒很有自知之明：发表一个声明，作为政治问题解决，显然不可能了。赖在白公馆，靠山已倒，也非长久之计。倒不如法律审判来得爽快，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照目前这样拖着，总不是办法。更何况《惩治汉奸条例》，已经公布，这一关已是难逃。所以，周佛海写了一封信，要求法律结案。
毛人凤到白公馆来时，周佛海当面交上这封信。但毛就是不接，还像真的一般说：
“你的问题，要等委座召见后才能决定，放心吧，没有事的。”周佛海被弄得稀里糊涂，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只能等着再说。但周对幼海的软禁，一直有很大意见，现戴笠已死，不可不提了，就严肃地对毛人凤说：“毛先生，我儿子周幼海，在白公馆已经7个月了，有这个必要吗？请即放他出去”。“毛人凤是一口答应了，但提出了条件，一是出去后不能去看周佛海的老朋友，二是不能回上海，只能去成都，而且，要有人担保。周佛海请在侍从室时的老朋友、军统高级干事胡静安作保，胡同意了。
军统同意释放的当晚，幼海和父亲作了一次长谈。幼海坦率地承认自己倾向共产党，想走这条路。周佛海也懊悔日本投降时拒绝了中共的来人。最后，周对儿子说：“你自己去闯荡吧！”
第二天一早，东方还未发白，幼海获释了，被军统特务用小车送到重庆郊区一座客栈暂住，勒令他立即去成都。幼海在特务监视下，只好走了，说是去华西坝大学读书，其实是去找同学肖孟能，另觅出路。软禁七个月后的周幼海，终于自由了，戴笠把他推到共产党一边去了。
幼海一到成都，就找到肖孟能，要他设法买回上海的机票或船票。肖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肖同兹的儿子，会有办法。幼海在成都住了二十多天，突然人不知、鬼不觉地回到重庆，去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幼海相当成熟了，急着找党了。在办事处，他要找董必武或周恩来，因周佛海和他们过去极熟。秘书出来接见，两人作了一番对答。秘书对幼海说：“你是周佛海的儿子吧！什么事！请说。”
“我想见董必武伯伯或周恩来伯伯，我要到延安去。我被戴笠关了七个月，刚刚放出来呢。”
“噢，你要到延安去，不简单。但不行啊，周先生，什么组织介绍也没有，怎么接受呢？”
“我见董伯伯、周伯伯说去。”“他们忙极了，不会有空。这样吧，我负责转告，一有消息，就通知你。”
闯曾家岩的一幕，就此结束。幼海初次出马，没有成功。幼海明白了，先要找到党组织才行。
幼海挤上了回上海的轮船。在重庆秘密转悠了3天，军统特务竟未发现。
幼海回到上海。湖南路周家早被军统特务占了，杨淑慧暂时住在盛宣怀的儿子盛老三家。母子见面，相互叹息，痛骂特务不止。杨淑慧说：“他们死死逼我交出金银财宝。这批蠢猪，哪是我的对手！”
幼海在同学的帮助下，不久就投奔了共产党。
7.南京受审
周佛海在白公馆一再要求司法审判，政治解决的幻梦彻底破灭了。1946年7月中旬，毛人凤跑来说：“好吧，收拾一下，到南京去司法解决。”周佛海很高兴，自以为替蒋介石、戴笠做过不少事，法律上至少也可将功抵过。但不知为何，又拖了很久，直到9月16日，军统局才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用飞机送到南京去了。
周佛海等先关在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生活上依旧优待，饭菜都是酒楼送来的。
9月23日，周被移押到老虎桥法院看守所。这是一座小洋房，内有花园，放风时还可散步。周佛海关在“忠”字监，和丁默邨、罗君强同住。但伙食已是犯人的规格了，周终于正式过上吃官司的监狱生活。
周佛海在重庆时，就写好了很长的自白书，内容全是表功，说明自己做了许多有利于抗战的事，功比天高，足可抵过。9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检察官已到军统看守所提审过一次，周即交了自白书，一口咬定自己在1942年早已向军统局自首，有戴笠的信件可以作证。移押法院看守所后，9月24日、25日、26日接连提审。审讯员告诉周佛海：“罪行严重，抛弃幻想。”这样一来，周和丁默邨等就有些惴惴不安。大汉奸缪斌也替蒋介石做过不少事，但在5月间第一个被枪毙了！接着，陈公博、褚民谊等接连处决，他们对蒋介石也多少有功的。丁默邨虽是特工魔头，但胆小如鼠，天天向周佛海唠叨：“老头子恐要一锅端，死定了！”周也坐立不安，但自忖还有蒋的亲笔信这张王牌最后可打。
