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京津八国联军毁古都
日本强盗烧杀抢掠打头阵
就在日本人陶醉于甲午战争胜利之际，中国大地上冒出了一个义和团。它是一个在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组织，原名叫义和拳，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现在的河北）交界的地方。由于山东巡抚张汝梅在一次奏折中将其称为义和团，这个名字也就逐渐代替了“义和拳”。
义和团是以宗教的形式发展起来的，又是为了同当时的一些反动势力进行武装斗争，所以，它是一个宗教和军事两者合二为一的组织。它最小的单位叫坛，有的地方也叫厂、炉、场、团；坛以上叫总坛，每坛人数不等，多则上百人，少则几十人；每个总坛下属的坛数也不一样，有几个的，也有几十个的。一般都把总坛的首领叫做老师或老祖师，而各坛的首领则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负责掌管坛内的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
如果要外出作战，那他们就将其成员编为哨、班，一个哨有50到100人不等，有一人为哨长；哨下面是班，每班10人，有一人为班长。在山东一带，义和团里还设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等名目。还有一些地方的义和团里设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职，一些比较高的职务，像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而那些前敌、催阵等负责指挥作战的职务，则由那些英勇善战之人担任。
入团的人一般称为团民。要想入团，必须首先证明自己一不是“二毛子”，二不是“三毛子”，然后还要宣誓“杀洋人，灭赃官”，严格遵守纪律。团民忙时种田，闲时练拳练棒；一有战事，便应召前往作战。
清朝政府看到义和团的兴起，起初也进行过清剿，但义和团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此处刚被压下，那边又起来了，剿不胜剿，防不胜防。后来的山东巡抚毓贤见镇压不成，便想出了一个控制利用的办法，就是引导义和团把矛头指向洋人。一时间，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使山东的义和团遍地皆是，从者如流，对那些外国侵略者的利益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下洋人可就受不了了，他们不断地向清廷施加压力，逼其进剿义和团，使得清廷不得不于1899年12月6日派出工部右侍郎袁世凯前往山东，接替毓贤的山东巡抚一职，统兵前往镇压。
袁世凯的部队全部都是他一手在天津小站训练出来的精锐。他一到山东便四处弹压，使得山东的义和团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活动或转移到直隶一带。袁世凯从此就成了帝国主义眼中的大红人。
直隶一带的义和团，此时已是遍布全省各州县，并且为了对抗外国教会的势力、对抗清军的镇压，相近地方的义和团组织组成了较大的势力，简直是片片相连，禁不胜禁，杀不胜杀。再加上这山东过来的团民，其力量之大，就可想而知了。从1900年春起，到四五月间，整个保定、清苑、定兴、涿州、新城等地都成了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他们毁铁路，杀洋人，直闹得洋人一个劲地向清廷施加压力，要其派兵镇压义和团。被派来镇压义和团的清军，不仅没有除掉义和团，反而使义和团一个劲地向北京方向发展。到这年的夏天，京郊各县的义和团分批涌入京城，直闹得北京城内人人入团，处处是坛，就连景山后面的城墙下，也成了参加义和团的青少年习拳练武、进行操练的地方。义和团视洋人为天敌，他们协同清军在永定门外将日本使馆的书记杉山杉杀死，烧毁了京城的教堂，火势蔓延，正阳门外大火烧了三天。
此时的天津也和北京一样，成了义和团的天下，旬日之间，神坛林立，参加者约5万之众。这些义和团的团民一进入北京、天津，便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以便同洋人作战。有些清军士兵也卷入了义和团，当义和团在大街上行走时，有的士兵还替义和团引路。更有甚者，还有的士兵走在义和团的前面，为义和团开路助威。
义和团声势大振，从北京到天津的铁路已被义和团断绝。这下可急坏了英、美、德、意、日等国的公使，直接影响到他们各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各国公使举行会议，决定立即调兵到北京保护他们的使馆，并通知了总理衙门。当朝的慈禧太后不听还好，一听说洋人要派兵到北京来，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洋人在外地折腾也就算了，居然还要派兵到我的京城来。那还了得！当下便将大臣们召集来商议对策。在会上，绝大多数的满族朝贵赞成利用义和团来打洋人这一做法。
