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一年零三个月的汪伪政权正式成立。伪政府自称是“中华民国政府”，使用同样的政府结构体制，同样的国旗、国歌。并于成立当天公布了《国民政府政纲》，发布了《还都宣言》。伪临时、维新两政府则分别发表解散宣言，实行“统一”。
是日，伪政权成立暨“还都南京”仪式粉墨登场。原来的国民政府旧址，被原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占着不给，汪记“国民政府”于是选址原考试院的旧址。
原考试院位于南京玄武湖南岸，鸡笼山东麓，依傍古城墙而建。这是1930年初修建的一组古典式建筑。大院内的建筑群按东西两条平行的中轴线排列。汪精卫选择地处东轴线的宁远楼作为自己的办公楼，相对的西轴线的明志楼则为“国府礼堂”。“还都仪式”就在“国府礼堂”举行。
20日清晨，警察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按照日本要求，上面必须加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当时的南京市民不齿于汪的卖国行径，把这条黄飘带称作“日本人的三角裤”。
伪政府的军政官员们分乘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未至门前，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迎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而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汪精卫或许希望借此暗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将来随时会撕去。国府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但官员们彼此相见也只是点头为礼，全没有喜庆的气氛。
汪精卫身着黑色礼服，文官穿蓝袍黑褂，而武官着军装。据汪伪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回忆，“他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面上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
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汪精卫俯下了头，脸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国歌奏毕，他宣读《还都宣言》并发表讲话，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典礼在汪精卫讲话后匆匆地结束。而后，全体官员在礼堂门口合摄了一张照片。对此，金雄白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这张合影，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典礼上不仅没有外交常例上的各国使节，连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出席。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往政府作形式上的拜访。
典礼当天，南京城里闹得一片狼藉。由于市民均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南京城内的日本兵就把国旗当射击对象，还有士兵殴打悬旗居民。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反感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汪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军部极力弹压，才算平息。这场满城的闹剧，成为当天最热闹的点缀。
典礼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通缉名单，汪精卫赫然排在名单之首。
然而，日本此时却没有宣布支持汪伪政权。因为他们还和重庆方面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重庆和平路线”的暗语）还在实施之中。
汪精卫对日本诱降蒋介石非常紧张，按照周佛海的说法，听说“桐工作”之后，他“一夜没有睡好”。由此可见，汪精卫叛国投敌，“争坐头把交椅”确为重要原因。他知道，如果蒋介石也与日方媾和，那么自己就没任何价值了。但“桐工作”只是日本的一相情愿，蒋介石并不买账，“桐工作”遂胎死腹中。
与此同时，为了加快获得日本的承认，汪以“日汪密约”为基础，进一步出卖民族利益，于8月31日和日本缔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日汪之间的日华基本条约，远远超过袁世凯的《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最为屈辱的条约。而汪集团一伙却对这一条约甚为满足，在制定之时，周佛海竟认为：“以战败国之立场，而能得此，较可心安理得。”
此时，日本在策动对国民政府诱和的“桐工作”仍毫无进展，便于11月30日同汪集团正式签署了《中日关系基本条约》。签字地点在汪伪政府，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伪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在条约中，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而汪伪则承认了“满洲国”，同时承认多项日本在华殖民利益。
