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太史公曰：“先人有言［1］：’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2］，有能绍明世［3］，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
上大夫壶遂曰［5］：“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6］：’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7］，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8］，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9］。‘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10］，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B11］，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B12］；《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B13］。万物之散聚［B14］，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B15］，遭变事而不知其权［B16］。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B17］。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B18］。”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B19］。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B20］，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B21］。《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B22］，获符瑞［B23］，建封禅［B24］，改正朔［B25］，易服色［B26］，受命于穆清［B27］，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B28］，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B29］，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B30］，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B31］。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椎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B32］；孔子厄陈、蔡，作《春秋》［B33］；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B34］；孙子膑脚，而论兵法［B35］；不韦迁蜀，世传《吕览》［B36］；韩非囚秦，《说难》、《孤愤》［B37］；《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B38］，自黄帝始。
【注释】［1］先人：指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2］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崔适曰：“云‘五百岁’者，此以祖述之意比，所谓断章取义，不必以实数求也。由今观之，有孔子，而尧舜藉以祖述，文武藉以宪章；有太史公，而孔子列于世家，《儒林》表其经业，是孔子后不可无太史公，犹周公后不可无孔子也。”（《史记探源》）［3］绍：继承。明世：太平盛世。［4］小子：古时子弟晚辈对父兄尊长的自称。［5］壶遂：汉代天文学家，官至詹事，秩二千石，故称他为上大夫。曾经与司马迁一起编定《太初历》。［6］董生：即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著有《春秋繁露》及《举贤良对策》等。司马迁少时曾拜他为师，学习《春秋公羊传》。［7］司寇：官名，掌管刑狱、纠察等事。［8］是非：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指评论褒贬。［9］王事：犹言“王道”，儒家的理想政治。［10］五行：指金、木、水、火、土。［B11］经纪：整顿安排。人伦：指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B12］牝牡（pìnmǔ）：鸟兽雌性称牝，雄性称牡。风：教化。［B13］指：指归，条例。［B14］散聚：犹言“成败”、“盛衰”。［B15］经事：正常的事情。经，常也，寻常。［B16］权：变通。［B17］被之空言：指受到舆论谴责。［B18］这四句出于贾谊的《陈政事疏》。未然：还没有成为事实。［B19］当一王之法：汉代公羊派经学家们说，孔子当时虽然不在其位，但是他却实在起着一位“王者”的作用，即所谓“素王”。他的学说为后来的汉王朝预定了新法。