洋人提出的要清朝迅速剿灭义和团的要求得不到落实，便开始向中国调兵，而且同清政府讲话的口气也越来越硬。早在1900年4月6日，英、美、法、德诸国的公使就联衔照会清政府，要求在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剿灭”，“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到5月底，他们就不仅是进行威胁了，声称“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他们在清政府的同意下，以保护使馆为名，向北京调派了442人的军队。与此同时将大量的兵力调集到天津，以备使用。到6月10日时，进入天津租界的日、俄、英、法、德、美、意、奥八国的陆海军兵力已经达到了3000余人。此后又陆续增兵，最多时总兵力达到了128000余人，装备火炮276门。
其中英军有20000余人，司令为盖斯里少将；法军有15000余人，司令为福里少将；德军有23000余人，司令为瓦德西元帅；俄军20000人，司令为李涅维奇中将；日军有20000余人，司令为山口素臣中将；美军有5000多人，司令为沙飞上校；意军有2000多人，司令为伽略尼大校；奥军有300人。这些部队，都是当时列强各国中装备最好的。
日本是最狡猾、最贪婪、最残忍的。起初，在联合派兵的问题上，日本虽赞成欧美列强的行动，也想借机向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但却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出兵、出力，引起欧美列强的不满。他们不断向日本施加压力，敦促日本采取实质性行动。5月20日，在欧美列强的敦促下，日本驻华公使西德二郎奉命参加十一国列强驻华使节召开的外交使团会议，声称义和团是列强的公敌，不能漠然处之。
日本尽管决定合伙干，但不想做赔本生意，开始只做象征性姿态：5月28日，日本驻华使馆官员参加列强外交使团会议，虽同意从早已停泊在大沽的各国军舰上调水兵来北京护卫外国驻京使馆，但寻找种种理由只派3名士兵参加。后来，日本政府看到联军已成气候，觉得有利可图，遂改变态度，在派兵问题上由消极变为积极，随即派代表参加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摩西主持的塘沽军事会议，决定加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列强的侵华活动，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使中外关系急剧紧张。
6月10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外出挑衅被杀事件，使日本军国主义者恼羞成怒，不仅积极派兵参加八国联军，而且成了入侵中国的急先锋。其首批派出的部队就达2000余人，且不听直隶总督裕禄的劝阻，抢先登上火车开往北京。日军在廊坊遭到义和拳与中国守军的英勇阻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义和团破坏北京至天津的铁路，割断电话线，迫使日本和列强侵略军只好修一段路，往前挪动一段。当时，按正常情况下乘火车从天津到北京只需几小时，而侵略军居然用了4天的时间，才在6月13日晚间到达廊坊车站。
6月15日，正当侵略军赶修铁路的时候，义和团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义和团首领宋狮子，原名宋全海，号赤子，直隶通州人。据说起义队伍中的揭帖多是他写的，那时他四十多岁，属红门，能避火炮，刀枪不入。宋狮子带领400多名义和团拳民，扎头巾，手持大刀、长矛和木棍，其中二十多名还是小孩子，向联军冲杀过去。侵略军呱呱乱叫，仓皇逃向联军大本营，宋狮子等跟踪追击。这时恰有一队美军从后赶到，架起火炮进行轰击。宋狮子等部分团民转身冲向美军，附近村庄的义和团也闻讯赶来，把这批联军围困在车站一带。他们时而袭击联军，时而拆毁铁路，持续两天，战斗不断。日本参谋部编纂的《明治三三年清团事变战史》这样评论：“义和团在优势的联军面前表现出的勇敢，不断使我们信服：中国人并不像我们迄今所相信的那样，他们很少怯懦，而更多的却是爱国心和信念。”
在义和团和清军顽强抗击下，八国联军被打败，被迫退回天津。日军投入的兵力，占八国联军在天津地面兵力900人的三分之一，为出兵最多的国家。在攻占大沽炮台的战斗中，他们出动“爱宕”号护卫舰向大沽岸防猛烈开炮，派300名陆战队从背后猛攻大沽西北炮台。面对日军的进攻，义和团和清军英勇反抗，给日军以极大的杀伤，指挥官海军中佐服部雄吉被杀死。最后，终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义和团和清军被迫撤退，大沽炮台沦陷。日军随即攻占了大沽炮台附近的塘沽、新河等村镇。塘沽是一个有5万多居民的集镇，日军纵火烧城，大火连烧三天三夜，塘沽变成一片废墟。
日本陆军大臣桂太郎认为，从长远的战略意义说，趁镇压义和团之机，向中国派兵，是日本掌握“东洋霸权”的必要开端；从现实情况看，列强能迅速向中国增兵的，只有日本和俄国，日本如能迅速派出超过俄国的士兵，就会使日本在中国攫取更大的权益。遂建议日本政府大举向中国增兵。
1900年6月15日，日本内阁做出大举向中国增兵的决议，紧急从各部队抽调3314人组成侵华临时派遣队，任命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官，率领日军于6月23日到达大沽。
