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半年多以前郁达夫在武汉《大公报》上刊登的《寻人启事》相比，这一次的《毁家诗纪》对王映霞的刺激、羞辱和打击更是沉重万分。
3月初，当王映霞读到陆丹林寄来的这一期《大风》旬刊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眼前的白纸黑字仿佛一颗颗重型炮弹，击得她头晕目眩，几乎昏厥过去。此时此刻，羞愤交加、万箭钻心的王映霞只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她紧闭房门沉思默想，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家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一刻也不能维持！
她随即又想到，不能再保持沉默，必须作出反应。沉积于心底的新仇旧恨，再一次点燃了她复仇的烈焰。去年在武汉时，她就产生了写文章、写自传的冲动，最后终因碍于面子和荣誉而忍辱沉寂下来。现在，郁达夫再一次把她逼上绝境，她已忍无可忍。
因刺激过深而引起的反抗情绪，促使王映霞先后写了《一封长信的开始——谨读〈大风〉三十期以后的呼声》、《请看事实——到新加坡的经过》两篇答辩文章及两封写给《大风》旬刊主编陆丹林的信，陆续寄了出去。随后，《大风》杂志以公平、客观、不袒护任何一方为理由，用《答辩书简》为总题，先后予以公开发表。在这些答辩文章和书信中，王映霞一边为自己辩解，借以洗刷自己，一边也揭露、抨击郁达夫私生活中黑暗、颓废的一面，以便让人们了解这场家庭变故的真相。
郁达夫《毁家诗纪》和王映霞《答辩书简》的相继发表，成为海内外文坛的特大新闻，它所引发的轩然大波很长时间都一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对于其间的是非曲折，前因后果，人们也是众说纷纭，褒贬各异。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尤其是像夫妻反目这类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往往更是十分微妙复杂，很难简单地断定谁是谁非。无论是《毁家诗纪》还是《答辩书简》，都是当事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攻击对方，洗刷自己，并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文字，不过，从这些相互诋毁的文字中，人们依然可以了解到他们这场家庭变故的大略情形以及当事人各自的思想和看法。
为使人们能够比较全面、客观地了解这场家庭风波的来由、曲折，不妨本着客观公平的原则，将王映霞《答辩书简》
中的一些主要段落照录于后：
……但是兽心易变，在婚后的第三年，当我怀着第三个孩子，已有九足月的时候，这一位自私、自大的男人，竟会在深夜中窃取了我那仅有的银行中五百元的存折，偷跑到他已经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边，去同住了多日。像这样无耻的事情，先生能否相信是出于一位被人崇拜的文人行为中么？等他住够了，玩够了，钱也花完了，于是写成了一篇《钓台的春昼》，一首“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七律之后，亦许是受了良心的责罚吧，才得意洋洋地，又逃回到当时我曾经牺牲了一切的安乐，而在苦苦地生活着的上海贫民窟里来。
这件事，终于为了我的幼稚，我的不愿扬人之恶而增己之羞，我自己娘家地位名誉的关系，忍受下来了。可是心灵上的创伤，却从没有因为一时的甜言蜜语与在苦丸外面包着糖衣的生活中，淡忘了下去，想复仇的心的热烈，也与我的年龄一样地增加了上去，没有一时离开过我的脑海。
与许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认，但对天立誓，亦仅止于友情而已！文人笔端刻薄，自古皆然。他竟能以理想加事实，来写成求人怜恤，博人同情的诗词来……去夏家庭事变后，原即同迁居于湘西，汉寿，他那时的头脑似乎还没有如今那般刻毒，骂人攻击人的胆量也没有现在的那么大……粤汉相继失陷，我得信即携带老小匆匆去福州……尚未抵浙江江山，留在向塘站的时候——却接得了我在浙江的弟弟的来电，说福州的他，因久等我不到，已有七八个急电去浙江省府诸公及保安处、各专员公署等，大意是说：“妻映霞已被××诱至某处同住，要请他们代为寻找”，可怜我弟弟还为了我的失踪，曾到处托人寻访，后来实因无影可捕，浙江当局的某公才淡淡地复了他一个“电悉，未见前来”六个字的复电。
也许是他的良心发现了吧，知我确未到浙，尚滞留在浙赣途中，等我真正的到了江山以后，才又一连来了七八次电话催我到闽。为着孩子，为着责任，当然也顾不到胸中的愤恨，就于抵江山的第二日，达到了浦城。
为着想去与那个丧失了良心的人辩明我的一切，才于到浦城的第二日清晨，一切的东西不带，只同了我最大的一个孩子，——就是同来星洲的这一个——去福州见他。
谁知到了福州的第一晚，他野性大发，宿在外面没有回家。我一气之下，原想于次日即挈儿返浦，借此结束了这一个家的残局亦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是被朋友们拉住了，于是在我勉强答应他同来星洲的条件下，他自己认错，写了一张悔过书，又打了一个长电去向浙江诸公说明。