但大汉奸缪斌也是有的呀，他为什么要枪毙？周茫然了，无以自答。
国民党司法界的内幕十分复杂。负责周佛海案件的首都高等法院推事金世鼎和检察官陈绳祖，几经密商，预定的计划要判周佛海死刑。当然，这是得到最高当局暗示的，蒋介石侍从室传来口谕，要严厉肃奸，不管任何人，不得从宽。而社会上也盛传，周家有钱，已重贿法官，可免一死。主办案件的金世鼎和陈绳祖，钱哪有不要，只是周家的钱太烫手，拿不得，何况周家也未开后门来“献宝”。所以，周佛海自以为“功高盖天”，但还未审判，就已被定了个死罪！机关算尽，倒误了卿卿性命。
杨淑慧使出她浑身解数，忙得不可开交。她确信丈夫立过大功，又一直是蒋的亲信，可以免罪。现在最要紧的是认认真真，金钱铺路，打好官司。为了取得大量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材料，不惜重金，到处送礼。在所有的大汉奸中，证明材料最多的，要数周佛海了。
包括杜月笙写的证明不下30多份，杨淑慧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塞法院的狗洞。在大量闪闪发光的黄金前，法官也许会怦然心动的，但杨淑慧失策了。
杨淑慧花重金聘请章士钊、王善祥、杨家麟3位著名律师，负责辩护。
但杨淑慧千算万算，不及老天一算。这老天不是别人，正是周佛海追随十多年的蒋介石。蒋介石身怀生死簿，手执勾魂笔，早就圈点好了。你杨淑慧，纵有通天本领，逃出3000里，还在棺材里。
1946年10月21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在朝天宫宽敞的大成殿内，布置法庭，公审周佛海。
一早，朝天宫内外就密布宪兵法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气氛紧张。尽管如此，旁听者还是来如潮涌，不到9时，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连两边窗槛及围廊里也全是人了。
上午9时30分，公审开始。由院长赵琛任审判长，推事葛之覃、金世鼎，检察官陈绳祖，都是司法界的名流，加上响当当的辩护律师章士钊、王善祥和杨嘉麟，像唱戏一样，名角如云。
律师提供的有利于周佛海的证明是大量的，除上述六个方面军的司令外，还有军统局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的，“党皇帝”吴开先的，上海市党部的……但军统局毛人凤大概因为没有拿到杨淑慧的20根大金条而昏了头，在证明周佛海有功后，又有一封公函，说“完全是对汉奸在策略上的利用”。前后矛盾。莫测奥妙。
审判开始。官样文章般问过一通后，就进行辩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被告，唇枪舌剑，车轮大战，拖了近五个半钟头。
辩论集中在“通谋敌国”上，检察官一口咬定，被告出卖国家，所谓立功，不足抵罪。周佛海说了大段丑表功的辩词，滔滔不绝，竟达一小时之久。
周在后来的《狱中日记》内写道：“检察官控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余谓，上半段为通谋敌国，图谋挽救本国，因历述动摇日军士气，淆混日本国民各谋略以及妨碍日军各种行动等等。后半段应为通谋本国，图谋反抗敌国，因详述与中央联络后如何营救抗战工作人员，如何刺探敌军军情等等。”甚至，连戴笠密令毒杀“76号”魔头李士群一事也搬出来了。周在庭上说：“戴局长有电，处死李士群。后和华中宪兵司令部科长冈村商量，予以毒毙。”周佛海说得额头冒汗，手舞足蹈。
辩论快终结时，已经夕阳西下。哪知冷火里爆出颗热栗子，检察官陈绳祖站起身来，举手摇着几张纸，声震屋宇般喊道：“这里有蒋委员长侍从室和军统局的公文，对周犯所称功劳及胜利时委派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一事，完全是一时利用！”轻飘飘的两张信纸，也不知是真是假，就将周佛海的丑表功全部否定了。旁听的人群一阵骚动，审判长不断摇铃，提醒肃静。周佛海也有点心慌，但马上镇静下来，心中暗忖：我还有老蒋亲笔信这张王牌呢！
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定期宣判后，这场闹剧暂时落下帘幕。
