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复仇议柳宗元
【导读】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原籍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在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贡献，是与韩愈一起成功地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他诗文并工，尤擅长散文。有《柳河东集》传世。
本文反驳了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提出对徐元庆应”诛而后旌“的矛盾主张，认为应该”穷理认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赏和罚、褒和贬应该是统一的。他指出如果官吏依仗权势，挟私怨违法杀人，而又没有得到惩处。受害者的子弟在呼号无告，贪冤负屈时。可以复仇，而不应受到诛戮。这种主张在当时对人民是有利的。
本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说理清楚。是作者在长安任礼部员外郎时所作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政论文。
臣伏见天后时［1］，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2］，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3］，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于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4］，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5］。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6］，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7］。旌其可诛，兹谓僭［8］，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9］。向使刺谳其诚伪［10］，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B11］，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B12］。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B13］，虐于非辜［B14］，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B15］，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B16］，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B17］，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B18］，是悖骜而凌上也［B19］。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族焉？且其议曰［B20］：”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B21］。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B22］。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B23］，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B24］，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B25］，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B26］之道圆，复仇不除害［B27］。“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B28］，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B29］，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1］伏见：看到。”伏“是俯伏在地之意，和下文的”窃“都是旧时下对上书面所用的敬词。天后：武瞾（zhào），即武则天。［2］同州：唐州名，辖区相当今陕西渭水以北、洛水以东、黄梁河以南地区。下邽（guī）：今陕西渭南县东北，当时是同州属县。［3］县尉：主管一县军事、治安的长官。［4］谏臣：陈子昂在武则天时曾任右拾遗之职，其职责是向皇帝提出批评建议，进行劝谏，故称谏臣。［5］过：过错。这里作动词用。［6］贼虐：逞凶害人。［7］黩刑：滥用刑罚。［8］僭：非法，过失，超越本分。［9］统于一：指使礼和刑的目的与效果归于一致。［10］向使：假使。刺谳（yàn）：侦查审讯定罪。诚伪：真假。［B11］原始：推究。端：头绪、缘由。［B12］判然：明白地。离：区别。［B13］奋：施展。吏气：当官的气焰。［B14］非辜：无辜。［B15］枕戈：睡觉时头下枕着兵器。指时刻不忘报仇。［B16］介然：坚贞的样子。自克：自我实现、自己能完成。［B17］愆（qiān）：失误。［B18］戕（qiāng）：杀害。［B19］悖骜：桀骜不驯。［B20］议：指陈子昂写的《复仇议》。［B21］大戮：指死刑。［B22］暴寡胁弱：侵害孤寡威胁弱小。［B23］调人：周代官名，主管司法。［B24］反杀：指别人有正当的理由杀死自己的亲人，自己还要反过来去杀死别人。［B25］不受诛：未犯死罪却被处死。［B26］推刃：往来相杀不止。［B27］复仇不除害：指这样的复仇行为并不能消祸除害。［B28］爱：吝惜。［B29］附于令：附在法令之后。
【译文】
