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生怕情多累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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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再见了,广州

郁达夫10月初离京南返,在上海停留了十多天以后于10月20日回到广州。这时,广州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年7月,也就是郁达夫离开广州北上后一个多月,蒋介石担任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随后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原本南下就任广东大学文科院长的郭沫若也为蓬勃发展的形势所鼓舞,毅然投笔从戎,作为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随同北伐,投身于以推翻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为目标的革命洪流之中。在此前后,广东大学也改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戴季陶当上了新任校长。郁达夫回到广州以后,也由文科教授改任法科教授兼中山大学出版部主任。

北伐初期,国共两党结成的统一战线虽然还没有彻底破裂,但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内部左右两派的对峙与斗争却日益激烈。特别是右派势力掌握政局以后,公然背叛孙中山一手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分化和打击比较激进的革命力量。这种充满欺骗和压迫的政治内幕自然会波及中山大学,校园内也流荡着腐败、恶浊的空气。这一切,对于原本就过于敏感,甚至有点近于神经质,且又追求完美、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郁达夫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他敏锐地察觉到,作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在“革命”的表象下依然残留着种种龌龊、腐败的消极因素。于是,他初来广州时的热情和幻想,在错综复杂而又冷酷无情的现实面前渐渐冷却,直至烟消云散。一种深深失望乃至不满的情绪重又笼上郁达夫的情怀,他真想马上脱离这个污浊不堪,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广州。

就在郁达夫郁郁寡欢、百无聊赖之际,郑伯奇一天忽然对他说:“白薇女士也到广州来了。”

白薇,出生于湖南资兴,是现当代女诗人,剧作家,也是当时创造社的新成员。郑伯奇的意思,是劝郁达夫和她接近接近,兴许可以借此生发一点新的情趣。

“老了,太老了,我现在哪里还有这样一种闲情呢?”郁达夫自我感觉,他此时的心境比60余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

尽管口头上这么说,第二天他还是在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见到了白薇,并于当晚和她及王独清、成仿吾一道去西关的大新天台看了一场戏,直到半夜才回来。此后,他与白薇见面、来往的机会日见频繁,或是访友、逛公园,或是听戏、看电影,或去饮茶、喝酒。在这日渐频繁的接触中,郁达夫对白薇果真发生了一点新的“情趣”。

有一天晚上,郁达夫和几个仰慕他的青年去一家酒店喝酒,白薇女士也在座。席间,郁达夫一人喝酒独多,醉了。随后,他们又一起上电影院去看《三剑客》。直到12点散场出来,郁达夫的酒还未完全醒。就在送白薇女士回家的路上,郁达夫的心里忽然起了一种“危险的幻想”,因为时间已经太晚,所以他更是紧张到了万分,觉得这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可是,郁达夫还没来得及张口,已不知不觉到了白薇的住处,于是他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对于郁达夫心里隐藏的这一种“危险的幻想”,白薇似乎也有所察觉。尽管表面上她一直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矜持,但不久后她在告别广州、返回家乡湖南之前,还是送了一张照片给郁达夫,据郁达夫在日记中记载,照片上的白薇“很灵敏可爱”。

自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穆木天等创造社主要成员先后南下广州以后,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一直由周全平等几位年轻人在经营,由于长期没有专人负责,出版部的内部出现了一些混乱情况,亟需整顿。1926年11月21日,郁达夫、成仿吾、王独清一起商定,由郁达夫担任创造社出版部的总务理事,并尽快回上海清理账目,整顿内务,主持创造社出版部的工作。

尽管郁达夫这时已对广州深感失望,毫无留恋之情,但要真正放弃中山大学的教职,回上海重作文学生涯,他又不免有些犹豫,他担心又像过去那样,入不敷出,陷入生活困境。但创造社毕竟是他与郭沫若、成仿吾等人一手惨淡经营起来的,他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它继续遭到践踏和摧残。踌躇了几天以后,他于11月29日向戴季陶正式辞去了中山大学教授及学校出版部主任的职务。为了创造社,也为了朋友们的情谊,他甘愿牺牲教员的位置,回上海专门处理出版部的事务。

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后,郁达夫并没有立即起程,他在广州继续逗留了半个月。在这期间,他一面接受一些朋友、同乡及仰慕他的青年的饯行,与他们合影留念,一面作一些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一个盛大的宴会,一是庆贺他的生日,二是为他饯行。席上,郁达夫乘兴吟诵了午前刚刚写成的一首词《风流子》:

小丑又登场。

大家起,为我举离觞。

想此夕清樽,千金难买;他年回忆,未免神伤。

最好是,题诗各一首,写字两三行。

踏雪鸿踪,印成指爪;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

只几篇小说,两鬓青霜。

谅今后生涯,也常碌碌;老奴故态,不改佯狂。

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

12月15日,郁达夫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航船。面对浩瀚无垠的蓝天碧水,回首在广州这近一年的生活,郁达夫的心里一面涌起奋发勇进的决心和意念,一面也产生了幻灭的悲哀与惆怅。他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

此番上上海后,当戒去烟酒,努力奋斗一番,事之成败,当看我今后立志之坚不坚。我不屑与俗人争,我尤不屑与今之所谓政治家争,百年之后,容有知我者,今后当努力创作耳。

行矣广州,不再来了。这种龌龊腐败的地方,不再来了。

我若有成功的一日,我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