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联正在开会讨论“九一八”问题，日本处境十分孤立，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便于11月16日要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又把溥仪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严密封锁起来。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为了造成既成事实，对付调查团调查，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于是，建立“满洲国”的行动计划又紧急启动起来。
1932年2月初，田中新一少校从东京来到沈阳，传达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关于在2月中旬以前宣布建立“新国家”为上策的指示。
2月14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并得到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允许，同臧式毅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磋商：（1）马占山来到后，16日下午4时，四省长正式“访问”关东军司令官。（2）16、17日的会议，中国方面可采取任意形式。（3）18日发表宣言。（4）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5）建立政务委员会的地点，由会议决定。（6）本会议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政体、国号、首府、主要职员、“新国家”成立的日期、委员的具体人选等。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拟定的“纲要”，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关东军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特约顾问驹井德三等。在这次会议上，板垣迫令“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主张，接受他事先拟定的成立伪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2月17日14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18日，日本以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足见其玩的是欺世盗名的把戏。从2月18日到24日，这一小撮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连续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元首”，但对国体、政体却有意见分歧。熙洽叫他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而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坚持立宪共和制。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最终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决定。2月25日，板垣拿出了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2月29日，关东军还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等等。
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省城各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2月27日早晨，在沈阳南市场召开了所谓“市民大会”。2月28日上午，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同泽女中校址）召开伪“全省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和决议。29日中午，召开了“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11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下午又组织了由数十辆汽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到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准接见其他人。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一个伪国“建设顺序的纲要”以后，于1932年1月29日，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后来，溥仪听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时，立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垣。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皇帝身份。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溥仪见“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溥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后，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3月 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溥仪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
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认识到自己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大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当头一棒。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溥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战功。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像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