臣见到史载在则天皇帝时，有个同州下邽人叫徐元庆的，他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所杀，但他终于能亲手杀掉他的杀父仇人，然后自捆双手去投案自首。当时的谏臣陈子昂建议处死徐元庆，然后在徐家的巷口立牌坊挂匾额予以表彰；并且要求把处理这案件的结果编进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章法制。臣个人私下认为陈子昂这主张是不对的。
臣听说礼制的根本作用，是在于防止社会秩序混乱。譬如说不许随便逞凶杀人，凡是做儿子的为报亲仇而杀人的都不可赦罪。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用来防止社会秩序混乱的。譬如说不许随便逞凶杀人，凡是治理百姓的官吏无辜杀人的都不可赦免。礼和刑的根本作用是相同的，使用的方法则不一样，表彰和诛杀是不能同时并用的。杀掉那应予表彰的人，这叫做滥杀，那用刑就太轻率过分了。表彰那应该处死的人，这叫做过失，是对礼法的最大破坏。果真把这样的处理方法颁示全国，传于后世，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何去何从，躲避灾害的人也会弄得手足无措，把这作为法典，可以吗？
古代圣人之所以订立规矩，无非是彻底推究事理以定赏罚，本着人之常情以明确褒贬，使礼和刑的目的与效果归于一致罢了。假如能审讯判定案件的真伪，考定其是非曲直，推究他一开始为什么会犯罪的缘由，那么刑和礼的应用，就能明显地区别开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并未触犯国法获罪，赵师韫之所以杀他完全是出于私怨，滥施他当官的气焰，残害无罪之人，而州官却不知将他治罪，刑官也不加过问，上下相互包庇，对黎民百姓的呼吁号叫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则把不共戴天的父仇未报视为奇耻大辱，把念念不忘报仇认为是合乎礼教的事，一直处心积虑地想要戳穿仇人的胸膛，坚决相信必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毫不遗憾，这正是遵守礼法而施行孝义啊。当官的对此理应感到惭愧脸红，将对他认错赔罪还来不及，又为什么要处死他呢？
或许徐元庆的父亲确系违法犯罪，赵师韫的处死他并不违背法律，那么他并不是死在官吏之手，而是死在触犯刑法上面。国法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天子治国的法律，而去杀害执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桀骜不驯犯上作乱。把这种人抓起来处以死刑，正是为了明正典刑，又为什么还要表彰他呢？而且陈子昂的《复仇议》中还说：”凡是人一定都有儿子，做儿子的一定也有双亲，各人为了爱自己的双亲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的情况由谁来制止？“这是对礼的莫大误解。礼法上所说的复仇，指的是冤沉海底沉痛万分，而却叫天不应求告无门；并不是指触法抵罪被处死刑的那种情况。现在却说”他杀了人，所以我就要杀他“，这种不论是非曲直的做法，不过是侵害孤寡威胁弱小罢了。其违背圣贤经传的教导，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职掌万民冤仇之事。“”凡是杀人而合情合理的，要告诫被杀者的子弟不许复仇，如果复仇的话就处死。“”有反过来再去杀人的，全国人人共诛之。“这样又怎么会有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杀人的事呢？《春秋公羊传》里说：”父亲未犯死罪却被处死，做儿子的可以复仇。父亲犯了死罪而被杀，儿子再去复仇，这是为往来相杀不止开了先河，这样的复仇行为并不能消祸除害：’现在如果根据这原则来判断赵师韫与徐元庆双方相互杀戮的是非，那就合乎礼法的规定了。‘“
况且不忘报父之仇，这是尽孝道；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是坚持义气。徐元庆能按照礼法，克尽孝道，为义而死，那他一定是个通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一个明理懂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视为仇敌的吗？而陈子昂等议论此事的人反而将徐元庆处死，这种滥用刑法破坏礼教的做法，完全不可以当作法典，这是显而易见的了。
请将臣的议论附在法令之后颁布天下。今后凡有审判这类案件的，不该再依从前陈子昂的意见处理。敬议。
桐叶封弟辨柳宗元
【导读】
辨是一种辨察是非的论说文。本文主要围绕”桐叶封弟“一事进行辨察、分析。据史传所载周成王曾以桐叶与弟，戏言封彼，周公入贺。柳宗元正是针对此说提出异议，认为周公不当作亦不会做这样的事，批判了把君主言行绝对化的所谓”天子无戏言“的谬论，并借古讽今，借题发挥，指出君主应反复修正自己的言行，而辅臣不能一味地取悦逢迎君主，应该用”道“引导君主，使君主言行得当。
本文只有二百多字，但写来如剥茧抽丝，节节转换，逐层深入，论证周密，驳难犀利，体现了政治改革家柳宗元论说文的特色。
古之传者有言［1］，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2］，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3］。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4］。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邪？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5］，以地以人与小弱弟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邪？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6］，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7］，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8］。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9］，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10］。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B11］，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B12］，况号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者之事［B13］，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B14］，史佚成之［B15］。