据金雄白回忆，签约“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日方大使抵达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婉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流满面，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阿部已缓缓进来，立在汪氏旁边的翻译低声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精卫像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
在签署基本条约的当天，汪伪政权还伙同伪满洲国发表了《日满华共同宣言》，表示“三国”相互承认。随日本之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法西斯仆从国相继承认汪伪政权。汪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汪精卫登基典礼的第二天，即4月1日，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弥吉郎会见新闻记者，他在回答关于汪伪政权的独立性问题时说：“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它的独立性就像满洲国一样。”事实就是如此。汪伪政权从策划到正式建立，全为日本操纵和控制。根据“日汪密约”，自成立之日便在内部设立“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成了汪集团之太上皇。汪伪政权名义虽为“中央政权”，但实际管辖范围小得可怜，华北地区和蒙疆地区仍为日本另行控制的伪政权，连“国旗”也与汪政权不同，分别为五色旗和四色七条旗。汉口地区长期作为日本单独的军管区，后建立了伪湖北省和汉口市政府，名义归属南京，而实际上唯日军第11军之命是听。
据陈公博回忆，汪伪政府除了委任政府内的官员比较自由外，各外省官员的任免都须日军同意。“各地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财政经济权更为日本所把持，“物资是在日人手中，金融是在日人手中，交通也是在日人手中”，实际上，包括工商、海关，都为日方严密控制。甚至汪伪政府在1939年至1940年筹建阶段的活动经费，也是靠日方从海关收入中提取。而军事方面日本控制更严，军事机构和军事学校，都派驻有“日本顾问”；伪军成立后，日本一方面控制枪械和弹药的发放，另一方面尽量把伪军分散安排，直到1943年，行将败亡的日本急需利用伪军力量，才让伪军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对于汪伪政府尴尬境地，汪集团内部有人曾自我解嘲说：“汪政权政令不出南京城门。”
日本当局在推行“以华制华”政策的同时，也在加紧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日本对于占领区的经济，一方面从总体上全力保持其自然经济状况，尽力延缓或阻挡华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直接控制占领区经济命脉，对日本所需战略资源实施殖民开发，同时根据不同地域和行业，制定具体的掠夺政策。
在东北地区，日本在1931年至1936年间殖民开发的基础上，加速了战略基地建设，并调整政策，由军部和财阀携手，从一般的农业资源掠夺转向为以机械、化学、钢铁等产业为中心的重化工业殖民开发。1937年1月，关东军制定《开发满洲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决定要大规模发展满洲的煤、钢和汽车、飞机等重工业。5月29日军部又提出《重要产业发展五年计划纲要》，对东北殖民经济各项指标大幅度提高，其中飞机一项要求年产3000架，占其全部产量的30%。东北殖民经济的发展，成为日本战争经济的重要支柱。据统计，到1942年，东北生产的钢材占日本全部生产量的近1/3，铝占其所需量的40%，日本所需38种军需物资有14种由东北供给，致使“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
在华北地区，日本的经济战略是以华北之所有补东北之所无，或以华北之有余而补东北之不足。1938年11月御前会议制定的《调整日华关系新方针》，强调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13种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重点，在贸易领域采取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使中国对日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在农业领域要求由中国“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同年成立“华北开发公司”，收编原“兴中公司”等作为子公司，并增设龙烟铁矿、华北盐业、华北矾土矿业公司等，以经营煤、铁、电力、交通等各行业的经济殖民开发。
在华中地区，以原在上海等地的殖民企业为基础，于1938年建立“华中振兴公司”统筹对该地区的经济掠夺。该公司到1941年又发展附属公司13个，控制华中地区的水产、蚕丝、煤、铁、电力各业的生产和销售。除各类殖民生产外，日本还直接实施对广大民众的巧取豪夺。如捐款一项，1942年发动“献金运动”，就有什么“国防献金”“献金购机”等各种名目。1943年后，在汪伪政权之下建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和“全国物资统制委员会”等，强化对各种战争及生活物资的搜括。江南一带本为中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但由于汪伪政权按日军指令，全面推行战时经济体制，以“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方式为日军输血打气，连日方也承认，汪伪政权方面，由于战争与军需的压力，已“疲惫不堪”。
