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中国是部金融史2:天下之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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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开河变钞祸根源(2)

在这种理念下,整个帝国官场只为了钱而存在:拜见上官要“拜见钱”、上官视察要“人情钱”、节庆上官要“追节钱”、上官生日要“生日钱”、办理正常公务要“常例钱”、抓捕凶犯跟受害者要“赍发钱”、审判官司向原告和被告要“公事钱”,就算没什么事也白要“撒花钱”……

时人曾这样评价伯颜当政以后的岁月:数十年来,世间风俗坏得不能再坏,只要当官就习惯于贪污,只要有钱就习惯于玩弄女人,自己不以为耻、别人也不以为怪,世间能有良好操守的人千百而无一焉!

河南行省官衙大堂之上居然有这样的题字:人皆谓我不办事,天下办事有几人!真是恬不知耻到了极点!

别看百姓的事情不办,自己的事情还是很认真的。本着对金钱的渴望,伯颜和他的爪牙更是把江南土地兼并推向了极致。

至元二年(1336年),伯颜取得了帝国土地兼并中的最高成绩:一次性在江南捞了十六万顷土地。他甚至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族人:为抢夺另一位蒙古宗王彻彻秃在苏州的二百亩土地,污蔑彻彻秃谋反,在妥欢帖木儿坚决反对下,伯颜依然捏造圣旨处死了彻彻秃。因为,伯颜的祖先曾是彻彻秃祖先的奴隶,理论上伯颜一族应世代奉彻彻秃家族为主人。此后,伯颜又在大汗反对下接连贬斥了宣让王、顺威王等诸多蒙元宗王……

与其闭口而死,何若苟延岁月以逃?

人们只能再次走上流亡的道路,背乡井、弃世业、掷百器、远离亲姻、再无定所,辗转流浪、寄食异乡异域,走上一条不归路!流民、可怕的流民不可遏抑地再次出现在中原大地。

至元六年(1340年)二月,天道有常,即使光怪陆离的末世王朝,焉能允许这样丧心病狂、毫无底线的人存在?

伯颜的侄子(也是伯颜的养子)脱脱担心伯颜倒行逆施会反噬整个家族,在他主导下,妥欢帖木儿将伯颜贬至岭南安置,这位不可一世的权相终于死在发配的路上。

虎视南人如草芥,天教遗臭在南荒!

丞相造假钞

脱脱,自幼受教于当世大儒吴直方,能力挽强弓,可谓文武双全、一位不世出的奇相!可惜,他生在了元末,虽非亡国之相,却有亡国之实!

《元史》对脱脱有这样一段评价:脱脱是一个看淡货财、女色和金钱的人,有着宏伟的志向和长远的眼光,也能够好贤礼士,但是,这个人办事性情太急躁,正因为这个原因经常为群小所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和《中国通史》(范文澜版)则对脱脱给出了一个同样的评语:急功近利。

脱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呢?

拜自己的叔父所赐,脱脱登上相位的时候,蒙元帝国经济已经完全崩溃,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物价比至元元年上涨了至少六七十倍。

次年,蒙元帝国改元“至正”,脱脱出任右丞相,“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从此,脱脱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五年的独舞,这段备受称颂的历史今天被称为“至正更化”,也正是这个所谓的“更化”彻底毁掉了蒙元帝国。

十年惨淡经营,脱脱恢复了科举、经筵,控制蒙元贵族赏赐,减免田赋和徭役,对胆敢制造伪钞者杀无赦,对盘剥草民的奸邪小吏杀无赦……十年后,蒙元帝国终于有了一丝生气,脱脱也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他相信自己能够力挽狂澜!

脱脱不知道,他看到的其实不是曙光,而是回光返照。

有时候历史的相似是惊人的。西汉末年黄河曾经改道,锐意求治的王莽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黄河水患吞噬掉了。脱脱为相后的第四个年头,至正四年(1344年),华北地区连续二十多天暴雨,汹涌的黄河在今山东曹县冲决白茅堤,黄河再次改道,顺便毁了京杭大运河河道。《元史》记载,当时平地水深六米有余,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的千里沃野变为一片泽国,此后,三天一小灾、五日一大灾,再也没有消停过。

元人赵天麟曾著《太平金镜策》,其中总结了天下黎庶有“五死”,被天灾害死、被官吏逼死、被军兵杀死、被债务逼死、被自己懒死(一曰天、二曰官、三曰军、四曰钱、五曰愚,最后一条不足采信),五死之中天灾排名第一,比蒙元贵族还要狠毒。

对帝国统治者来说,把人淹死了倒还清净,要是淹不死,居民就会变成流民,那才真正麻烦!

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年),刚刚整顿完朝政的脱脱认为,现在时机终于成熟了:一定要根治黄河!

