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民主力量本就很脆弱，遭到打击后就更加“弱不禁风”。在削弱民主力量的过程中，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别是他在日本军队中的地位却日益得到加强，裕仁成为日本军队最高指挥官，从而成为实权在握的至高无上的日本元首；他有任免日本陆海空三军将帅和政府首相及内阁大臣的权力；日本军方将领可以绕开政府内阁，直接对天皇负责；裕仁和几个少数的幕后权臣对日本国策的制定有决定性的权力。到了二战时期，裕仁实际上已经是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
根据《裕仁传》中所述，裕仁应对侵略中国的暴行负直接的责任。1931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裕仁在他致侵华日军的密诏中下令日本侵略军“向前推进”；1937年，侵华日军对中国发起全面侵略，裕仁亲自向日本将领们建议说：“在要塞地区集中大量兵力实施压倒性的打击不是更好吗？”几个月后，侵华日军便制造了导致中国30万军民惨遭杀害的南京大屠杀。
在侵略中的一步步进逼的过程中，裕仁并非别无选择，但他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甚至重赏日本军队对中国的侵略。按照裕仁御诏，侵华日军“视所有15岁以上、60岁以下的中国男子为我们的敌人”，“我们的敌人经常扮成当地的老百姓”，因此这此中国平民都应该被杀掉。在这场战争中，至少有270万（比格斯原文即如此）的中国平民惨遭杀害。另外，在长达8年的中日全面战争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被日军俘虏，但到1945年日军投降的时候，却只发现了56名中国战俘！裕仁对所有这些中国平民和战俘遇害都应该负直接的责任。
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时有许多美国史学家们都曾经认为，当时美国罗斯福政府的种种措施使得日本没有更多的外交选择。因此，裕仁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是否应该承担责任还说不清楚。比格斯在《裕仁传》中用事实指出，裕仁应该对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负直接的责任。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进了偷袭珍珠港事件，将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战争的深渊。
比格斯在书中写道：“坐在皇宫宝座上，裕仁默默地看着他的大臣们在制定战争计划，军方将领们也在估算计划的成败。首相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要陛下您一声令下，我们都将努力为国效忠！’天皇点头表示同意！这次会议结束后不久，日本便进入了‘X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代号），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裕仁不断地和参谋机构的负责人会面，不断接到‘各入侵部队进入前线阵地的报告’。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当偷袭得逞的消息传到东京时，天皇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天皇穿上了海军军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可见其兴奋程度。
原子弹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给日本带来灭顶之灾。虽然日本是罪有应得，但对于日本无辜的百姓来说，这个灾难应该归罪于裕仁——这个日本臣民的天皇。二战末期，裕仁有过许多结束战争的机会，但他为了使日本皇室逃脱战争的罪责，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便拼命想拖延战争结束的时间，甚至想逃脱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命运，盘算着如何“退出战争”的策略。
裕仁打的如意算盘是：希望能说服当时还没有对日本宣战的苏联当中间人，一方面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一方面又能保住自己的天皇宝座。裕仁因此迟迟不肯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以至于美国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弹。
《裕仁传》中说，当日本已穷途末路之际，裕仁及其部分顾问甚至“欢迎”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和前苏联介入战争，因为这样一来可以为裕仁炮制日军投降找到“完美的理由”，还能让他以“为国家带来和平曙光”为由平息当时日本国内对帝制的不满情绪，以期保存天皇制。可见，裕仁正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才不惜牺牲成千上万日本百姓的性命。因此，裕仁应该对日本遭到核打击负责。
战争结束后，裕仁却换了一副样子，在照片中，个头不高、身穿条纹裤子和蹩脚礼服的裕仁站在麦克阿瑟面前，脸上的表情让人觉得很无辜很可怜。但这只是日本政客与麦克阿瑟的合作“包装”而已，其目的就是要浑水摸鱼逃脱惩罚罢了。
日本和美国之所以把裕仁天皇形容成傀儡，是因为他们各有所图：日本政客们想保住裕仁是因为天皇被视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进行战后重建，走出战败的阴影，最终重新走上强国的道路，日本的保守政客们一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裕仁和天皇体制；美国庇护裕仁天皇，甚至帮助裕仁逃脱战争审判，则主要是出于美国人自己的利益考虑。美国人担心对裕仁按战犯罪加以处罚的话，日本国内民众可能因此而产生骚乱。而如果放过裕仁，那么单独出兵“占领”和“主管”日本的美国，可以凭借天皇的招牌来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方便地控制日本。
