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张爱玲的母亲，又是这样一个兼具东西方美德的新派女性。这强有力的支撑，本该弥补张爱玲心头那走了样的父爱，可是母亲的关怀，却也是时断时续，若即若离的，如同一个美梦般容易破碎。
行尸走肉般的父亲根本无法再现这个大家族昔日的辉煌耀眼、不可一世。他，连同那个一样醉生梦死的后母一道，成为阻隔张爱玲幸福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一堵墙。
曾几何时，她在父亲面前，似懂非懂地吟出“商女不知亡国恨，至今犹唱《后庭花》”的诗句时，父亲不也曾流下痛悔的眼泪么？他对自己朝代的一去不返，对自己显赫家族的没落兴衰，亦不是没有丝毫感触，没有任何情感寄托其中的。
可是如今，他却只能沦落为一个迫于自己的生存压力，而寄生在续弦的敏感的神经和不停地发作、无理取闹之间的寄生虫。
他可曾有过反叛这种生活的勇气？可曾有过追求新世界的想往？于他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注定只是一个遗留物。在张爱玲的印象里，他的屋子没有清晨和上午，只有下午。只要稍坐片刻，就会感受到那种压抑的气氛，使人的思想和感觉，都一并沉下去、沉下去，沉到深不可测的洋底，沉到落日余晖的下面。
在时代的变迁中，父亲张廷重充当的是一个逃避者的角色。他故步自封，腐朽堕落中追求着往日浮云般的奢靡豪华。其实，落日的辉煌掩盖不了暮色将至的阴暗，这生活的背后，总有一种将死的东西在诱惑着谁，催眠着他们发了霉的灵魂。
其实从容貌和气质来看，张爱玲相比母亲黄素琼，是要略逊一筹的。不能不说是父亲的基因影响到了她。而那个扔给她旧衣服度日的后母，实在也是人生悲剧的又一次上演中，一个只能随宿命扮成反面角色的悲剧人物。
青年时代的情感变故，使她的人生被定下偏执、乖戾的基调。她嫁了一个靠她父亲吃饭的男人，这个男人虽正值中年，从身体和精神状态上而言，却始终如行将就木的一个老朽。
他有高贵独立的前妻，纳过艳俗娇嗔的妾，被妾用痰盂砸过头，而且有一双聪慧无比的儿女。可以说，后母孙用蕃的婚姻是万般不如意的。
作为后母，她做得再怎么好，也不见得会赢取多少真心诚意。如果做得稍稍不好，就会被冠以恶名，徒增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所以，她只能不作为或者沿着做恶人的那条斜坡滑下去。于是，她挑唆张廷重毒打女儿，对张廷重的每一句话都疑神疑鬼地指摘和唠叨，甚或大吵大闹，指桑骂槐，讽刺挖苦。张廷重此时根本奈何不了她。他没那个资本。他的生计要靠这个老婆，烟袋子也要靠老婆的财路填满。他已经是一具干尸了，所幸没有弄得尸骨无存，就算是不幸中的万幸。至于生活，就随它怎么样把！
于是宅子里的生活一如从前般荒凉冷寂下去了。被父亲毒打的张爱玲，眼中的一切也都变得陌生而支离破碎了。世界是疯癫的，正如时代的梦魇中的惘惘地威胁一般，是无法逃避，而又会带来更大的破坏的。荒凉的并不仅只是那些由于无人照料、疏于打理而凋零枯萎的花花草草，同时荒凉沉默下去的，还有人的思想、人的灵魂，甚至人的欲望。
父亲是这样生不如死了，而母亲要想接纳她，亦并非易事。母亲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的生存尚成问题，似乎她只有跟着父亲，才能得到经济上的保障。所以，母亲一次出走，进而离婚，都没有能力将她和弟弟带出这个如同牢笼般的家。不是做母亲的心狠，而是那个时代使女人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在社会上立足，或者不凭借祖上的遗产而能够养育子女。