黄河泛滥、生灵涂炭,帝国立意根治水患,听起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然而,朝廷上却有无数人反对脱脱。

历史有的时候其实很诡异,反对治理黄河的人未必是坏人,赞成治理黄河的人也未必是好人。这就涉及中国封建王朝的辩证法,一件坏事,如果上有明君、下有贤相也未必真是坏事;一件好事,经过万千封建官僚之手也未必再是好事!自古以来朝廷的工程都是赚钱的大买卖,修河要征调物资、要征发劳役,有着无数的捞钱机会……

早就等这一天了!

以吕思诚为首的一批汉臣立刻站出来表示强烈反对,他们的理由是:帝国官场并未脱胎换骨,奸邪小吏仍旧充斥于各个岗位,治理黄河要拨无数钱粮,无异为贪渎之徒抓钱大开方便之门,此谓“不念隐忧”!修河必定动用无数人力,无论在哪个时节都会耽误河工本有的农耕,况且,一旦河工聚而不散,便是天下大乱之源,此谓“不恤民力”!

所以,坚决不能修河!

真的不能修吗?

真的不能。

数千年往事早就把国人政治智慧演绎殆尽,最可怕的不是水患,而是人祸——流民。十几万河工要吃、要喝、要福利,在老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子女,有着诸多束缚,这些人或许还能安分守己,一旦在一起聚而不散,远比洪水可怕的多!

可是,脱脱不这么想,只要有足够的钱,这些事情都能摆平!因为,他已经想到了一条绝妙的办法筹措修河费用——货币改革!

至正十年(1350年),蒙元帝国的通货膨胀刚刚得到控制,脱脱便拿出了前辈的绝招——变更钞法,即“至正钞改”。

为筹措修河资金,脱脱同时发行“至正交钞”和“至正通宝钱”。至正交钞为纸币,基准单位仍为“贯”,每贯交钞代表铜钱一千文、兑换旧钞两贯。至正通宝钱是铜钱,又分为“地支纪年钱”、“纪值钱”和“权钞钱”三种。前两种铜钱为虚值铜币,有折二、折三,等等。关键是第三种铜钱“权钱钞”,“权钱钞”顾名思义是衡量纸币“至正交钞”的范本,分为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和五钱,分别对应至元钞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

脱脱公开宣布,权钱钞是衡量纸币的基准价值,只要有权钱钞存在,至正通宝就不可能随意贬值,否则,人们会将纸钞兑换成铜钱。

这还是卢世荣、桑哥、海山玩剩下的,说穿了还是那个障眼法,以帝国的名义把新钞命名为财富符号,仍然不是真实的财富。只不过,当年忽必烈、海山用这些玩意儿来忽悠蒙元贵族,今天脱脱用这些玩意来忽悠自己。

纸币是法定货币,背后是帝国信用,无论货币制度多滥,增发货币多少都会给人一点财富幻觉。由于过分迷信自己的能力,这一次产生货币幻觉的是丞相脱脱,新币更迭,脱脱认为自己终于有钱了,要去追求自己宏伟的理想!

至正十一年(1351年)四月初四,蒙元帝国诏令中外,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领总治河防使,秩二品、授银印。跟着,贾鲁以中枢朝堂名义征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夫共十五万人治理黄河,另配翼十八戍军两万人。

不得不说,脱脱没有看错人,贾鲁治理黄河的成绩是显著的。四月兴土,十一月就把二百八十里黄河逼回了旧河道!十一月,贾鲁向顺帝上《河平图》,妥欢帖木儿也对脱脱、贾鲁等大行封赏,撰《河平碑》以彰旌表。

一片歌功颂德的背后,没有人意识到脱脱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当年的隋炀帝一样,他完全从京杭大运河两岸征调民夫;唐宋相传,修河一般选在农闲时节,脱脱选择的时机却是从四月到十一月,十五万河工在河堤上忙活——这可是一年的农忙时节,意味着一年家里没有人耕种土地!

以往修河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补偿河工一些粮食;不发粮食,给点现金也行——只要能换到赖以为生的粮食就行。

面对这个问题,脱脱的回答是,给钱可以,只给至正交钞!

这件事如果放在宋代,就算给河工只发交子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可能所有人在同一时间把手中的纸钞拿到市场上去,绝大部分钞票会暂时留在河工手里,不会造成通货膨胀,更不会搞得天下大乱。

问题是,蒙元帝国从来就是一个不遵守货币纪律的国度,在人们记忆中纸币就等于毫无准备的废纸!所以,脱脱的行为导致了另外一种结局: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把至正交钞拿到市场上去换粮食,结果,增发货币喷涌而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

平整黄河的庆功酒还没有喝完,当年十二月,京城大都就“物价腾踊”,十锭交钞买不到一斗粮食,按彭信威先生估算,当时的盐价较一年前上涨了十倍、较蒙元帝国征服江南时上涨了一千多倍!很快,货币在包括大都在内的北部帝国彻底消失了,帝国再次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社会。

以货易货,意味着十五万河工修了半年河堤,家里的土地没有收成,接下来的冬荒、春荒如何渡过?

