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面这种情况还会有一种可以推诿的理由，说是与皇帝的关系疏远。那么，我就来说说皇室的亲属诸侯王吧。假使悼惠王仍做齐王，元王仍做楚王，中子仍做赵王，幽王仍做淮阳王，共王仍做梁王，灵王仍做燕王，厉王仍做淮南王，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在世，这时陛下登上帝位，能够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道陛下是不能的。像这几位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都存在着与陛下只是如民间一样的兄弟亲属关系的想法，心中没有不认为自己也可以采用天子制度、做天子之事的。于是，他们擅自封人爵位，赦免死囚，甚至有人竟用起了皇帝的车盖仪仗，汉朝的法令他们不执行。即使法令行得通，但像厉王那样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召见他们，他们怎么会来呢？即使来了，法律又怎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如果触动一个亲戚，天下同姓的诸侯王就会怒目惊动起来。陛下大臣中，虽然有如冯敬这样勇敢的人，但刚一开口，利刀就插入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又有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局面呢？所以异姓王必定引起危险，同姓王必定发生叛乱，是事实已经证明的了。异姓王自恃强力谋乏的，朝廷已经侥幸战胜他们，却又不改变导致祸乱的分封制度。同姓诸侯王沿袭异姓王的做法，起来发动叛乱，已经有迹象表明，情况和异姓王时又是一样了。灾祸的变化，不知要转移到何处，圣明天子处于这种地位，尚且不能安宁，后世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天肢解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不会变钝的原因，是由于他拆骨割肉都能沿着肉的肌理进刀。碰上髋髀等大骨头，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仁义恩厚，就好比君主的利刃；权势法制，就好比君主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都好比髋髀那样的大骨头，丢开砍刀、斧头不用，而想拿起利刃来劈开，我认为利刃不是碰出缺口就是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反叛的淮南王、济北王身上呢？是因为形势不允许。我私下考察以前的事情，大抵是力量强大的先行反叛。淮阴侯韩信做楚王，最强大，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仗匈奴支持，接着又反叛；贯高凭借着赵国的实力，接着又反叛；陈稀兵马精锐，接着又反叛；彭越凭借梁国的实力，接着又反叛；黥布凭借淮南国的实力，接着又反叛；卢绾的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仅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少却保全最为完好，与皇室关系疏远却对汉朝最忠诚，不仅是因为禀性与众不同，也是所处形势使他这样的。从前假使封给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几十城为王，如今就说他们家族因为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如果让韩信、彭越等人处于彻侯的地位，即使至今还能保存下来，也是可能的。
这样，那么治理天下的策略就可以知道了。想要诸侯王都忠诚顺附于汉朝，就莫过于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想要大臣不要被杀掉，就莫过于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样。想要天下长治久安，莫过于多封诸侯国而又削弱他们的力量。力量弱就易于用道义教育管理，国土小就不会产生反叛邪念。让天下的形势，有如身体指挥臂膀，臂膀指挥手指，没有不听从指挥和节制的。各诸侯王不敢有异心，像辐条集中于轴心一样一同前进，都听命于天子。这样，即使是普通百姓，也知道国家能够安定，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命令齐、赵、楚各分为若干小国，让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们，全都按次序分别继承祖先分封的土地，直到分完为止。至于燕、梁等其他诸侯国也都照样办理。那些分封地大而子孙少的诸侯国，也把它分成若干小国，先空置在那里，等到有子孙出生，全都让他们占一小国封他为王。诸侯王国的土地，囚犯罪被削而划入朝廷管辖的，就迁移他们的国都，到封他们子孙、为王时，再按侯国应有的数目给予补偿。一寸土地，一个百姓，天子都不占据图利，确实只以定国安邦为目的，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定，皇室子孙没有人担心做不上诸侯王，下面没有背叛之心，皇帝也没有诛伐的想法，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仁厚。法规制定了无人触法，命令颁布了法抵触，贯高、利残那样的反叛之心不会产生；柴奇、开章的作乱阴谋也不会萌发，百姓向善，大臣顺服，所以天下都知道陛下的道义。年幼皇帝坐天下也会安定，扶立遗腹子为君，放置亡故君主的皇袍让臣于朝拜，天下也不会生乱。当今的天下太平无事，后世称诵圣明。只要一采取这样的措施而能成就明、廉、仁、义、圣五项功业，陛下究竟顾忌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做呢？
目前天下的形势，正苦于诸侯国的规模过大，如人身得了严重浮肿病。一条小腿几乎和腰一样粗，一个脚趾粗得几乎像大腿，平时已无法屈伸，如果遇上一二个脚趾抽搐，就要担心整个身体无所依靠。丧失了如今的机会不予治疗，一定会发展成难治的顽症。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无能为力了。不仅是苦于严重浮肿，又苦于脚掌反扭而不能走动。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堂弟；现在继位的，是堂弟的儿子。惠王的儿子，是陛下胞兄的儿子；现在继位的，是胞兄的孙子。皇室嫡系子孙、有的还没有得到封地以安定天下，而非嫡系子孙却大权在握对天子构成威胁。我所以要说不仅苦于浮肿，而且苦于脚掌反扭不能走动。我前面所说的值得令人痛哭的，就是这种病啊！
论贵粟疏晁错
【导读】
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帝时为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受到重用，后因主张削藩而被杀。本文是晁错给汉文帝的一个奏议书，阐明了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重农抑商，奖励粮食生产的办法，文章结构严谨，论述精辟，极具说服力。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1］。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馀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2］，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3］；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4］。