所以离开父亲投奔母亲，也是令张爱玲紧锁愁眉思忖了好些时日的。16岁的她，自己做决定的艰难就像围墙边上死神的影子，压抑得令人窒息。世界上不怕没有抉择，怕的是有两条抉择。无论你选择哪一条，都意味着要做出取舍和牺牲，做出最后的判断，从而为自己日后的生活判了刑。
千疮百孔的爱情和亲情，是世间无爱的最好证明。真情流露的瞬间，在平民百姓中也许并不鲜见。可是遗老遗少们的家族之中，人性是那么晦涩自私，这是劣根性使然么？是他们家族的祖先所特有的遗赠品么？
这些大家族之所以成为大家族，还是会有一些东西从中作祟吧？难道，家族的兴盛，必然会导致第二代、第三代人堕落下去的生活现状么？总之，封建大家族中的人们，父亲不像父亲，有时就连母亲都不像母亲了。大抵而言，张爱玲作品中的许多形象，都是离人性中的温存有一定距离的。
而父亲正像那堵残破的墙一样坍塌了。
封建家庭与新女性
张爱玲在其散文作品中，屡次提及姑姑张茂渊，甚至比对其母黄素琼的提及次数还要多。姑姑对张爱玲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此可见一斑。张爱玲曾描述过姑姑对自己的指摘，说母亲黄素琼身上的傲骨和雅韵不知怎地竟没有被爱玲继承，又说她似乎长了一副俗媚的骨头，意指她的言行举止多少沾染上了父亲和周遭环境的俗气。殊不知，正是这俗气，才造就出一代文学典范那贴近市井、贴近世俗人情的极致描绘。
无疑，母亲和姑姑是新时代的新女性。仿佛含苞待放的睡莲，悠悠然静卧在黛绿色的池水里，虽闲适却极不自在，因为它们的叶瓣，早就向往着和风细雨的滋润，和阳光的爱抚。天空中似交叠着两片不同色彩的云，一面是阴霾，一面是雨后彩虹映衬下的清丽脱俗的秀色。女人的呼吸伴随着芳草的馨香，渴望而焦急。封建世家大族的宅邸，仿佛一个氤氲密闭的暗室，怎能令人不萌发冲出去的热情和信念？
可叹的是，突破旧生活束缚的反叛者，女性似乎占了很大一部分。文艺作品中，也经常会以女性作为主人公，体现她们那甚至高于男性的纯然的觉悟和决然的反叛精神。可喜的是，在张爱玲的家庭中，就有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
世俗者眼中，嫂子跟小姑的相处，总有一丝不甚和谐的因子隐匿其中，仿佛簸箕里乳白色的大米掺杂着几粒异色的沙子，虽可以拣出来，却因碍眼而给人留下不快的印象。可是在这个家庭中，嫂子跟小姑之间，仿佛惺惺相惜般默契和共融，她们同样地难以忍受作为封建遗老遗少的张廷重的荒唐和自私自利。男人，俨然成了旧习俗、旧制度的顽固守卫者，而女人们，早已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日子。如果说嫂子黄素琼的出走，是因为家庭生活的极度不幸使然，那么小姑的出洋留学，不吝是一种彻底的反叛和同封建家庭决裂的勇气使然。
母亲黄素琼，在无法释怀的悲恸的泪水中登上了前往欧洲的轮船，陪伴她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依稀斑驳的老照片上，可以看到两个戴着眼镜的，文气十足的年轻女性，每人都用一只手拉着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宛若布娃娃般快乐的神情，仿佛置身于幸福之海。妈妈和姑姑足以构成童年梦幻海洋中的远帆，带着梦想漂泊在绚丽的洋面。可是背叛意味着撇下家中富足安逸的生活，撇下幼小的子女，忍受亲情离散的孤苦和辛酸。于小姑张茂渊而言，这一切似乎会淡薄一些，仿佛迷雾遮挡下的苍莽的桦树林，隔着幽暗和朦胧，还能嗅到或触及远山的绵延起伏带给人的诗画般的希冀。可是对母亲黄素琼来说，这一切只是一个逃避的筹码，只是对极度不幸福的家庭生活和丈夫情感背叛的逃离和报复。