【注释】
［1］传（zhuàn）者：指编撰史书的人。［2］成王：周武王之子，姓姬名诵。［3］周公：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姓姬名旦。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年幼，由周公辅佐侄儿治理国家。周公被后代儒家尊为圣人。［4］唐：古国名，在今山西翼城县西。［5］不中：不恰当。［6］妇、寺：指帝王身边的妇人（妃嫔等）和宫中的太监（宦官）。［7］要：总之。［8］遂过：铸成过错。［9］大中：一种既不过头又不是不及、恰到好处的境界。［10］逢：逢迎、迎合。辞：指用好话粉饰。［B11］使：驱使、使唤。［B12］克：克制、约束。［B13］直：只是。缺（quē）：小聪明。［B14］唐叔：叔虞封于唐，故简称唐叔。［B15］史佚：周朝的史官尹佚。
【译文】
古代编撰史书的人记述说，周成王把梧桐叶子剪成玉圭的形状递给小弟弟，戏弄他说：“这个封给你。”周公听到这件事就进宫向成王表示祝贺。成王说：“我是开玩笑啊。”周公说：“天子不可以开玩笑。”于是成王就封小弟弟叔虞于唐。
我认为不是那样。成王的弟弟应当受封？周公就应该及时对成王说，而不能等到成王开了那样的玩笑以后才去祝贺以促成此事；不应当封吗？周公却促成了成王那不恰当的玩笑成为事实，把土地和百姓交给年幼的孩子，让他成为一国之主，这样做能被称得上是圣人吗？或者周公认为成王的话不能随便说过就算，一定要顺从促成它吧？那如果不幸成王把桐叶开玩笑封给妃嫔、太监之流，是不是也打算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办呢？凡是帝王的德行，在于他的话实行以后的效果如何。假如实行起来很不得当，那么即使改变十次也不算错。总之是在于恰当，而不能轻率从事，更何况把君王开玩笑的话当作正经事去办呢！如果开玩笑的话也一定要付诸实行，那就是周公在教君王犯错误了。
我认为周公辅佐成王应该用正道，使他的言行举止和戏耍游乐都能恰如其分罢了，决不会去迎合他的过失并替他巧言粉饰。也不该对他管束太严，驱使他，好像使唤牛马那样，急于使他成长，反而会坏事。并且家庭父子之间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自我约束，何况那些有君臣名份的人呢！这只是识见不高爱耍小聪明的人所干的事，决不是周公所该做的，所以古书上所记此事并不可信。
也有人说：成王封唐叔的事，是太史尹佚促成的。
箕子碑柳宗元
【导读】
箕子，名胥馀，官大师，商纣王的诸父（伯父或叔父），因封在箕地（今山西太谷东北），故称箕子。
本文是为箕子庙写的碑记。箕子处在乱世，又遭受迫害，却能忍辱负重，建立功业，作者对他表示了极大的推崇和同情。文章一开头便提出伟大人物的三个标准：正蒙难，法授圣，化及民，并用这三个标准作为评价箕子的出发点，依次展开，具体论述，使箕子的人品、功业卓然兀立。这种写法能收到高屋建瓴、提纲挈领的效果。
凡大人之道有三［1］：一曰正蒙难［2］，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3］，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4］，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5］，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6］，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7］，与之俯仰，晦是谟范［8］，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9］。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10］。“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B11］。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B12］。“法授圣也。
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B13］，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B14］，丛于厥躬［B15］，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呜呼！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B16］，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B17］，武庚念乱以图存［B18］，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
唐某年，作庙汲郡［B19］，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注释】
［1］大人：指道德高尚的人。［2］正蒙难：蒙受患难而能坚持正道。［3］纣：纣王，商朝末代君主，暴君。［4］天威之动：泛指天文、气象方面的异常现象。［5］并：通”屏“，舍弃。［6］与：参与。亡：灭亡。［7］是用：因此。［8］晦：昏暗，引申为隐藏。谟：谋略。范：法则。［9］聩（kuì）：跌倒。［10］明夷：六十四卦之一。此卦施之于人事，象征昏君在上，明臣在下，明臣不敢显其明智。［B11］彝伦：即伦常，指封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B12］《洪范》：《尚书》篇名。内容是关于帝王统治人民的各项政治经济原则。［B13］陋：卑贱。［B14］率：大致。［B15］丛：聚集。厥：其他的。躬：身体。［B16］殄（tiǎn）：灭绝。［B17］向使：假如。稔（rěn）：庄稼成熟。此为引申义，指罪恶发展到极点。［B18］武庚：纣王之子。商亡后封为殷君，后因反叛，被周公所杀。［B19］汲郡：治所在今河南省淇县。
【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