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5］，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6］，中人弗胜［7］，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8］。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9］；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出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10］。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B11］。因其富厚，交通王侯［B12］，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B13］，乘坚策肥［B14］，履丝曳缟［B15］。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B16］。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日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B17］。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B18］，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B19］，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注释】
［1］畜，同”蓄“。［2］地著：附着于土地，不离开故乡。［3］甘旨：味道鲜美：［1］牧：管理的意思。古时把管理百姓称为”牧“。［5］把握：一把大小，意为可以握在手中。［6］石（dàn）：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7］中人：中等体力的人。［8］长（zhǎng）：养育。［9］贾：同”价“。［10］鬻（yù）：卖。［B11］阡陌：田界，东西称阡，南北称陌。［B12］交通：交结。［B13］冠盖：古代官吏的服饰和车乘。［B14］乘坚策肥：乘坚固的车子，骑肥壮的马。策：马鞭。［B15］曳（yè）缟（gǎo）：披丝绸衣服。［B16］渫（xiè）：分散。［B17］复卒：免除兵役。［B18］仞：长度单位，七尺为一仞。［B19］五大夫：汉承秦制，分为二十等爵，五大夫是第九等爵位。
【译文】
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君主自己耕种粮食给他们吃，纺织衣服给他们穿，而是因为他能为百姓开辟创造财富的道路。所以虽然唐尧、夏禹时代发生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时代也有过连续七年的旱灾，但是国内却没有饿死饿瘦的人，这是因为国家有充足的粮食贮存，事先作了准备的缘故。如今国家统一，国土之大百姓之多并不比夏禹、商汤的时代少，再加上没有发生连续多年的水旱灾害，然而国家的储备却比不上禹、汤之时，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土地还有潜力没开发，百姓还有余力没发挥，能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未完全开垦，山林河川的资源还未全部开发出来，游手好闲的人还没有全部回乡从事农业生产。百姓贫困了就会产生奸邪的念头。而贫困产生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从事农业生产，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安心定居乡村，就会离乡背井轻视家园。百姓们像鸟兽那样四处奔散，即使有高峻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酷重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去做邪恶的事。人在寒冷时，对于衣着不会奢求轻暖舒适；在饥饿时也不会有了美味才吃；人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就不顾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吃不上两顿饭就会感到饥饿，一年到头不添衣服就会受冻。肚子饿了得不到食物吃，身上寒冷得不到衣服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保全他的儿子，国君又怎么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让百姓致力于从事农耕，植桑养蚕，减轻赋税，增加储备，以充实粮仓，防备水旱灾害，因此就能得到民心而拥有人民。
对于百姓，要看君主用什么方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如水往低处流，是不选择东南西北的。那些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当食物吃，冷了不能当衣服穿，然而大家都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这些东西分量轻体积小，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就可以周游天下而没有饥寒的威胁。这就使得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百姓轻易地离开自己的家乡，盗贼受到鼓励，犯法的逃亡者有了便于携带的资财。粮食和布匹的原料，生长在土地里，要按季节成长，又要花一定的人力。不是一天就能长成的。几担重的粮食，中等体力的人是扛不动的，所以它不被奸诈邪恶的人所贪图。但是只要一天没有它，马上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贵重五谷而轻贱金玉。
如今农民五口之家，家里服役的不少于两人，能耕种的田地不超过一百亩。一百亩的收成不超过一百担粮食。他们春季耕种，夏季耘田，秋季收获，冬季储藏。还要砍柴伐薪，修缮官府的房屋，供给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祭死者，探望病人，赡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从这里开支。如此辛勤劳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急征暴敛，随时征收则税，早上的命令晚上就更改。当农民有粮食时，只得半价卖出以缴税；当没有粮食时，又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去借债纳税。于是就发生出卖田地房产、卖儿子孙、子来还债的事情了。而那些商人，大的囤积货物牟取成倍的利润，小的开店设摊，牟取利润，成天在集市逛游，乘朝廷需用急迫，所卖货物必然加倍地抬高价格出售。因而他们男的不种田地，女的不养蚕织布，穿的一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一定是细粮和肉，没有农民的劳苦，却占有田地的收成。他们依仗钱财富厚，交结王侯，势力超过官吏，利用资产相互倾轧，四处邀游，一路之上冠服和车盖相望不绝：乘着坚固的车，骑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绢制的长衣，上述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而今的法律是轻贱商人，但商人已经富贵了；法律尊崇农民，但农民已经贫贱。所以世俗所尊贵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官吏所轻贱的，正是法律所尊贵的。朝廷和世俗的想法完全相反，喜好和厌恶正相颠倒，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国家富强，法律有效，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