姑姑张茂渊，被后人称作极品剩女的，七十八岁嫁给自己二十几岁时的初恋对象的，传奇般的、谜一样的女子，是同张爱玲一起生活时间很长的一个亲戚。八十五岁高龄时的张茂渊，曾以书信的方式向宋淇索要张爱玲的地址。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对远在天涯的在世的唯一张姓亲人的眷恋和思念。她的内心犹如被岁月的风销蚀的沙漠中的巨大岩石一般，变得风化了，柔软细腻了。此刻的她，只有似曾相识的怀旧追忆萦绕在心头，而摒弃了青年时代那一种旁人难以揣摩的孤高个性。
旅欧时的张茂渊，结识初恋情人李开弟，也曾有过软语温存的瞬间，也曾有过海誓山盟的光阴，可是造物弄人，尘缘易逝，李开弟早已在家中定有婚约，仿佛贴了售罄标签的商品，纵然再好，无奈已有了主顾。时间的无涯的荒野，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的那抹机缘，是不愿眷顾带着少女般憧憬的张茂渊的。秋风中披上的风衣，寂寞闲暇时诵读的诗歌，都仅止于是一片片回忆的云，镶嵌在记忆的匣里，时而打开，时而闭合，除了断断续续的幸福片段萦绕在屋梁之外，却不曾有过远方的信鸽随秋风寄过来的缠绵的痴语。
如果说初恋埋葬了张茂渊的信念，才使她守着几乎终身的孤寂而迟迟未嫁，难免有那么一丝牵强。因为宿命的根芽不可能只有一处根须在汲取赖以生长的雨露。可是，却为何偏偏在七十八岁时，再一次遇到梦里千回百转却佳音难觅的那段旷世情缘呢？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句话，在张茂渊同爱人李开弟身上，似乎有着近乎完美的体现。就像一池子盛放的牡丹花，那种妖娆的、千姿百态的对永恒的诠释，确切地体现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的曼妙和缠绵。
由于同父亲的决裂，张爱玲曾投奔母亲和姑姑。姑姑倒是全然接受了她，却接受不了弟弟张子静。破碎家庭的男孩，往往比女孩更敏感和脆弱，张子静那水汪汪的似含着泪的大眼睛，似乎都没有打动姑姑的心弦，令她用一丝女性的同情心来抚慰侄子幼小的、受伤的心灵。张子静并没有责怪姑姑什么，多年以后还是想去看她，却不敢想，也不敢付诸行动。可见那份疏远和敬畏掺杂在一起的繁复心绪。姑姑何以对侄儿如此冷淡？难道是从他身上看到了不顾亲情、趋炎附势的哥哥的影子么？当初哥哥张廷重和自己，是一个娘生的一奶同胞，但究其实他们上面还有一个宛若父亲般的大哥。家道败落、父母亦已离世之后，家中资财是由这位长兄代为保管的。直到张廷重另立门户，娶了黄素琼之后，分家大战才就此展开。由于财产分配的不公，张廷重和张茂渊兄妹，曾和同父异母的大哥张志潜对簿公堂。怎奈张廷重中途倒戈，受继母拉拢而着实让妹妹张茂渊吃了一个大亏。张茂渊从此决意同哥哥疏离，并且表明自己“讨厌张家的人”。连亲哥哥尚且如此，何况别人？这个大家族，于她而言，已经不存多少人情味了。
有人说，张茂渊受到的伤害，远较《红楼梦》里的惜春为多。因为她对家庭、对兄长，原本是有千般眷念和依赖的，却在成年之后，承受这样的被亲情离弃的切肤之痛，俨然一个人性自私的受害者。哥哥的背信弃义，同哥哥的腐朽糜烂的生活状态一样，不值丝毫留恋忍耐、抑或同情。也许正因如此，她与侄儿便像凭空增添了几许隔膜一般，并不亲近。
