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生怕情多累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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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毁家

有人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仇视和怨恨,然而,真正的心灵的创痛和裂痕是很难痊愈、弥合的。

郁达夫抵达新加坡后,他的友人,香港《大风》旬刊的主编陆丹林一再给他写信向他约稿,于是,他从最近几年来陆续写成的旧体诗词中挑选出20首(诗19首、词1阕)集成一组,并且在每首诗后都加注了一则纪事文字——总题为《毁家诗纪》,寄给了他。陆丹林收到这一组诗词,如获至宝,喜出望外,立即在1939年3月5日出版的《大风》旬刊周年纪念特大号上发表出来。

这组诗词,特别是诗后加注的纪事文字,毫无保留地暴露了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变的详细内幕、过程及细节。这一期的《大风》旬刊因为刊载了这组《毁家诗纪》而一时洛阳纸贵,影响波及海内外,以致不得不一连印了四版。随后,上海的《古今》半月刊、《永安》月刊甚至日本国内刊行的《日本评论》也都争先恐后地纷纷加以转载或译载。

正如郁达夫给这组诗词拟定的总题所称,《毁家诗纪》的确起到了“毁家”的致命作用,它简直就是一道催命符,给郁达夫与王映霞原本就已脆弱不堪、濒临绝境的婚姻和家庭敲响了最后的丧钟。

《毁家诗纪》中的20首诗词,计有七绝7首、七律12首及《贺新郎》词1阕。如果撇开诗后那些赤裸裸的纪事文字不谈,仅仅从这些诗词本身来说,它们实在不愧为郁达夫所有旧体诗词中的上乘之作,即使放到近、现代文学史上去考察、品评,也可称得上是不可多得的“杰作”甚至“绝唱”。

这组自1936年春至1938年底陆续写成的诗词,有一些本书已在前文相关部分作了穿插引用,这里不妨再摘引一些诗后加注的纪事文字及最后一阕《贺新郎》词,借此人们尽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日交往中的良友之一。

……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行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

……但到了第二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

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一袭。长夜不眠,为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而已。

映霞平日不关心时事,此次日寇来侵,犹以为系一时内乱;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

……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

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去国之计,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决,顾不得许多了。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阕《贺新郎》词,投荒到这炎海中来了。

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

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

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

耻说与,衡门墙茨。

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

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

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

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

歼小丑,自然容易。

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

先驱寇,再驱雉。

原注: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郁达夫编写、加工这组《毁家诗纪》,全都是在《星洲日报》社办公室里干的,住在家中的王映霞对此一无所知,完全蒙在鼓里。不过,郁达夫在将诗作寄到香港之前,也曾拿给报馆里的一些同事或友人看过,大家都一再劝阻他不要拿出去发表。但此时此刻,素有暴露和自虐倾向的郁达夫,已被强烈的发表欲和深刻的泄愤心所征服。更何况,一向擅长以受害者的感情、感觉来写作品的他,自认为这一组诗词实在写得太好了,堪为自己旧体诗词中的代表作,若不寄出去发表,未免太对不起读者。

对于郁达夫的这种自私自利、不计后果,甚至几乎病态与疯狂的“自我暴露”的癖好,郭沫若曾在《论郁达夫》一文中作了中肯、恰当、合情合理的评说:

达夫始终是挚爱着王映霞的,但他不知怎的,一举动起来便不免不顾前后,弄得王映霞十分难堪。这也是他的自卑心理在作祟吧?后来他们到过常德,又回到福州,再远赴南洋,何以终至于乖离,详细的情形我依然不知道。只是达夫把他们的纠纷做了一些诗词,发表在香港的某杂志上。那一些诗词有好些可以称为绝唱,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着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暴露自己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爱人?这爱人假使是旧式的无知的女性,或许可无问题,然而不是,故所以他的问题弄得来不可收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