既然活不下去,索性就反了吧!时人编出了这样的歌谣:“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

至正十一年(1351年),刘福通在颍上率众举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红巾军起义”爆发了。红巾军通告海内:蒙元帝国立国以来穷兵黩武,数次征伐日本无功,我汉人聚集的江南已经彻底沦为贫苦之地、塞北却富比江南,凡我汉家义士随我直捣黄幽燕之地,龙飞九五,我大宋之天终有重开之时!

战端一开,至正交钞的印刷便再也无法遏制。

至正十二年,为弥补军需,至正交钞发行量到达二百万锭(折中统钞两千四百万锭),是蒙元帝国存在以来纸币发行量最大的一年。由此,至正交钞发行不足两年就彻底崩溃。堂堂大元,奸佞擅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制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至正十五年前后,人们已经意识到至正交钞“将绝于用”,便把纸钞称为“观音钞”,意思是说纸钞印刷质量实在太差,描不成、画不就,就像半空中的观音一样。为了挽救濒于奄奄一息的王朝,蒙元帝国开始效仿曹操“屯田”,朝廷给屯田者每日折合白银二两五钱的至正交钞。这个价格可是盛唐开元年间一品大员的官俸!彭信威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自然不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钞票不值钱了。”

至正十七年(1357年),上都、大都同时设“便民钞库”,人们可以在“便民钞库”兑换破损的至正交钞,但是,“便民钞库”无人光顾。也是这一年,河北、河南流民涌入大都,仅官府收葬的饿殍就有二十万之多,蒙元帝国,再无延续之理!

1364年,朱元璋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是年,朱元璋以徐达为元帅、常遇春为先锋出兵伐元。

元朝小结:变异的铁骑

辽国、金国都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但是,这些王朝无一不是选择了汉制,辽国、金国都以中华正统自居,认为自己和宋朝不过是南北朝罢了。这种理念在契丹、女真人的心目中牢不可破,以至于辽国和金国在与大宋开战的时候,宋朝独修唐史成为一条发动战争的理由。

在传承数千年的华夏历史中,只有蒙元帝国没有采纳汉制,蒙元贵族固执地认为,只有骁勇的蒙古铁骑才是立国之本,帝国臣民也就因此被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而居于最下等的南人却占帝国人口的90%以上。

这也是蒙元帝国的悲剧所在。蒙元贵族可以拒绝汉制,却无法拒绝中原之地财富的巨大诱惑。对这群刚刚走出洪荒的人来说,江南山水有着无限诱惑,既然少了许多士大夫的理性束缚,也就把历代封建官僚的无耻演绎到淋漓尽致。

增发纸币的招数失败以后,蒙元贵族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抢劫方式:喜欢,直接抢过来就是了!这种劫掠已经超出了人们日常的认知范围,最后,他们不但抢劫汉人、南人,连蒙古人、色目人都一道抢了,就连帝国最有权势的大汗也未能幸免。

谁有权,谁才有财富!

于是,黄金家族成为最为悲惨的帝王世系:为了谋得汗位,暗杀、下毒、设计陷害,甚至明火执仗砍死自己的大汗,至于后一任大汗不承认前一任大汗、把前任大汗牌位扔出太庙的举动更是比比皆是。

这些离谱行为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逻辑:如果强势集团对财富的渴望没有丝毫底线,屠刀就不仅仅会砍向普通民众,强势集团自身也难于幸免。在这个逻辑中,小农不幸福,商人不幸福,官不幸福,民就更不幸福,没有人能独善其身,也没有人能够幸存,哪怕你是帝国最有势力的大汗。

社会财富毕竟不是一块无限大的蛋糕,一旦掠夺超过限度,就会造成流民、社会动乱,最终玉石俱焚。元顺帝初年,帝国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已经沦为流民,所谓“流民如云”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当人们“逃离奔窜,皇皇然无定居”的时刻,又怎么可能有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再骁勇的铁骑又怎么能遏制天下人求生的欲望?

在“摧富益贫”口号的引导下,起义军(史称“贼者”、“无赖者”)为了获得维持生存的一口粮食不得不举事造反,他们冲入官衙府库、冲入富人的府邸、也冲入穷人的茅屋。在他们身后,社会秩序完全失控,赤地千里、城廓破碎、田园荒芜,杀人吮血争锱铢!面对遍及天下的流民起义,在主要军事力量尚存的情况下,妥欢帖木儿不但没有坚守大都,反而把自己的军队扔在中原,孤身一人逃窜回了大漠——似乎是来中原打酱油的。

财富循环有着不可违背的天道法则,它不会因为谁有权势就偏爱谁、也不会因为谁贫贱就抛弃谁。一个人、一群封建官僚、一个强势分利集团,无论你多么有权力,也不可能毫无止境地对天下人索取财富,一旦突破了底线,骁勇如蒙元帝国也一样会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