［B20］伏羲：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帝王，是他作出了《易经》中的八卦。［B21］诗人歌之：指《诗经》中的《商颂》、《周颂》、《大雅》，其中有些篇是歌颂商汤文武的。［B22］明天子：对当代皇帝的敬称，指汉武帝。［B23］符瑞：指所谓上天降的祥瑞，据说与人间君主登位等吉事相应。如元光元年的长星现，元狩元年的获白麟，元鼎元年的得宝鼎皆是。［B24］封禅：指历代帝王到泰山祭神。封，登泰山设坛祭天；禅，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B25］改正朔：指使用新历法。正，一年的开始。朔，一月的开始。古代改朝换代时，新帝王有改正朔的习惯。［B26］易服色：指天子的车马改用新的颜色。古时改换朝代，规定以本朝崇尚的正色作为服用器物的颜色。［B27］穆清：清和之气，指天。［B28］重译款塞：重译，因语言不通而需辗转翻译。款，通“叩”。款塞，叩开塞门。［B29］尝掌其官：指为太史令。［B30］七年：从太初元年到天汉三年。［B31］幽于缧绁：即身处牢狱。［B32］“西伯拘”句：西伯即周文王。相传文王被商纣王拘禁在羑里时，推演《易》的八卦为六十四卦，即《周易》。［B33］“孔子”句：孔子曾被围困在陈、蔡，回鲁国后作《春秋》。厄：穷困。［B34］“左丘”句：左丘，即左丘明，春秋时鲁国史官，失明事不详。据说，《春秋左氏传》、《国语》，为左丘明作。［B35］“孙子”句：战国时，孙膑与魏将庞涓共同向鬼谷子学兵法，庞涓忌妒孙膑的才能，加以陷害，招他到魏国，截去他的膝盖。为报断足之辱，他才论述兵法。［B36］“不韦”句：吕不韦，秦丞相，后被秦始皇贬谪到蜀地。不韦做丞相时，曾召集宾客编写《吕氏春秋》一书，也称《吕览》。［B37］“韩非”句：韩非，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早年与李斯同在荀卿门下学习。秦始皇喜欢他的著作，入秦，为李斯诬陷，入狱而死。《说难》、《孤愤》篇都是入秦前写的，今见《韩非子》一书中。［B38］陶（yáo）唐：即陶唐氏，传说中远古部落名，尧为其领袖。《史记》实际上是从黄帝开始记载的。麟：指汉武帝猎获白麟的那一年，即元狩元年（前122）。孔子作《春秋》绝笔于鲁哀公获麟，《史记》有意模仿《春秋》，止于武帝获麟。
【译文】太史公说：“先人曾经说过：‘从周公死后五百年就有孔子。孔子死后到今天已经五百年了，有谁能够继续在太平圣明的时代考定《易传》，续写《春秋》，探求《诗》、《书》、《礼》、《乐》之间的本原而做著述？’它的意思是在我这里么？它的意思是在我这里么？我怎敢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从前孔子为什么写《春秋》呢？”太史公说：“我听董仲舒说：‘周朝政治衰微，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推行王道，诸侯忌恨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他的话没人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现，因此褒贬二百四十二年中发生的系列大事的得失，作为天下行事的标准：讥评天子，斥责诸侯，声讨大夫，都是用来阐明王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把是非褒贬的事情寄托于空口说白话，不如表现在具体事件中更为深刻显著明白。‘《春秋》这部书，上则阐明三王的治国之道，下则分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纲常，解释疑惑难明的事理，判明正确和错误，确定犹豫不决的事情，善者善之，恶者恶之，贤者贤之，不肖者贱之。已亡的国家把它恢复起来，已绝的世系把它延续起来，补救弊端，振兴已荒废的事业，这都是王道重要的内容啊！《易》谈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它最擅长于讲变化；《礼》安排人们的等级关系，所以长于引导人们的行为；《尚书》记录先王的史迹，所以长于政事；《诗》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所以长于讽喻；《乐》是礼乐建立的依据，所以长于陶冶性情；《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理百姓。因此，《礼》用来节制百姓，《乐》用来抒发平和的情感，《书》用来指导政事，《诗》用来表达思想，《易》用来说明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春秋》用来阐明仁义，治理乱世，使之复正，再没有比《春秋》更切近的了。《春秋》的文字有几万，它的要旨有几千条，万事万物或散或聚，都总汇在《春秋》一书里面。《春秋》一书之中，记载弑君的事件有三十六起，灭亡的国家有五十二个，四处流亡、不能保住自己国家的诸侯更是多得不可胜数。考察它的原因，都是丢掉了王道这个根本啊。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原因，它的起始和发展已经很久了。‘一国的君主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眼前有进谗言的人却看不见，身后有奸贼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不可以不懂《春秋》，否则处理日常事务，而不知道采用适宜的方法，遇到意外的变化而不知道临机应变。