她对张爱玲倒不至于此，可也似乎少了些热的气息，多了几分冷的味道。她的家，虽是张爱玲从1937到1952年一直的寓所，但却是完整得经不起张爱玲跌跌撞撞的“破坏”的场所。显然，这里没有家的亲切和熟悉感。自小伴着她长大的那些雕梁画栋，片瓦屋檐，只能被封锁在如雨丝般细长的记忆里，真真切切，却是再也回不去了。即使那个家就如同长在自己身上一般熟悉，父亲和继母的恶毒，实在是再陌生不过。如同一个赤裸裸的人站在天地之间，头顶挂着炫目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炙着荒凉的脊背、无意义的人生。姑姑的家，即使打破玻璃的代价是鲜血直流，终究这伤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赶紧换一块新的玻璃，以维持这个并不熟悉的家的完整无瑕。即使这样，又能作何选择？毕竟还是要在尘世的一隅固执地生活下去，偶尔听到姑姑在就寝前说上一句“视睡如归”之类颇具个性的辞令，或者瞥一眼她对文人的厌烦所留下的那微蹙的眉头，或者欣赏她把唯一的因过于不好而卖不出去才没被当掉的披霞搭在身上，在镜子前面照来照去却仍然不知到底该如何搭配才穿得出去时的兴致。这一切都恍如一梦，在姑姑八十五岁高龄的时候，显得如此真切而细腻，耐人追寻。
如果说姑姑在张爱玲心目中，可以算作一个至亲却总有些疏离的影像的话，母亲对她而言，就更是蒙着一层幸福神秘，却也同样遥不可及的光环的普罗旺斯的圣女。母亲第一次出国归来，历时四年，同小爱玲已然疏远。一次过街，母亲拉了一下她的手，她就感到那种陌生的压迫感带来的一丝不舒服不自然的感觉。可是母亲是爱她的，精心为她修葺中西结合的童话般的城堡，为她争取受新式教育的权利而同父亲不惜吵得面红耳赤。这个女人无论如何得不到丈夫的一点理解和支持。这次归来，只是她婚姻噩梦的又一次无谓的延续。她头疼，也心疼，终于在给张爱玲办理入学手续时，以自己当时的心情的英文音译，把女儿的名字从张媖改为张爱玲。其实，真正代表她此时状态的，是那个英文单词“ailing”的中文释义，她守着生病的，甚至处于瘫痪状态的破败的家，除了头疼而外，自己也被沾染上了一丝病态的气息。她的抑郁由张爱玲的名字便可见一斑。病是要彻底的病下去了，可是什么时候死还不能确定。因为尚有儿女，就难免平添一丝牵挂，所以即使再困厄，再身心疲惫，也只能硬着头皮支撑下去。那郁郁寡欢的愁肠，就一并化为剧烈的头痛，只因世间还有一些事情是她无论如何必须管下去的。比如，自幼聪慧无比的女儿的教育问题。
一个崇尚自由，热爱文学艺术的超凡的女子，就这样被埋葬在丈夫的寡情、自私、守旧和顽固的泥淖里。张爱玲幼年时开的沙龙不见了，母亲同女朋友弹着钢琴表演的谈恋爱的场景再也不能重现，不能让小爱玲欢悦之中在床头的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了。母亲财力不足，但并不至于不能接纳她，于是教她怎样煮饭，怎样洗衣服，怎样看别人脸色，照镜子揣摩面部表情，走路的姿势，凡此种种，无不在精心培养一个交际场上的新秀。奈何女儿并不是这样的人，她自有自己要追索的真相，是远在这些被设定的生活轨迹之外的。就像那部《传奇》中的人物一样，虽然是小人物，一样有他们光艳夺目的传奇般的故事。
茉莉香片的氤氲
张爱玲的母亲和小姑，被后世誉为可能是历史上最默契合拍的一对姑嫂。传说她们同在阿尔卑斯山滑雪的时候，小脚的嫂子比大脚的小姑滑得还要好。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对搭档！那积雪终年不化的巍峨山峰，此时的峭拔凌厉，仿佛也预示着她们是冲破封建没落家族牢笼的女骑士、女猎手。然而母亲的兴致，大抵是为着领略一下西式教育的气息便够了，她样样都学，不求专精，提示着她是一个交际人物，而不是远赴重洋专为治学的女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