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赞同石先生的意思，因为诸位的职业是专门性的，时常听些非专门的讲演，能够多学多听也好。今天这个讲演称为“学术讲演”太严重，称为“启蒙讲演”似乎也不妥，不如称为“业余讲演”，不亢不卑。我觉得每人除职业外，应有玩意儿，有时玩意儿可以发展成为重要的东西。个人曾经研究过哲学，历史，文学，农科，也作过外交官。现在是五十七岁了，但是如果人家问我：“贵行是哪一行？”我就回答不出。我过去业余的时候，曾与青年人谈文学问题，发表出来，成白话文学运动，这就是从玩意儿发展成的。至少现在二十五六岁的年青人大家进小学中学时免去背古文，念古书的痛苦。二十六年前连小学的教科书，甚至幼稚园都是古文的。所谓讲书即是翻成白话，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死记。从民国二十一年起，教科书从小学到中学的都改为白话，以前念书时不懂，甚至于写家信时都是文言，现在儿子写信给父亲要钱，只要写：“我要钱了，钱没有了，拿钱来！”从前要先写“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才能再说要钱的话。有一个故事是兄弟两秀才去省城考举人，但是没考取，写家信报告的时候，两人相推，因为家信根本没有学写过，学的只是八股文。
现在再谈到那时为什么提倡白话文，结果有什么好处。这故事也很有趣。我的母校是美国康纳尔大学，学校在山上，下面有一小湖，那时我已离开学校。一年暑假来了一个女留学生入暑期学校，康纳尔大学学工科的多，为了巴结这女学生，几个男同学请这位女学生划船游湖。船在湖中的时候忽然起了大风，于是大家赶快向岸边划。到岸边的时候，大家因为抢着上岸，把船弄翻了，衣服全湿。幸而野餐没有湿，于是大家上岸，连烘衣服带野餐。天下的历史，不管是唯物，唯心，唯神的历史观，历史往往出于偶然。那里面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任先生，把当时在湖中遇险的情形写了一首旧诗寄给我看，我接到一看，马上就回答他说：你写的很好，但是把小湖写的像大海，用的全是一些古老的成语。这些死的文字，不配用在20世纪。对于这个批评，他很虚心接受，把原来这首诗改来改去。后来又有一位同学，看了我的信大为生气，反驳我，和我打笔墨官司，谈诗的问题，讨论到中国的文学要用什么文字的问题。我说不但是小说，戏曲都要用白话，一切文学乃至于诗，都应该是白话。
用活的语言作文学的语言，才可使语言变成教育的工具。这都是业余的讨论。后来讨论的结果，小说有许多是白话的，大家并且承认戏曲里面也有白话，如“尼姑思凡”就是。但是都说诗不能用白话，地道的文也不能用白话，最困难的是诗的问题。1917年7月有一天，我发誓从此以后不用文言作诗，以后就把陆续写成的白话诗，出了《尝试集》。后来又在《新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文学改良刍议》。我们仔细研究中国文学史，发现中国文学可以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文学是古文的，下层文学是老百姓的，多半是白话的。例如乐府，就是老百姓唱的民歌，后来成为模范文学，甚至于政府也不能不釆用。此后无论哪一个时代文学均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的是无价值的，是死的，下层的是活的，有生命，有力量。过去没有人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上层文学虽然不能说没有好的，但是诸君所背诵的诗、词、曲，好的大半是白话或近于白话的。我这种主张，当时仍有老留学生反对，但是有一些老先生如陈独秀，钱玄同，他们古文懂得很透彻，所以认为我这留学生确实不是胡说。于是陈先生也发表一篇文章叫《文学革命论》。到我由国外回来的时候，国内已经有很多人谈起白话文学。民国六年（1917年）的时候，《新青年》已成全国注意的杂志，内容完全是白话，那时的青年如傅斯年，汪敬熙，罗家伦等都是后起之秀。杂志风起云涌，如《新潮》《每周评论》等。1919年学生抗议巴黎和会，起了“五四运动”，那时中学生、小学生都想发表文章，新的杂志都是用白话的。他们无师自通，都作得很好，白话于是成为全国性的东西。连北京的守旧政府也不能不妥协，于1920年规定次年小学一二年级的教科书用白话来敷衍。殊不知一二年级生读了白话以后，更不想读古文，现在白话成为教学工具已有二十五年历史，在文学方面，三十年来，小说、散文都是用白话作的。当时最大的成绩就是替中国作到活的国语，一方面作文学，一方面作教育工具。但是这所谓国语的标准，绝不需专家去拟订，而都是老百姓和文学创造家所订的。所以我当时提了一个口号叫：“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先以白话作文学，以后白话即成为文学的国语，即自然而然成为标准。
凡是一国国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国语多起源于方言，所以，一，必须流通最远、范围最广，说的人最多，二，必须曾产生大量的文学。以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而言，他们的国语都是具备这两个条件的，我国流传最广的就是官话，外国人以为我们中国方言多，殊不知他们所接近的是我国沿海的地方，如广州、厦门、上海，除了这些地方以外，国内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官话为标准的。试从极东北的哈尔滨，画一条斜线直到昆明，四千多里长的一条线上，任何人沿此线旅行无需乎改话。云南、贵州、四川的官话，都是标准国语。以面积而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为官话区，百分之十为方言区，以人口言，全国百分之七十五的人说官话，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说方言，这是因为东南沿海人口较密的原故。在四万万人中有三万万人说一种话的，全世界可以说没有，所以第一个条件符合。第二个条件，我国在三十一二年前就已经合乎这种条件。老百姓作过很好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水浒传》，每年都销几百万部。戏曲从元朝起就已经是白话的了，此外各地老百姓唱的民歌，也都是。
我在广西时曾收了不少歌谣，记得有一首是：“买米要买一崭白，恋双要恋好角色，十字街头背锁链，旁人取笑也值得。”试问古文能写得这么好吗？另外一首是：“老天爷你年纪大，你耳又聋来眼又花，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富贵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老天爷！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此外如路上唱曲的说词，后来变成小说，这都是无名英雄留下的头等作品，给国语造下不朽的功绩。此外如“这个”的“这”字，“我们”的“们”字，以及“为什么呢”的“呢”字，以前都不如此写，都是老百姓订下的。又如《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榜》等白话小说，都是国语写作的标准。所以国语并非几个人提倡，但是因为能符合这两个条件，才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我们研究世界文学，发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中国方块字写起来虽然困难，但是文法的简单可称为世界第一。只要看一些标准作家的小说，不必学文法，人人可以无师自通。拿几百个字作底子，就可以看书写信，所以白话文能在短期内成功，其理由即在于此，甚至于连小孩子也不会说错文法。这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财产。现在白话虽然已经相当普遍，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是用文言，希望今后白话能普及到任何方面。如各机关来往的公文，也要用白话。
（本文为1947年11月1日胡适在平津铁路局的演讲，原载于1947年11月2日《世界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