从以上这些片断来看，郁达夫的《毁家诗纪》与王映霞所说的的确有着很大的出入，其中难免掺杂了一些渲染、夸张甚至虚构、想象的成分。但同样令不少研究郁达夫生平的学者及一些传记作者不解和关注的是，郁达夫反复提到的有关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的暧昧情事问题，王映霞也几乎没有作出相应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和说明。在《答辩书简》中，王映霞不仅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她与许君之间的友情，而且在郁达夫备感沉痛、言之凿凿的浙江丽水的一天傍晚，她与许某一同乘车去碧湖、彻夜未归这件事上，她也几乎未置一词。按照一般的理解，未作否定，也就等于默认，倘若此事并非郁达夫的虚构或想象，那么她与许某的关系，或许也就并非完全如她“对天立誓”所说，“仅止于友情而已”
了。对此，王映霞唯一有说服力并且反复强调的理由，就是因郁达夫行为荒唐、颓废而引起了她的强烈的怨恨之心、复仇之念，她与许某的“友情”正是她怨恨之心、复仇之念引发的自然结果和具体表现。
王映霞一面写文章对郁达夫进行报复和反击，一面也正式向他提出了离婚，无条件的离婚。她之所以最终随郁达夫来新加坡，原本也就考虑到他们的家庭纠葛已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难以立足，在新加坡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濒临绝境的婚姻和家庭也许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线生机。现在事实已无情地向她表明，郁达夫已决意“毁家”，新加坡也已没有她的藏身之地，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郁达夫，只身回国再作打算。
尽管郁达夫表面上似乎已决意“毁家”，但当王映霞真的提出要和他离婚时，他又不免犹疑、彷徨起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僵持、交涉，直到1940年3月，郁达夫才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自此，这对共同生活了12年的“富春江上神仙侣”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正式宣告他们的夫妻关系就此终结。
在此前后，王映霞也曾作过许多缓冲之计，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三个孩子可以由自己抚养，生活和教育费用由郁达夫承担。她想，有了这些藕断丝连的关系，她的回国不过是暂时的分居，日后双方心平气和之后，未始没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但聪明一世的郁达夫，竟没有领悟到王映霞这最后的暗示与苦心，固执地坚持三个儿子全由自己管教，不用王映霞操心。
1940年5月22日，王映霞专程驱车到郁飞寄读的一家美国教会学校去和他告别。她告诉郁飞自己明天就登船回香港，以后要学会自己照料自己，然后又陪他一起到首都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就分别了。
第二天，王映霞只身离开了新加坡，临行前，郁达夫还在报馆里，于是王映霞给他留下了这样一封最后的信：
我马上要上船了，一切手续也都已经办妥。你们报馆知道我缺少路费，昨天送来了叻币两百元，这是首先该向他们表示谢意的。以前的家用积余的二十余元，我留下了给你。
你我结婚十二年多，至少到今天为止，我还未曾做过一件于心有愧的事情。今后如何，那就要看我的家庭出身，我的本质的如何了。当你我共同生活的初时，你不但没有固定的收入，而且还给予我许多未曾偿清的债务。就是后来的十二年里，在家庭的经济上，我亦曾作过许多东凑西补的安排。
而今天我所留下给你的，债务是没有的，你已经有足够开支的固定收入。你是饱受过经济的苦楚的，当你在尽情挥霍之时，望你总要顾到三个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虽然他们是都从艰苦朴素里成长起来，毕竟他们还都在学龄，没有自立的能力，父亲若不以身作则的来管教，又让谁来管教？
你的日常用品和衣服之类，全都放在原处未动。另外还有几套新的衣裤，是我在前些日子里为你赶做成的，你应该自己处理。我只带了几件自己的替换衣服走，留着的，随你安排。对于这一些身外之物，我是素来不加以重视。
我是中国人，忘不了中国，一定得回中国去。大概你是愿意永远留住在南洋的了。三个儿子，既坚决说须由你教养，我亦不想硬来夺去，但希望你要把他们教养得像个“人”的样子。
这天晚上，郁达夫独自一人走进了南天酒楼。一年多以前，他和王映霞母子初来新加坡时，也就住在这家酒楼旅馆部的8号房内。
他要了满满的一大壶酒，一声不响地自斟自饮起来。此时此刻，他饮下的不仅仅是杯中物，更是他12年来与王映霞共同酿成的人生苦酒！
醉意朦胧之时，浓郁的诗情便又在他的胸中澎湃起来。
他一边继续微饮，一边又吟成了这样两首充满幽怨、无奈的断肠诗：
自剔银灯照酒卮，旗亭风月惹相思。
忍抛白首盟山约，来谱黄衫小玉词。
南国固多红豆子，沈园差似习家池。
山公大醉高阳夜，可是伤春为柳枝。
（《南天楼饯别映霞两首》之一）大堤杨柳记依依，此去离多会自稀。
秋雨茂陵人独宿，凯风棘野雉双飞。
纵无七子为哀牡，犹有三春各恋晖。
愁听灯前谈笑语，阿娘真个几时归？
（《寄王映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