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制“满洲国”得寸进尺真疯狂
甘当“儿皇帝”伪满政权好凄凉
日本在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东三省之后，急不可待地在东北着手建立和扶植傀儡政权。“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二天，参与事变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就忙着与前来宣达皇命、约束关东军行动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进行如何处理事变之后政治部署的讨论。因为当时的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与日本军部，对于经略中国东北以至吞并整个中国的大陆政策，方向虽然一致，但在有关发动军事行动的时间与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上，却存在着歧见。
在侵略中国东北的时间上，关东军主张是在1931年，军部则是希望能在1932年。结果，关东军不顾军部的约束，以近乎抗命的方式，在军部特使到达沈阳的当天发动“九一八”事变，造成了既成事实。而在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上，关东军主张直接治理，废省置县，由日本直辖的满蒙都督府统治中国东北；而军部则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亲日的中国汉奸领袖，在东北出头维持局面。因此，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板垣、石原、土肥原与军部特使建川在沈阳的日本领事馆内，在有关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方式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就已经迫不及待地依照自己的占领计划，派遣日本军政人员出任所占领地方的行政长官。例如，日本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就正式出任奉天（沈阳）市长，一群日侨接管了市政府，分别出任市政府的各级主管。土肥原出任奉天市长的消息，引起了日本军部与政府的不安。于是，立刻去电要求关东军“自制”。因为日本所有掩饰侵略中国的手法，就快要被关东军“吃相难看”的侵略行动，弄成一场穿帮的闹剧了。
建川与关东军少壮派军官经过彻夜的政策辩论之后，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压力、东北人民的反抗、关东军兵力不足、需要一批汉奸帮忙等因素，石原莞尔做出妥协，愿意放弃日本直接统治中国东北的计划，而建川也做出妥协，不坚持指派一名汉奸领袖出头维持一个在形式上属于中国的政权。双方各自退让一步，接受由土肥原所提出的折中建议：推出一个由日本政府幕后操纵，脱离中华民国的主权架构，由满清逊帝溥仪领导的独立政府，并为它取了个名字——“满洲国”。
根据这一思路，形成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1）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关于其他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2）关于元首及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3）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熙洽（吉林地区）；张海鹏（洮索地区）；汤玉麟（热河地区）；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4）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
该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
日本关东军炮制《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其向东北各地的进攻仍在进行中。遂决定随着军事占领地区的扩大，先成立省、县等地方伪政权，再解决成立“满洲国”的问题。
1931年9月22日，日军参谋副总长致电派到沈阳的建川美次，表示同意开始成立伪政权的活动。于是，当天16时，关东军向天津日军司令官发出电报，让他把住在日租界的溥仪等置于其“保护”之下，接着又派人分别同哈尔滨的张景惠、吉林的熙洽、洮辽的张海鹏、东边道的于芷山等人进行联络。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他早就渴望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此时，他以为机会来了，便信誓旦旦地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9月26日，熙洽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自任会长，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并聘请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吉林“满铁”公所长滨田有一等7人为顾问团，掌管长官公署军政各方面的实权。
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一波三折。先是土肥原为沈阳市长，10月20日，又起用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伪沈阳市长，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督。
辽宁省的傀儡政权，先是在1931年9月24日，利用亲日派袁金铠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6日，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充当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充当副委员长，暂代行省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示汉奸组成了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的“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还组织了“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为其进一步拼凑整个东北傀儡政权大造舆论。9月28日，赵欣伯等与“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一起，发表了一个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11月20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遂于12月13日决定让事变后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就任伪省长，袁金铠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解散。16日，臧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的张学良政府。
哈尔滨的“独立”则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当时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附属地属于东三省特别区管辖。“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日本人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正在沈阳。9月22日，板垣秘密策动他返回哈尔滨宣布“自治”。9月27日，张景惠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又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招募2000余人的“特区警备队”，枪支弹药均由日军秘密提供。由于哈尔滨周围驻有抗日武装，哈市人民抗日热情高涨，直到1932年初，张景惠才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叛国。
黑龙江的伪政权是在马占山决定投敌后建立的。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而后，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继续坚持抗日。25日，日军扶植劣绅前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等，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主席。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板垣的指使下，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就任伪黑龙江省省长。1月6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尔滨，会见张景惠和驹井德三，表示愿与张合作。翌日，张景惠发表就任伪省长宣言。
吉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1931年10月1日宣布“独立”，自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同月16日，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市，1931年11月10日，日军指使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伪“自治指导部”，其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伪政权。
“自治指导部”受关东军参谋部指挥，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和中西敏宪手中。“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和自治训练所。关于“自治指导部”的情况，曾任该机构社会部长的笠木良明，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独立运动，给独立运动以指示和援助。这个团体的头目虽然是中国人于冲汉，此外还有几个中国人，但占全体人员的90%并居于最负责地位的，都是日本人”；“这个团体的活动经费，是由关东军拨给的。我们与关东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
“自治指导部”成立后，除命令各县贯彻“自治指导部”的条例和章程外，还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监督改组和指导各县的施政。各县傀儡政权的骨干，大多由“自治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培训出来的汉奸充任。
“自治指导部”还是成立伪满洲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许多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品，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出自这个机构，以图盗用“民意”，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随着省、县伪政权的陆续建立，成立“满洲国”就提上了日程。关东军按事先计划首先盯上了清朝逊帝溥仪。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他恰好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交代：“溥仪之所以被选中”，首先，他“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族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溥仪具备作为傀儡的优越条件。于是便决定迎接溥仪出山”。
“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这次会见是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便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为安全计，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
板垣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曾先后派川岛浪速和金梁到天津劝诱溥仪。10月下旬，关东军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区。”于是，土肥原奉命秘密去天津，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土肥原是日本陆军上校，在“九一八”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在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绝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恢复满清的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土肥原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给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之外，又在11月8日晚制造了“天津事件”。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便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人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吉田坐在一辆汽车上，悄悄跟在后面，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后，他们在这里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租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另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张地来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号，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