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报纸登载北平破获了一个制造假毕业文凭的机关，其中有专制文凭的，有专刻印章的，有专模笔迹的，还有专造官厅钢印的。据北平某私立中学校长的报告，此次发现的机关在本年内卖出假文凭一千几百张，每张平均卖十八圆，这是因为营此业的人加多了，竞争厉害了，所以价格贬落了。前年价高时，每张可卖八十圆！
当我四年前在上海做私立大学校长的时候，每年招考之后，教务处总要发公函给各地的中学，查询文凭的真伪。有些中学校——什么吉林某中学，什么贵州某中学——根本就不存在，去信往往退回；有些远地中学，函件往返需要一两个月。等到文凭检查明白，考取的学生早已上课大半个学期了。发现假文凭的，照章得开除。有一年，教务处报告我，用假文凭的共有七十人，都是上了两个多月课的！我很不忍开除这许多人，问他们可否查查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功课优良的可否从宽发落。教务处的人说，不行，这个例是开不得的。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
在那个时候，我们校里还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一天，庶务课正在整理储存室里一些学生寄存多年不取的杂件，忽然在一只破网篮里发现了一大学的木质印章，还有校长先生的石质私章。我们检查旧卷，那只网篮的旧主人果然是用那个大学的证书转学来的，可是他早已在我到校之前平安毕业走了！我们只好把那些木石假印送还给大学的校长去。
我在那时代（民国十七八年）还听说四川某地有位校长每次到下江来，总带一些空白的文凭来送给亲友人家，做他的礼物！这个故事我本不相信，但我自己后来真遇着同样的一件实事。民国十八年（1929年）我到北平，一个本家来同我商量，要叫我的侄儿去考清华大学。我很诧异的说：“他今年刚从初中毕业，怎能考清华？”他说：“可以。他有文凭。”我更诧异了，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他说：“是文凭，而且是教育局盖印的。”我说：“哪里来的？”他说：“一个朋友做中学校长，今年办毕业，多报了十来个名字，领了文凭来分送给朋友，我也托他替某人办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那张文凭我虽然不许我的侄儿用，可是这种文凭确是“真”的，无论怎样送到原学校或教育局去查问，都不能证明他是“假”。
上面说的几件事，都可以使我们明白假文凭是近年教育外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要研究防止假文凭的方法，似乎应该先追溯假文凭所以发生的历史。我可以武断的说：假文凭所以发生是由于民国七八年间教育部废止了“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一条章程。往日专门以上学校的预科招考，除中学毕业者外，凡“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也可以投考。傅增湘先生做教育总长的时代，召集了一个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议场上有人提议删去“同等学力”的一条，他们的理由是：有了这一条，中学的天才生到了第三年（那时中学四年毕业）都去投考升学了。天资中等的也往往要去尝试侥幸，所以中学的训练往往不充分，并且办中学的人很感觉种种困难，往往三四年级的人数太少，又大都是庸材。讨论的结果，“同等学力”一条竟被删去了。十五年来，这一条始终没有恢复。凡专科以上学校的入学考试皆限于高中毕业生，有许多青年，或因天资较高而不肯忍耐六年的中学，或因经济不充裕而想缩短学校的负担，或因高中办理不善而功课等于初中课程的复习，以致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或因历年大学入学试验程度降低而引起学生侥幸之心——因此种种原因，有许多青年往往冒险做出种种造假文凭的犯法行为。
近年教育部规定，中学招考可以有“同等学力”的一种办法，但此项学生不得超过全部的百分之二十。这一条是绝大的德政，因为有许多人家的儿女是家庭教师教出来的，有一条活路，就无须造假高小文凭了。
我们主张：专科以上的学校入学考试也应该容许“有中学毕业同等学力者”去投考。我们深信，这一条规定可以断绝今日买卖假文凭的恶习。如果有人恐怕这一条方便之门有流弊，我们尽可以加上几种限制，例如：
（1）此项学生必须在中学四年以上（考理科者必须在中学五年），其在校各年成绩须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而基本学科平均在八十五以上；
（2）其年龄不得在若干岁以下；
（3）此项学生考取后须受特别的体格检查。
我们所以主张“同等学力”一条的恢复，有下列几项理由：
第一，民国十一年（1922年）改革学制时，就有人主张：改用国语文以后，小学可以缩短两年，但后来只缩短了一年，改七年小学为六年小学。照现在的中小学课程，若能删除重叠与枝叶，注重工具学科，十二年的中小学还可以缩短一年。其中天才生大可以缩短一年至两年。依现行的硬性制度，天才生与低能儿同等看待，是很不适宜的。
第二，民国十一年新学制废止大学与专校的预科，改中学为六年，原意是很好的，但当日改制的人只希望高中设在教育中心的城市，设备与人才都要比得上往日最好的大学预科。他们万不料十一年以后政治紊乱，中央与各省的教育行政机关都管不住中学，就使高中遍于各地，设备与人才都远不能比往年的大学预科。往年北京大学的预科教员至少每小时报酬四元，比今日的多数私立大学的待遇高的多，而图书与仪器部与大学本科不分。故往年的预科可以上比大学，而今日之高中和初中多无分别。今日救济之法，只有一面痛裁高中，一面提倡良好的大学添设高中，而一面开方便之门使高才青年早日跳入大学，免除那种害多而利少的野鸡高中教育。究竟大学不多，容易整理；与其容纵高中毒害青年，不如改大学为五年，而宽大入大学之路。
第三，考试若严，应考资格稍宽是无害的，如果文凭可凭，又何必再考试？既有文凭，仍不能升学，而必须考试，这可见文凭不足为凭。我们既不信文凭而信考试，那么，没有文凭而自信有同等学力者也应该给他一个考试的机会。我回想二三十年前，我在上海读了五六年书，从梅溪小学考入澄衷学堂，从澄衷学堂考进中国公学，从来不曾拿过一张毕业文凭，后来考留美官费，也不要毕业文凭。后来到美国进大学，也只凭北京考试的成绩，我觉得那时代不用文凭只凭考试的办法倒是彻底的，今日个个学校有文凭，而文凭又不算资格的凭据，还得考试。既须考试，又必须先验那不是为凭的文凭，真是进退失据最不合逻辑的了！
总之，今日许多青年做出假文凭的犯罪行为，政府的硬性制度应该负一大部分的责任，现在的制度若不改革，若不许“同等学力”的人受考试，那就是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假文凭是不会减少的。
（原载于1934年12月2日《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