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以西的地区盛产木材、竹子、楮树、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多产鱼、盐、漆、丝和音乐美色，长江以南出产楠木、梓木、姜、桂、金、锡、铅、丹砂、犀牛角、玳瑁、妹玉、象牙、皮革，龙门、碣石，以北盛产马、牛、羊、毡裘、筋角，铜和铁分布千里，往往逢山便有，像棋子一样密布。这只是大略情况。这些物产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世间穿着、饮食、养生、送死的东西。所以要靠农民生产才有吃的，靠虞人才能开发山林资源，靠工匠才能制成器物，靠商人才能使物产流通。这难道有政令教化去征发召集吗？人们各自发挥自己的能力，竭尽自己的力量，而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物价低贱了，生产运输的人少，预兆着价格上涨；物价昂贵了，生产和运来的必多，预兆着价格下降。人们各自勉力从事工作，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好像水向下流，日夜不停，不用召集而自己会来，不用索求而自己把东西拿出。难道这不是符合规律而自然发生的证明吗？
《周书》说：”农民不种出庄稼就缺乏粮食，工匠不做工就缺乏器物，商人不出来经商就会使粮食、器物、钱财三样宝贵的东西断绝交流，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缺乏财源。“财源缺乏就使山林水泽不能得到开发了。农、工、商、虞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本源。本源大就财富多，本源小就财富少。这四个方面，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贫和富的门路，没有谁能剥夺和给予，聪明的人富足有余，笨拙的人衣食不足。从前姜太公吕望封在营丘，土地含盐碱很重，人口稀少，于是太公鼓励百姓致力于纺织刺绣，充分发挥技能技巧，经营鱼和盐，于是各地的百姓和财物纷纷归往齐国，像钱串一样，络绎不绝，像车辐集中，八方汇聚。所以齐国制造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充满天下，东海到泰山之间的诸侯整饰衣袖恭谨地前往朝拜。后来，齐国中道衰落，管仲出来修明了太公望的政治，设置调节经济的九府，桓公因此而成为诸侯的霸主，多次召集诸侯，一举匡正天下，而管仲也有三归台，他的职位是诸侯的大夫，而他的财富却超过诸侯国的国君，从此齐国的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和宣王。
所以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产生于富有，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好行仁德；小人富有，可以尽力。潭深，鱼就会在里面生长；山深，野兽才会去那里出没；人富，仁义就会依附于他们。富有的人得势就会更加显赫，失势便客人也不去了，因而很不高兴。有句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处死在街市。“这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所以说：”天下和乐热闹，都是为获利而来；天下喧闹纷乱，都是为获利而往。“兵车千乘的国王，食邑万户的诸侯，食邑百家的大夫，尚且还要担心贫穷，何况是普通百姓，编入册籍的平民呢？
太史公自序《史记》
【导读】
本文是司马迁为《史记》所作的序言。
文章以对话的形式，阐明了司马迁创作《史记》的目的、动机和宗旨，抒发了司马迁忍辱含垢、发愤著书、叙述历史、委鉴后世的愤郁之情和奋发之志。
文章笔带锋芒，语含感情，文辞高古庄重，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给人以很大的感染和激励力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生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1］，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2］：”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3］：’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4］，诸侯害之，大夫壅之［5］，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6］，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7］，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8］，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9］，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10］，建封禅［B11］，改正朔［B12］，易服色［B13］，受命于穆清［B14］，泽流罔极［B15］，海外殊俗，重译款塞［B16］，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B17］，幽于缧绁［B18］。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B19］，演《周易》；孔子厄陈、蔡［B20］，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B21］，厥有《国语》；孙子膑脚［B22］，而论兵法；不韦迁蜀［B23］，世传《吕览》；韩非囚秦［B24］，《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B25］，至于麟止［B26］，自黄帝始。
