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一个年轻女士要到Habsburgergasse（哈普斯堡大街）去看一个朋友，一个新近结婚的女士。当一家人围在桌子边的时候，她谈起了这件事，但讲话时出现了误差，她说要去Babenbergergasse（巴苯伯格大街）。桌子周围的一些人的笑声使她注意到了她的这个误差——或是一种口误（据选择）——一个她并没有意识到的误差。事实上，在两天前，共和国在维也纳宣布成立了，黄、黑的色彩被由红、白、红组成的老式的奥斯马克彩色所取代，哈普斯堡皇族被赶下了台。这个讲话者将王朝的变更引入了她的朋友的住址。在维也纳，有一个很著名的Babenbergerstrasse，但是没有一个维也纳人会将此说成“Gasse”。
7.一个当地中学教师，虽然家境贫寒，但却是一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在一次暑假里，他拼命追求一个居住在别墅里的小姐，这个小姐来自大都市。最后，这个小姐还是向这个教师敞开了心扉，并劝说她的家人同意他们结婚，尽管他们存在地位和种族的差别。一天，这个教师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这个女孩并不是个美人儿，但却很甜，我们将会处得很好。但是，我是否能下决心要娶一个犹太人，尚不能告诉你。”这封信被他的未婚妻收到了，结束了他们的关系；同时，他的哥哥很奇怪地收到了一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信。叙述这件事的教师向我保证说，这是一次误差，绝非存心计谋。当然，这样的计谋我们在戏剧小品中经常会看到。
8.布里尔（1912，第191页）谈到一个女士，她向他打听他们共同熟悉的一个朋友的消息。他发现她错误地称呼这个朋友做姑娘时的名字，当让她注意到这个失误后，她被迫承认，她不喜欢这个女士的丈夫，认为她的这桩婚事是不幸的。
9.这个误差也可以称作一个口误。一个年轻的父亲在为他的二女儿去做出生登记的时候，当问他孩子的名字时，他回答：“汉娜。”工作人员告诉他，他已经有一个孩子叫这个名字。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这两个女儿来说，他更喜欢大女儿。
10.一个女士，婚后有3个女儿，其中两个很久以前已经结婚，小女儿还没有自己的归宿。在两次婚礼上，这家人的一个朋友——一个女士——送的礼物都是一套昂贵的银制茶具。每当话题转到品茶的时候，这个母亲总出现误差，说这是自己三女儿的茶具。很明显，从这个母亲表现出的这个误差表明，她希望看到自己的小女儿的婚礼，并且推测，也会收到同样的结婚礼物。
通常情况下，对母亲搞错女儿的名字，或搞错儿子和女婿的名字这样的现象是较容易解释的。
11.下面也是一个弄错名字的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从赫尔那里借用的，是他自己在一座疗养院观察到的例子。
“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在疗养院），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士和我谈论一些传统的话题，而我对这样的谈话不感兴趣。在谈话过程中，我还要很礼貌地插上一两句。这个老处女不停地说，我通常对她并非这么殷勤。这句话不仅包含着一层遗憾，而且也包含着对另一个年轻女人的讥讽——我们都认识的这个女人，而我对她尤其注意。自然，我马上明白了她的用意。随着我们谈话的继续，使我感到羞愧的是，我的同桌的人一再地指出，我不断地用那个年轻女人的名字称呼这个女士。但是这个女士则认为那个年轻女人是她的克星。”
12.我再报告一个有复杂背景的“误差”，这是一个亲身参与了这件事的见证人告诉我的。一个女士在户外和她的丈夫以及两个陌生人待了一个晚上，在这两个“陌生人”中，其中一个是她的相好，但其他人对此并不了解。这些朋友伴着这对夫妇来到了他们的门前，等开门后他们便可以离开这里。这个女士向一个陌生人鞠躬致谢，并将自己的手给他，说了一些礼貌的话。然后，她挽住她的相好的手臂，转向她的丈夫，用同样的方式对他说再见。她的丈夫，走了过来，脱掉帽子，很礼貌地说：“再见，亲爱的女士。”这个女士很惊愕地放下了她的相好的手臂。到了门房，她才说：“天哪！自己做的这件事多么愚蠢！”这个丈夫是那种很相信自己的妻子根本不会做出这种事的人。他不断发誓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的生活处于危险状态，他因此有一种很强的阻力，这种阻力使他不去注意到来自失误的挑战。
13.这是我的一个患者的一个误差：在人们要表达与事实相反的意思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耐人寻味。经历了一次思想斗争后，这个很谨慎的小伙子决定和一个姑娘结婚，他们都很喜欢对方。他护送他的未婚妻到家里，和她道别后，非常高兴地上了电车，并向售票员买了两张票。6个月后，他结了婚，但他无法适应这种婚姻生活，他怀疑自己的婚姻是否正确。因为，他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和他的朋友来往，而且他的岳父岳母还经常刁难他。一天晚上，他要将他的年轻的妻子从她的父母那里带回家去，和她一起上了电车，买票的时候却只买了一张。
14，下面的这个由梅德尔（1908）描述的例子说明了一个勉强压抑起来的欲望是如何通过“误差”的方式得到满足的。一个有一天假期的同事，在休假期间，他不想有人打扰。但是，他不得不去琉森看一个人，虽然他很不情愿。经过长时间的考虑，他决定利用这个假期去那里，在从苏黎世到奥斯卡顿的路上，他一直在看那些日报，以此来消磨时光。在下站他换了车，然后继续读他的报纸，直到检票员来查票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坐错了车——是从奥斯卡顿到苏黎世的车——他又从奥斯卡顿回到了苏黎世，尽管他拿的是到琉森的车票。
