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战事日益吃紧，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也渐渐到了每年一度的高温季节。这时，郁达夫的家庭矛盾也随着这不断恶化的时局和日益升高的气温愈来愈趋于复杂和尖锐。
郁达夫一家抵达武汉以后，尽管全国已进入烽火遍地、硝烟弥漫的抗战时期，但随郁达夫一起来到武汉的王映霞与远在浙江丽水的许绍棣之间仍有书信往返。其间细节郁达夫自然不得而知，但后来他从许绍棣的一封来信中推测，许某又新恋上了一个未婚的女士，因此他对王映霞似乎渐渐有了冷淡、疏远之意。但尽管如此，知道他们之间仍有书信联系，郁达夫又不禁怒火中烧。
王映霞一次曾在与他争吵当中说过，她之所以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平时待她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抚慰她的朋友。同时，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来说，也是对他过去种种荒唐、颓废行为的一种报复。
关于这一阶段他们两人之间日趋激化的争执与龃龉，王映霞在《半生自述》中也曾作了具体、细致的描述：
……在武昌住定后，我与他在日常生活中，事无巨细，总看不入眼。书信的来去他要怀疑，一般的应酬与游玩他会猜忌。而我个性既倔又娇不愿用什么和顺的言词去向他解说。
我感到苦闷，却又在苦闷中挣扎。我也知道他比我更苦闷，他是急性子的人，表面上虽然怨我，甚至于想离开我，但在内心，还是很痛苦地想攫住我，亟盼望我能从言语和态度上向他表达出我的心意——我的并没有改变的心意来。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且变得更冷淡更消极。这样一来，他便确定了他的幻想确是已成了事实，他受到了深重的打击而不能自拔。
7月初，他们又连续吵了几场后，王映霞突然采取了生平还是第一次的大胆行动：离家出走。本来是郁达夫打算像过去一样一走了之的，孰料这次竟然被王映霞占了先。这一下，郁达夫着了慌，他断定王映霞肯定是跑到浙江丽水许绍棣的身边去了。于是，他失去了理智，几天之内，一连做了许多丧失理性、有辱颜面的事情。
王映霞是7月4日早晨出走的。郁达夫一见她不辞而别，马上去车站和码头寻找，但都没有找着。随后，他立即草拟了一份《寻人启事》，送到汉口《大公报》，要求登报找寻。第二天，《大公报》第四版便将他的这份有辱王映霞也有辱他自己的启事登了出来：
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
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唯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住址。
郁达夫谨启
送走《寻人启事》的文稿之后，他又在家里翻寻起来，看看王映霞是否留下了告以行踪的留言字条或书信。结果，留言信没有找到，倒在屋子的一角捡得遗落在地的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信(郁达夫称之为“情书”)及王映霞一件洗晾未干的纱衫。这一下，他终于找到了确凿的“证据”，因为他从其中的一封“情书”中得知，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
捡到这三封“情书”，郁达夫如获至宝，他立即去找郭沫若，告诉他王映霞已失踪，并且捡到“情书”三封。随后他又邀请郭沫若去他家察看现场，看看王映霞“卷逃”的痕迹。
后来，他更索性将这三封“情书”拿到照相馆进行翻印，像寄明信片似的，遇着好朋友就奉送一套，并且说这是准备作打官司用的证据。
长夜难眠。当晚，他又气恼万分地在王映霞遗落的纱衫上写下了“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几个字，聊以泄愤。
就在郁达夫“证据”十足，理直气壮地采用各种手段发泄胸中的愤怒和郁闷时，他的好友曹秉哲律师突然来到他家，告诉他王映霞仍在武昌，就住在自己的家里。
郁达夫大感意外，同时也意识到由于判断的失误、行为的鲁莽而给自己带来的尴尬和被动。
在曹律师的劝说下，郁达夫立即去曹家见了王映霞，要她与自己一道回去。
王映霞原本就因连续争吵余恨难消才毅然离家出走，现在又被他的《寻人启事》所激怒，真可谓新仇旧恨一起涌向心头。
“你不是寻人启事也登出来了？我今天若回家，那不是你的启事要白登了，给报馆里做什么生意？”王映霞一口回绝了他，言辞之间充满了冷嘲热讽。
“我因为不知你的去处，所以才登了报的。”郁达夫解释道，明显地透示出底气不足。
王映霞并不理会他的解释，两人就这样僵持了一天。晚上，郁达夫要求住在曹家，王映霞再次给予严辞拒绝：“没地方给你睡！你必须走，你和我这个卷逃的人来讲什么话？”
后经曹律师夫妇的一再说情，才让他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这一夜，也许是他们结婚十年来最感悲伤，也是最难忘记的一夜。
第二天，两人继续“谈判”。这一次，王映霞稍稍作了一点让步：
“回家可以，但必须接受我的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郁达夫急切地问道。
“你应该在《大公报》上再登一个道歉启事。”
事已至此，为尽早结束这场家庭纠葛，郁达夫只得依从：
“好吧，只要你愿意回家，什么都可以依你。”
王映霞见他答应了自己的要求，便提笔代拟了一个道歉启事稿，让郁达夫签字认可然后拿到《大公报》去登。7月10日，这份由王映霞执笔的《道歉启事》同样刊登在《大公报》第四版：
郁达夫道歉启事
达夫前以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登报招寻启事中，误指女士与某君关系及携去细软等事。事后寻思，复经朋友解说，始知全出于误会。兹特登报声明，并致歉意。
这则道歉启事，把这场家庭纠葛的责任全部归咎到郁达夫的头上，不明此事原委及其来龙去脉的一般读者，看了前后两个自相矛盾的启事，大都会同情王映霞，认为郁达夫果真如他自己所承认的“神经失常”“出于误会”。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亡羊补牢”的权宜之计。试想，事情已经闹到这种地步，在公开场合，如果不由郁达夫承担全部责任，而偏要分清是非曲直(也根本无法分清是非曲直)，他和王映霞又将如何下台和收场？
实际上，在《道歉启事》登出之前，经过郭沫若、田汉、曹秉哲等许多朋友的规劝和斡旋，郁达夫曾和王映霞作过一番忏悔和深谈，双方都表示要各自改过，埋葬过去，“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并郑重地签订了一份《协议书》，当然，这份《协议书》是不能像《道歉启事》那样公开登报的：
协议书
达夫、映霞因过去各有错误，因而时时发生冲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狱，旁人得乘虚生事，几至离异。现经友人之调解与指示，两人各自之反省与觉悟，拟将从前夫妇间之障碍与原因，一律扫尽，今后绝对不提。两人各守本分，各尽夫与妻之至善，以期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夫妻间即有临时误解，亦当以互让与规劝之态度，开诚布公，勉求谅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错误情事，及证据物件，能引起夫妻间感情之劣绪者，概置勿问。诚恐口说无凭，因共同立此协议书两纸，为日后之证。
民国廿七年七月九日
立协议书人夫郁达夫
妻王映霞
见证友人周企虞胡健中
一场曾经在武汉三镇乃至全国引起轰动的家庭风波暂告平息了，但要真正做到破镜重圆，达到他们在《协议书》中所说的“恢复初结合时之圆满生活”，实现郁达夫在随后所写的文章《国与家》中所提到的“让过去埋入了坟墓，从今后每自改过，各自奋发，再重来一次灵魂与灵魂的新婚”这样一个誓约，却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