【注释】
［1］绍：继。［2］壶遂：汉代天文学家。与司马迁一起编定《太初历》。［3］董生：指董仲舒，司马迁的老师。［4］司寇：官名，掌管刑狱纠察。［5］壅（yōng）：堵塞。［6］是非：褒贬评论。［7］指：通”旨“，意蕴。［8］经事；常事。［9］伏羲：传说中的三皇之一。［10］符瑞：上天所降的祥瑞。［B11］封禅：古代帝王在泰山祭祀天地的典礼。［B12］正朔：指历法。正，一年中的第一天；朔，一月中的第一天。［B13］服色：指各种服用器物的颜色。古代改朝换代，规定本朝崇尚的正色，以作为服用器物的颜色。［B14］穆清：指上天。［B15］罔：无。［B16］重译：辗转翻译。款塞：叩关。款，叩；塞，关塞。［B17］李陵之祸：汉将李陵降胸奴，司马迁为其开脱，武帝怒，将司马迁处以宫刑。［B18］缧绁（léixiè）：捆绑犯人的绳索。［B19］西伯：即周文王，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羡里，推演八卦为六十四卦，为《周易》主体。［B20］厄（è）：困厄，灾难。孔子周游列国，从陈到蔡，被围困而断粮，返回鲁国后作《春秋》。［B21］左丘：即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史官，据说《国语》为左丘明所作。［B22］孙子：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遭庞涓妒忌而被割去膝盖骨。膑（bìn）：割去膝盖骨的酷刑。［B23］不韦：即吕不韦，曾作秦始皇丞相，因获罪罢职，贬谪蜀郡，曾召集宾客编《吕氏春秋》。［B24］韩非：战国末期韩国公子，到秦国后，被李斯陷害，死于狱中。生前著《说难》、《孤愤》等，辑入《韩非子》一书。［B25］陶唐：唐尧。尧初居陶丘，后迁唐地，所以称陶尧、唐尧、陶唐氏。［B26］麟：鲁哀公于十四年猎获麒麟，孔子认为麟出非时，停止撰写《春秋》，汉武帝于元狩元年获白麟，司马迁模仿《春秋》，将《史记》止于这一年。
【译文】
太史公说：”先父说过：’从周公死去五百年后有了孔子。孔子死去以后，到现在五百年了，有谁能够继续叙述太平盛世的历史，考定《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经》、《尚书》、《礼记》、《乐经》的本源呢？‘这意思就是在此时吧！我怎敢推让啊！“
上大夫壶遂说：”从前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先生说：’周朝政治衰微，孔子做鲁国司寇，诸侯害怕他，大夫排挤他，孔子知道自己的话没有人采用，政治主张不能实行，于是就对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论断是非，作为天下的标准，贬抑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以此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把观点记载在空泛的言论中，还不如表现在具体的事件中深切显明。‘《春秋》这部书，上则阐明夏禹、商汤、周文王治世的道理，下则辨明人事的纲纪，判别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犹豫，褒扬善行，谴责邪恶，称道贤人，鄙视不肖，保存灭国，继续绝世，补救残缺，振兴衰废，这是王道的重大内容。《易》说明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擅长于讲变化。《礼》阐述人伦关系，所以擅长于讲品行。《书》记载先王的事迹，所以擅长于讲政治。《诗》己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男女，所以擅长于讲风化。《乐》建立礼乐的根据，所以擅长于讲和谐。《春秋》辨明是非，所以擅长讲治人。因此，《礼》用来节制人的行为，《乐》用来抒发和畅的感情，《书》用来叙述往事指导政事，《诗》用来表情达意，《易》用来阐明变化，《春秋》用来阐明道义。把乱世挽回到正道上来，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文字几万，要义几千，万事万物的分合变化，都在《春秋》之中。《春秋》这部书中，弑君的有三十六次，亡国的有五十二个，诸侯逃跑流亡不能保住他的国家的多得无法计算。考察其中的原因，都是因为失去了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又说’臣弑君，子弑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它的起始和发展已经很久了。‘所以做国君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前面有谗人而看不见，后面有奸贼而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知道《春秋》，不然，掌管日常事务而不知道适当地处理，遭逢事情变化而不知道权衡轻重缓急。做君主、做父亲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意义，一定会蒙受首恶的罪名。做臣子的、做儿子的，如果不通晓《春秋》的意义，一定会陷入篡位弑君弑父而受诛戮，得到一个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都认为是好事才去做，只是因为不懂得《春秋》要义，结果做错了，被加上法律条文上的罪名而不敢推卸。