日本大举增兵，英国不仅坚决支持，而且还希望日本进一步加大增兵的力度，遂紧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说：“日本是能够向天津迅速增派援军的唯一国家，欧洲列强中，无反对日本迅速增援者。”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日本政府立即做出反应，山口素臣少将率第5师团紧急到达大沽。日政府又派参谋本部次长寺内正毅中将来大沽，与各国侵华军统帅策划进攻天津、北京，然后回东京复命。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就由51人增加到3828人，升为八国联军的第二位。接着，福岛安正就任实际上的八国联军总指挥，指挥联军炮轰天津城。此役，八国联军共出动5055人，其中日军为2700人，占一半以上。
天津得手后，福岛提议将天津分为四区，由日、英、法、美分别占领，并成立天津都统衙门，行使临时政府职权，日军青木宣纯和英、俄军官执政殖民大权，日军占领天津最富庶的东北区，进行了两年的殖民统治。
八国联军的下一个进攻目标直指北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寺内正毅中将在天津召开八国联军指挥官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向北京进发，首先兵指北仓。日军8800人成为左路军的主力，大大超过俄军的3700人，约占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18000人的一半。这时，侵华日军已达22000人，成为八国联军中出兵最多的国家。日军先后攻陷北仓、杨村、河西务、马头、张家湾、通州，继而猛攻北京，占领朝阳门、东直门，接着占领安定门、德胜门、西南门，北京城的北半部成为日军占领区。
其后，日军又在北京、天津、山海关附近参加对义和团的“讨伐”。凶恶的日本侵略者不仅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且逼杀清廷官员：大学士户部右侍郎徐桐、怡亲王户部尚书崇绮被逼自尽，崇绮的爱女亦被兽兵轮奸。王公大臣们被兽兵逼迫走上自杀道路的还有礼部左侍郎景善，国子监祭酒熙元、王懿荣，工科给事中恩顺，江西道监察御史韩培森等近百人。
在北京、天津被占领的日子里，日军不仅杀人如麻，且奸淫如兽。一个叫贝迪的意大利中士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人任何时候都是亢奋的，我简直不相信他们是来自一个岛国，他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干五六个女人，然后疯疯癫癫地去喝酒，还说，北京的女人比名古屋的差远了！”
八国联军进占北京后，联军首领强烈要求闯入紫禁城，一来显示他们的威风；二来可浑水摸鱼，抢劫金银财宝。只有日本山口素臣中将等少数人，因担心彻底激怒中国人而不同意进驻紫禁城。俄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和瓦德西也原则赞同暂缓进攻紫禁城，他们也担心影响和谈，影响偿付赔款。
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前一种意见勉强占优，遂决定用盛大的阅兵游行来亵渎紫禁城。根据公使团和联军司令官联席会议的决定，八国联军于8月28日上午在紫禁城门前举行了阅兵式。按照事先的协议，由800名俄国军队作为领队，后面的队伍是由800名日军、400名英军、400名美军、400名法军、250名德军、60名意大利军和60名奥军组成的方队。因为这一仪式“意义重大”，各国使节和司令官都参加了这一活动。俄国的利涅维奇中将军衔最高，因而由他代表司令官检阅部队。
阅兵仪式完毕之后，各国侵略军按照列队的顺序开始到紫禁城游行，他们依次经过各门和各大殿，过内左门，出神武门，一路鼓乐齐鸣，宣尽了淫威。
罕见的大劫难再度发生，八国联军对紫禁城、“三海”、颐和园的抢劫，其详细数目是无法查实的。清廷档案虽有部分统计，但极不完整。经过这次洗劫，北京紫禁城内和各王公大臣官绅府第，所有银库之银，以及各项珍宝，无不被劫一空，“其有遗留之处，又被后来之兵搜刮以去”。
联军对于商号、当铺、居民的抢劫一样地残暴和贪婪。他们俱以捕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三五成群，身挎洋枪，手持利刃，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翻箱倒柜，无处不搜，衣物器皿好者皆掳，次者刀劈摔碰，任意作践”，“稍有拦阻，即被杀害”。有的侵略者甚至抢来骡马和大车，到各街巷胡同“挨户装运”。这种抢劫，“此来彼往，日无休息”，竟“有一日十数起进门者”；“各街巷行人遇洋兵，则遍身搜索，凡银钱不拘多寡，全行掳掠”。八国联军官兵疯狂的抢劫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日本的《万朝报》曾对日本军官的劫掠丑闻作过详细的揭露，涉及的人员有司令官、师团长、旅团长、联队长、野战院院长等各级军官几十人之多。
日本兵在八国联军进占北京的抢掠中抢得先机，占了俄国人的便宜，再加上日军强占俄国看中的辽东半岛，终于在1904年导致了两国兵戎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