15.塔斯克（1917）描述了一个类似的例子，即人们企图通过误差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压抑的思想，尽管不完全成功。他将此命名为“旅游方向的错误”。
“我离开前线回维也纳。一个老患者听说我在镇上，就邀请我去给他看一下病，因为，他还在因病卧床。我应邀去看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小时。当我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有病的男人问我应付多少诊费。‘这是在我回家的路上，现在并非行医，把我当做来看你的朋友好了。’我回答。这个患者犹豫了，毫无疑问，他感到自己无权利将这种职业服务当做朋友间的探视；但最后，他还是很感激地接受了我的好意，并为自己能够节省一些钱而高兴。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这么做无疑也是正确的。几分钟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这种慷慨举止的真实性——我难以对此加以解释——我上了x路电车，之后，又要换乘Y路电车。当我在换车的地方等车时，我完全忘记了收费的事情，心里想的只是这个患者的症状。我要等的车来后，我上了车，但是到了下一站，我不得不再下车，事实上，在上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是X路电车而不是Y路电车，因此我又回到了最初出发的那个地方——即我没有接受诊费的患者居住的地方：在我的潜意识中我明显是想收取诊费的。”
16.我也玩弄过和例14同样的戏法。我答应我的那个一向严厉的哥哥：今年夏天，我要长途跋涉到英国的一个海滨避暑胜地去看望他，他接受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我必须走最近的路线，并且不在路途上耽搁时间。我问他是否能在荷兰停留一天，但他认为最好是在回去的时候在荷兰停留。这样我便坐车由慕尼黑出发，经过科伦到鹿特丹和荷兰湾，再由此出发于星夜乘船去哈维奇。途中，我要在科伦换车，下车后，我便去找到鹿特丹的快车；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我问了很多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从一个站台到另一个站台，仍没有找到，我完全失望了，心想我一定是错过了这趟车。事情已经如此，我想是否应在科伦住一晚上，经过一番思考后，我认为，出于子女的一片诚心——因为据我的家族的历史，我的祖先在犹太人受到迫害的时候从这个城市逃了出来——我决定乘下一班车到鹿特丹去。车到达后的时候是深夜，我不得不在荷兰停留一下。这一天的时间满足我的这个夙愿，我可以在海牙以及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看到雷姆卜兰特的巨幅绘画。到了第二天上午，当我要乘车跨越英国的时候，我回忆起来，在科伦车站的时候，我清晰地记得我看到过一个大的标牌，上面写着“到鹿特丹、荷兰湾”。这个标牌就在我下车的站台几步远的地方，那里停着我要等待的继续我的旅行的车。尽管这个标牌非常醒目，而我仍像一个瞎子一样在其他地方寻找。对这种行为的解释只有一个：与我哥哥的要求相反，在我的潜意识中，一方面出于子女的孝心，想在科伦停留一个晚上；另一方面，出于对雷姆卜兰特的崇敬，这些都促使了我的这个失误行为的发生，由此使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
17.斯塔克（1916）谈了自己经历的一个通过“遗忘”满足内心压抑的欲望的事件。
“一次，我要用幻灯片为一个村的村民做一次讲座，但这个讲座因故推迟一周。我在回信中说明了推迟的原因，并在笔记本上记录下了这次讲座的时间。我很想下午到达这个地方，这样我便可以抽出时间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居住在这里的作家。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空余的时间，因此，我只得放弃这次拜访的念头。
就在我要去讲课的那个晚上，我匆匆忙忙拿着幻灯片到车站去赶火车，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火车站（一般，在我因事耽搁而要赶车的时候，都是叫出租车的）。当我到了目的地，我感到有点奇怪，没有一个人到车站接我，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这个讲座推迟了一个星期，这一天是原来确定的讲课日期。我抱怨自己怎么会如此的粗心，那么，是否要赶下班车回家呢？经过仔细的考虑，我想这正好使我有机会去拜访一下我很想拜访的作家，因此，我便去了。在回家的路上我才发现，是我的那个原本无法实现的愿望，促使我做出了这样的行为。携带着幻灯片及自己的匆忙，将自己的这种潜意识的动机很好地伪装起来。”
或许可以这样想，我们已经对此做出解释的这些误差的例子，为数并不太多，也不特别重要。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供大家思考，是否可以将我们的这一分析推广到对一些重大判断的误差的解释上，如人们生活中的重大的抉择或科学上的关键判断。只有那些为数很少的，有最好的适应性的人，才有可能防止外界客观画面的歪曲，这种歪曲往往发生在那些有辨别力的个体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