周佛海虽经检察官重重一击，但仍精神亢奋，陶醉于自己的表演。回监房后竟然忘形地写了一首歪诗：“六年险苦事非常，欲挽狂澜愿幸偿。举国纷纷论杀宥，万人空巷看周郎。”
1946年11月7日，晴天霹雳，高等法院以“特定第三四六号特种刑事判决书”，判处周佛海死刑。杨淑慧一听，三魂出窍。六魄飘荡，顿时目瞪口呆，矮了半截。周佛海真的要等枪毙了吗？
杨淑慧当然立即上诉，但1947年1月20日被最高法院驳回，维持死刑原判。按照国民党的法律，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家属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但仍被驳回。国民党也真会开玩笑，驳回之日，正好是1947年大除夕。满城爆竹，声声响在杨淑慧心头，因为抗告驳回24小时之内，丈夫随时可以枪毙。
杨淑慧大冷天浑身汗淋，顾不上忌讳礼节，当夜就闯进了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陈方的家。陈是丈夫的老朋友，又能随时见到老蒋，不会坐视不救。陈方见她头发蓬乱，脸孔刷白，知道定有急事，马上进入客厅说：“周太太，定定神，慢慢地说。”
杨淑慧也不哭，一副豁出去的样子：“抗告驳回，佛海随时可以枪毙。如果蒋先生一定要杀他，就杀吧。我马上到香港，将蒋先生的亲笔信向海内外公布。这是个政治道德问题，看今后还有谁肯替蒋先生卖命！”
陈方一听，也着了慌，连忙说：“蒋先生早已说过，没有他点头，任何人不得处决佛海。法院如要执行，肯定先要有文到侍从室，我一定压下。我以生命担保，佛海不会死。明天年初一，我向蒋先生拜年，一定提醒他处理佛海的事。周太太放心吧。”
陈方言尽于此，杨淑慧只得半信半疑走了。天寒地冻，朔风凛冽，她听着远近爆竹，万箭穿心。
年初五一过，毛人凤突然找到杨淑慧，说蒋介石召见她。她到了官邸，陈方领她进去，只见老蒋早端坐在客厅里了。她一见蒋介石，眼泪就簌簌地流了下来。她赶忙跪倒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有阵阵抽泣悲咽的声音，在四周荡漾，气氛悲切。杨淑慧，以无言代替千言万语，事至如今，说话是多余的。
蒋介石皱着眉头，打破沉默说：“这几年来的东南沦陷区，还亏了佛海，一切我都明白。起来，安心回去吧，我会想办法的。让佛海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放他出来。”杨淑慧终于吃了定心丸，轻轻地又磕了几个头，就站起来走了。从头到尾，一言未发。
杨淑慧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挨过去的。周佛海既没有被枪毙，蒋介石也未见动静，这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杨淑慧身心煎熬，度日如年。
直到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才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布特赦令。命令内说：
“……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维持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兹依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准将周犯原判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此令。”命令一出，压在杨淑慧心上沉甸甸的石头落地，丈夫性命到底保全了，“让他在里面休息一两年”，就可以出来重整旗鼓了。这是国民党对汉奸发布的唯一的特赦令，来之不易，周佛海终于死里逃生。杨淑慧对老蒋的感激，自然难以言表。但这个厉害的女人何曾知道，所有这前前后后的一切，哪一件不是蒋介石事先安排的呢？你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仍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最终还是病死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