比格斯在书中批评了美国对日本天皇的包庇态度。他说，战争结束后，裕仁对往事不思悔改，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个人对日本在国外的侵略行为所负的责任，从未承认过犯有战争罪。美国蓄意对本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隐瞒了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
比格斯揭露道，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很快改变了策略，把开罗会议上决定的“彻底铲除日本战争根源”政策转为扶植日本反共反苏的右翼势力。美国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在审判日本战犯时授意一些重要战犯“夹”供，隐瞒了关于裕仁的部分，使裕仁最终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半个多世纪后再回顾历史，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放过裕仁，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难以斩草除根。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裕仁的言行可以说是日本人的最高信条。裕仁不仅没有作为战犯受审，而且还给战争的性质歪曲地定了框框。这就给日本人民造成了一种错觉，好像日本既不是侵略别国，也没有被打败而投降似的。这为后来日本从政治上认识战争的本质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
比格斯在《裕仁传》序言中曾写道：“裕仁天皇绝非如同英国那样只是宪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应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负直接或者间接的责任！”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道尔认为，裕仁天皇的真实面目因此书而大白于天下，他在二战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许多西方人对此闻所未闻，原因是二战结束后有人极力对此进行掩盖。
比格斯指出：“因为裕仁一直没有对战争负责，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同样也没有承担责任。许多与战争有牵连的日本人认为既然天皇没有责任，他们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罪过了。”
2000年12月12日，来自美国、英国、阿根廷、肯尼亚的法官、法律学者和人权工作者组成的“侵害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经过3天的审理，对来自中国、东帝汶、印尼、马来西亚、荷兰和日本的检查官所提供的证据和75名幸存的受害者提供的亲身经历以及历史学者、日本老兵的证言作了充分的听证。
审判团根据充分的犯罪事实和法律依据，在日本青年馆作出判决，认定裕仁天皇和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支持、纵容和疏于阻止日军在二战中对被征服的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实施强奸和性奴隶，犯有反人道罪，日本国违反了国际条约义务和国际习惯法，负有国家的责任。当首席审判官麦克唐娜宣布这个判决时，在场的1000名听众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
因此，把裕仁定为战争的元凶是非常恰当的。历史的真相不容掩盖，并终将大白于天下。
6.令人遗憾的审判
1945年12月16日～26日，苏、美、英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中决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施《波茨坦公告》的日本投降条件，包括惩办日本战犯。此决定征得了中国的同意。
根据1943年12月1日《开罗宣言》，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1945年12月26日盟国授权麦克阿瑟将军于1946年1月19日颁布《特别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庭宪章》，决定在东京设庭审判日本首要战犯。
日本投降代表团对于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的决定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之时，反法西斯盟国便多次声明要严惩战争罪犯，追究战犯责任。欧战结束后，1945年8月8日，苏、美、英、法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1945年11月，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纽伦堡开庭，开始对德国法西斯首要战犯进行审判。在这次审判中有11人被判处了绞刑，执行了10人，戈林因服毒自杀未执行，9人被判处长期监禁。
反法西斯盟国认为，日本战犯也应受到与德国战犯同样的处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曾郑重指出：“我们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这个国家，但对于战争中的人犯，包括虐待战俘者在内，都必将追究法律责任，并予以严厉制裁。”
法庭宪章共5章17条，规定任务、组成、诉讼程序及管辖权等，内容与《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大致相同。根据宪章规定，法庭将审判犯有以下3种罪行的战犯：一是破坏和平罪；二是战争罪；三是违反人道罪。
1945年9月11日，日本前首相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被宣布逮捕。11月19日，小叽国昭等11名战犯被捕。12月2日和16日，平沼骐一郎、广田弘毅、近卫、木户幸一等68名战犯被捕，近卫在赴狱报道前服毒自杀。战犯被关押在东京巢鸭监狱候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