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会议谋划侵略我中华
攫取路权欲吞东北露野心
20世纪20年代末，正当日本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之时，国内爆发了金融危机。在对华问题上一直采取强硬态度的日本预备役将领田中义一借此推翻了内阁，于1927年4月20日登上首相宝座。
田中是日本当时“出将入相”的军政强人。他生于长州藩蔌市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883年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后又进入陆军大学。1892年被授予中尉衔。1894年因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制定的《作战动员计划》被军部采纳，晋升为大尉。1902年，担任参谋本部俄国课主任。日俄战争爆发后，先后担任大本营参谋、满洲军司令部参谋等职。1909年以后，田中历任陆军省军事课长、第2旅团长、陆军省军务局长。此间，主持修订了《部队内务书》《步兵操典》《辎重兵操典》《陆军教育令》和《陆军补充令》等军事条例。而后，田中官运亨通，成为继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之后的长州系军阀的继承人和推行“大陆政策”的典型代表。
1913年，田中潜入中国东北刺探情报，详细地调查了“满蒙”内外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臭名昭著的《滞满所感》一书。书中说：“中国东北土地肥沃，可容纳很多移民，可以把那里的居民改为日本人……向大陆发展是日本民族生存的第一步……把贫困的日本变为富裕的日本，唯一的方法是将中国变为我国的势力范围，利用中国的资源首先把东北作为日本人安居乐业之地。”为此，田中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其中特别提到控制中国东北的铁路。
1915年田中晋升为参谋次长，参与对华“二十一条”的起草，亲自主持制定《满蒙独立计划》，并插手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田中先后出任原敬内阁、第二次山本权兵卫内阁的陆军大臣，并被选为贵族院议员。他变本加厉地强化国民军事教育，实行所谓“军队社会化”“社会军事化”的“良民良兵主义”。1919年春，田中兼任在乡军人会会长和青年团中央部理事长，建立了梦寐以求的小学—青年团—现役军人—在乡军人这种梯次结构的军国主义教育体系，并把这些组织作为他日后掌握政权、推行反动政策的社会基础。
田中义一的登台组阁，是日本统治者决心对内加强军事法西斯统治、对外扩大侵略的标志。田中义一上台后亲自兼任外务大臣，并请森恪出任外务次官。森恪有“东亚新体制先驱”之称，一直与军部密切勾结，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由他担任事实上的外务大臣，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狂热涂上了浓重的一笔。
1927年6月27日，田中在东京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政府今后如何推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会议前后召开了11天，田中邀请所有日本军政、外交、情报与经贸界的要员参与这次会议。会议正式建立了指导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纲领——会议决议《对华政策纲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日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日本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日本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有侵害日本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东方会议”对外发表的《对华政策纲要》，只是约略地公布了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会议形成的更为重要的结论，则表现在1927年7月25日由首相田中密折上奏给天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唯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这个奏折明确提出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唯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它强调，日本要控制亚洲大陆，掌握“满蒙”利权是“第一大关键”，并且详细阐述了日本实现“满蒙积极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
为了加快实行侵略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会议，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会议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以“东方会议”为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满蒙”从中国肢解出去的阴谋，已经被列入了田中内阁的行动日程。
为了实施“满蒙”分离政策，田中义一选择的突破口是推行“满蒙铁路计划”，试图取得在中国东北建筑几条具有高度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的新铁路的权利。
在“东方会议”上，日本外务省就曾有一份《关于满蒙政治形势的安定及解决悬案问题》的提案，其附件之一便是《关于满蒙铁路问题》，即准备向中国要求以下7条铁路线的筑路权：长春—大赉线；呼兰—绥化线；新邱线；白音太拉—开鲁线及其延长线；吉林—会宁线（包括图们铁桥）；齐齐哈尔—昂昂溪线；洮南—索伦线。如果把这几条干线联结起来，可以形成日本到中国东北的环绕线。这既有利于日本加强对中国东北的军事控制，又便于对吉林、黑龙江两省经济资源进行掠夺。
7月20日，田中训令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责成他同奉天当局交涉“满蒙问题”，新铁路计划“力求在短期内实现”，使奉天当局接受“东方会议”方案中的一两条或三条铁路。田中指示，“须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可暂时默认奉天当局征收2.5%关税附加税，必要时施以高压，并暗示他们：如果不答应日本的要求，将不准东三省方面通过南满铁路进行军事运输，停止供应东三省兵工厂煤炭、材料，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通过满铁附属地，以此向奉天当局发出警告。
吉田茂是以惯施强硬手段而著称的日本外交官。23日，他同奉天省长莫德惠开始谈判。吉田一开始就指责奉天当局“违反条约”，建造“满铁平行线”打虎山—通辽铁路等线，应当进行“反省”。接着，吉田提出日本要求敷设吉会线的敦化—图们江段、长春—大赉线和新邱运煤线，态度极为蛮横。8月4日，又向奉天省长莫德惠发出警告：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将在8月7日禁止京奉线军用列车穿越南满铁路附属地。
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霸道行径，激起了东三省民众的强烈反抗，抗议浪潮在东北大地此起彼伏。田中只好指示吉田暂不采取强硬措施，并派出外务次官森恪赴旅顺，召集驻华文武官员进一步磋商实施“东方会议”决议的措施。8月15日，森恪在旅顺关东厅长官官邸主持召开了“大连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把交涉“满蒙问题”移往北京，由驻华公使芳泽与张作霖直接谈判。
8月24日，芳泽与张作霖开始交涉。不久，奉天又发生了抗日游行示威。日本政府怀疑这些活动是张作霖在幕后唆使的。9月6日，田中指示芳泽向张作霖提出抗议，要他下令取缔，并暂时中止了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