做人的君主、父亲，却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然蒙受罪魁祸首的名声；做人的臣下、儿子，却不通晓《春秋》的要义，必然陷入篡位弑君的极刑，得死罪的名声。其实他们本心都以为是件’善‘事才去做的，但由于不懂得《春秋》要义，以至于犯了错误，受到舆论谴责也不敢推辞。由于不通晓礼义的要旨，以至于做君的不像君，做臣的不像臣，做父的不像父，做儿子的不像儿子。这样，君不像君，就会被臣子侵犯；臣不像臣，就会被诛杀；父不像父，就没有道德规范；儿子不像儿子，就会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过失。把天下最大的过失给他们，只好接受而不敢推辞。所以《春秋》是礼义的本原啊。由于礼教是防范于某些坏事未发生之前，法律是施行于某些坏事发生之后；从而法律所发挥的作用很容易被人看见，而礼教的防禁作用则较难被人理会。”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候，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没人任用他，所以他作了《春秋》，留传下一些空口说白话的条文来裁断礼义，把它当成一种王法看待。今天你上面遇到圣明天子，下面得以保住您的太史令之职，万事都已具备，都各自安排在适当的位置上。您说的话，想用来说明什么道理呢？”
太史公说：“嗯，嗯，不，不，不是这样。我听先父说过：’伏羲氏时代最为纯真厚道，他作了《易》、《八卦》；尧、舜的盛世，《尚书》记载下来，《礼》、《乐》也兴起了；商汤、周武王时代的兴隆，诗人歌咏赞颂。《春秋》褒扬好的，贬斥邪恶，推崇三代的道德，表扬周室，它并不只是讽刺讥笑而已。汉朝兴起以来，直到当今圣明天子接位，得到上天的祥瑞，建坛祭神，使用新的历法，天子所使用的车马改用新的颜色，受命于上天，德泽流布，无所止极，连海外不同风俗的国家都经过几重翻译，前来边境上叩关请见，请求贡献物品拜见君主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臣下百官，竭力颂扬圣上的明德，仍然不能够完全表达出来。况且，士人贤能却不能被重用，这是做国君的耻辱；皇上英明智慧而德行却没有被广泛传扬，这是官吏的过失啊。况且我曾任太史令，废弃英明智慧盛德不去记载，磨灭功臣、诸侯和贤大夫的功业不加表述，丢掉先父的遗教，罪过更大了。我所说的记述过去的事，整理编次他们的世系传记，并不是什么创作。先生把它与《春秋》相比，完全错了。”
于是我就编写这些文章。写了七年后，我突然遭到了李陵之祸，被囚闭在监牢之中。于是喟然长叹，说：“这是我的罪过吗？这是我的罪过吗？我的身体遭到毁坏，再没什么用啦！”平静下来深思道：“大凡《诗》、《书》隐约其辞的地方，都是作者志虑深思的地方。从前西伯（文王）被拘禁在羑里的时候，推演了《周易》；孔子被围困在陈、蔡的时候，后来作了《春秋》；屈原遭到放逐，赋了《离骚》；左丘失明，著了《国语》；孙膑受了截膝的刑法，就研究编辑兵法；吕不韦迁到蜀地，世上流传他的《吕览》；韩非被囚禁在秦国，写下《说难》、《孤愤》；《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之人感情激发才创作的。这些人都是志向被压抑，不能实现他们的主张，所以记述往事，想作为后世的借鉴。”于是我就记述了陶唐以来的事情，上从黄帝开始，下到当今皇上猎获白麟的那一年为止。
【鉴赏】《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自述家世生平及关于写作《史记》的有关情况。他充满信心，要做孔子第二。孔子写过《春秋》，他也要写一部《春秋》第二的《史记》。本文通过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的对话，以评述孔子《春秋》的方式来表达他写《史记》的目的。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作《春秋》，以“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司马迁身处汉初，“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加之他遭李陵之祸后，想到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非等贤圣发愤之作，“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因而他作《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本文的写作之妙及其作用，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一书中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说：“盖《自序》非他，即史迁之作之列传也。无论一部《史记》，总括于此，即史迁一人本末，亦备见于此。其体例，则仿《易》之《序卦传》也，《诗》之《小序》也，孔安国《尚书》百篇序也，《逸周书》之七十篇序也。其文势，犹之海也，百川之汇，万派之归，胥于是乎在也。又史迁以此篇教人读《史记》之法也。凡全部《史记》之大纲细目，莫不于是灿然明白。未读《史记》之前，须将此篇熟读之；既读《史记》之后，犹须以此篇精参之。文辞高古庄重，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是史迁一生出格大文字。”总之，本文是引导我们认识和了解司马迁和《史记》的指路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