不通晓礼义的要旨，弄得国君不像国君，巨子不像巨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国君不像国君就会受到臣子的侵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受到诛戮，父亲不像父亲就是无道，儿子不像儿子就是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错，用天下最大过错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也只能承受而不敢推卸。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本源啊。礼，是防范于坏事发生之前；法，是施行于坏事发生之后。法纪的作用容易被人看见，而礼教的预防作用却难于被人们了解。“
壶遂说：”孔子的时代，上面没有圣明的君主，下面的人才不得任用，所以创作《春秋》，传下文章来断定礼义，当作一种王法。如今先生您上遇圣明的天子，下面的人能够坚守职位，万事都已具备，全都各得其所。先生的论著，想用来阐明什么呢？“太史公说：”嗯，嗯，不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听先父说：’伏羲的时代最纯厚，创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时代最兴盛，《尚书》记载了它，礼乐兴起于那时；商汤周武王的时代很兴隆，诗人作了诗来歌颂；《春秋》称赞善人，贬斥恶人，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朝，不单是讽刺而已。‘汉朝兴起以来，到当今的圣明天子，获麒麟，封泰山，改历法，变服色，受命于上天，恩泽流传无穷，海外不同的风俗，通过辗转翻译，入关请求进献拜见的不可胜数。臣子百官，竭力颂扬圣德，还不能说尽他们心中的情意。士人贤能而不任用，是国君的耻辱；天子圣明而他的仁德不能广泛传播，是主管其事的官吏的过错。并且我曾经担任太史令这种官职，废弃天子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埋没功臣世家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背弃先父的遗教，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啊！我所以说的是叙述过去的事情，整理相传的史料，不是所谓创作，先生把它和《春秋》相比，是不对的。“
于是整理编写这些文章，过了七年，太史公遭到李陵之祸，幽禁狱中。于是深深地叹息道：”这是我的罪孽啊！这是我的罪孽啊！身体毁伤没有用了！“退一步仔细深思说：”《诗》、《书》隐约含蓄的原因，是想表达他们的思想啊。从前西伯被拘禁在羑里，推演了《周易》；孔子在陈、蔡遭受困厄，创作了《春秋》；屈原被流放，写下了《离骚》；左丘双目失明，才有《国语》；孙子割掉膝盖骨，才写了兵法；吕不韦贬谪到蜀国去，世上才流传他的《吕览》；韩非囚禁在秦国，才有《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有才能的人为了抒发他们的忧愤而作的。这些人都是意气郁结，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所以记述往事，希望未来的人借此了解自己。“于是我终于记述了陶唐以来的事情，下到当今天子捉获麒麟为止，上自黄帝开始。
报任安书司马迁
【导读】
本文是司马迁给朋友任安的一封回信。当时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宫刑，出狱以后，任中书令。任安曾写信给他，要他”慎于接物，推贤进士“。司马迁满怀悲愤地写了这封信，把长期积压在心底的痛苦和愤慨一一倾诉出来。
司马迁在信中倾诉了不能荐举天下豪俊的苦衷，叙述了李陵事件的始末，遭受宫刑的原由，受刑屈辱的过程，对汉朝是非不分、忠奸不辨、严刑峻法、刻暴寡恩，表示了极大的愤慨。继而，剖析了自己隐忍苟活，创作《史记》，以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伟抱负。
整封书信，叙事、议论和抒情交织在一起，用各种长短不齐的散句、对偶句和排比，把一腔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是中国古代散文史上的杰作，感人至深，流传广远，影响极大，千古不朽。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1］，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2］，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3］，若望仆不相师［4］，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此也。仆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5］。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说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6］，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7］，涉旬月，迫季冬［8］，仆又薄从上雍［9］，恐卒然不可为讳［10］，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