在掠夺土地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建立“土地调查委员会”，进行“土地调查”，对日本所需要的土地随时加以圈占和没收。如“中日实业公司”没收了中国军粮城、茶堤两大农场的土地5.6万亩，日伪合办的“垦殖公司”，圈定冀东沿海地区的土地达7万顷之多。日军通过修筑兵营、演习场、飞机场、仓库、碉堡、公路、封锁沟墙等，任意侵占的土地更是不计其数。因此，日占区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以棉田为例，1934年山西省为248.2万亩，河北省为1503.1万亩，山东省为604.9万亩，河南省为701.2万亩，到1938年分别下降为45.7万亩、608.2万亩、287.8万亩、258.5万亩。为永久占有土地，日本当局还大肆向中国移民。在关内，“七七”事变前，有日侨8万余人，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侨即增加到近70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移入的农业人口。大批日本移民涌入中国，掠去当地农民的大片土地。
在掠夺农产品方面，“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地区对农产品实行严格的“统制”和垄断政策。对粮食的购销、加工等均由伪“满洲粮农公司”进行。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对粮食需要量的增加，日本侵略者进一步将购销“统制”变为强制购销，即推行所谓“粮食出荷”政策，强迫农民将生产的粮食的绝大部分，按伪政府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交售。各县“出荷”的粮食，大多在总产量的40%～50%以上。从1939年到1941年，仅“东安省”共“出荷”粮食即达33万吨。在关内，日军每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围攻和“扫荡”，都将抢粮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日军占领区则实行变相抢掠的征发军粮，1943年对密云、通县等9个县的小麦征收，一次即征去了700余吨。此外，还以仅及市价一半左右的价格，对粮食强行征购。掠得的粮食除供日军消耗一部外，大部运走。如1939年，仅在华中就运出大米700万石，1940年则增到900万石以上。
在掠夺劳动力方面，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整套兵役制和劳役制，对中国劳动力进行罕见的野蛮掠夺。据统计，至1944年，在东北被征发的劳工已达300万人，其中被压榨虐待而死亡的占总数的20%。在华北，从1937年至1942年，被日本侵略者抓捕出关的劳工就达529万人。还有4万余中国劳工被抓捕运往日本内地，其中在秋田县花冈矿的986名劳工即死亡418人。
在金融和贸易方面，日本的垄断和掠夺惊人。“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伪“满洲中央银行”大量发行伪“满元”，用以支持军费开支和维持军工生产。至1941年末，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满币达131700万元，比1932年增长8倍。在关内，1937年11月，日本侵略者于张家口设立伪“蒙疆银行”，发行伪“蒙疆券”。1938年3月，在北平设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1939年5月，在上海设立伪“华兴银行”，发行伪“华兴券”。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中储券”。还在华北设有伪“察南实业银行”、伪“蒙古联盟实业银行”、伪“晋北实业银行”、伪“河北省农民银行”、伪“晋东银行”等。在华中设有伪“江苏地方银行”、伪“河南实业银行”、伪“河南省农民银行”、伪“中江银行”等。在华南设有伪“华南信托公司”等。总共在关内建立银行20余家。这些银行发行了大量的没有准备金的伪钞，依靠日军的刺刀维持这些废纸的“信用”，借以压榨中国人民的血汗和财富。如伪“蒙疆银行”发行的“蒙疆券”，1938年发行3500万元，到1945年8月发行额增至42亿元，为初发行时的100多倍。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联银券”，1938年底为1.62亿元，1941年发行额增至9.66亿元。此外，日本侵略者于1938年11月颁布“华中、华南使用军用票之办法”，发行军用票。军用票根本不具备货币性质，全凭侵略者的暴力恐怖，使其流通于市场。从1938年至1940年底，军用票发行额为5亿日元，以此在沦陷区大肆掠夺物资。由于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以1936年批发物价指数为100，至1941年，华北上涨到450.2，上海上涨到1099.3。到1945年，上海米价比1941年上涨6300倍。
在贸易方面，日本侵略者的控制和垄断比起对金融的控制与垄断，有过之而无不及。1938年5月，日本迫使英国屈服，以日本正金银行正式接管了英国汇丰银行代管中国海关税收的权利。以后与英美达成协议，实行有利于日货输入的新税则，促成日货输入大量增加，使日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上升并超过美国而跃居首位。此外，日本还通过大量的走私活动，把过剩的日本货偷运到中国内地，换取法币，用以套购中国的外汇基金，或套购日本缺乏的物资或商品。此项走私额，约占正式贸易的一半以上。
日本对中国的掠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