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先生近日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一个月之中新生活的呼声好像传遍了全国，各地都有军政各界的领袖出来提倡这个运动。前天报载中央党部决议“交中央组织宣传民运三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会同拟具‘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很像是要用政府的权力来推行这个运动了。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前几年，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烟卷。因为他自己能实行一种合于常识的生活，又因为他自己本有一种宗教信心，所以他最近公开提倡这个新生活运动，想在三个月之内造成一个“新南昌”，想在半年之内“风动全国，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我们读他2月19日的讲演，字里行间都使我们感觉到一个宗教家的热诚。有了这种热诚，又有那身体力行的榜样，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南昌倡导的新生活，应该有不少的成绩。
我们看南昌印出来的《新生活须知》小册子，所开九十六条（规矩五十四项，清洁四十二项）都是很平常的常识的生活，没有什么不近人情的过分要求。其中大部分是个人的清洁与整饬，一部分是公共场所应守的规律，大体上诚如蒋介石先生说的，不过是一些“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一个民族的日常生活应该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蒋先生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过是他期望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的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这自然是我们应该赞成的。
但我们观察最近一个月来这个运动的趋势，我们不能不感觉一点过虑。我们很诚恳的提出一点意见，供这个运动的倡导者的考虑。
第一，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须知》小册子上的九十六条，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灵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钮扣要扣好，鞋子要穿好，饭屑不乱抛，碗筷要摆好，喝嚼勿出声，不嫖不赌，不吃鸦片烟……”做到了这九十六样，也不过是学会了一个最低限度的人样子。我们现在所以要提倡这些人样子，只是因为我们这个民族里还有许多人不够这种人样子。九十六件，件件俱全，也只够得上一个人的本分。即如做官不贪污（不在这九十六条之内）乃是做官的本分；此外他还得有别种治事安人的本领，方才可以做出治事安人的成绩。救国与复兴民族，都得靠智识与技能——都得靠最高等的知识与最高等的技能，和钮扣碗筷的形式绝不相干。认清了目标，大家勉力学一点最低限度的文明人样子，这是值得鼓励的。但是过分夸张这种常识运动的效果，说这就是“报仇雪耻”的法门，那是要遗笑于世人的。
第二，我们要认清楚，新生活运动应该是一个教育的运动，而不是一个政治运动，生活是习惯，道德是习惯。古人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这个说法是不错的。朝一个方向走，久而久之，成了习惯，成了品行，就是道德。宣传的功用只在指明一个应该走的方向，使人明白某种目标是应该做到的，某种习惯是应该改革的；使人把不自觉的习惯变成自觉的努力的对象，这是改革习惯的。但生活习惯改革，不是开会贴标语所能收效的。政府必须明白什么是它能做的，什么是它不能做的。把一些生活常识编到小学教科书里去，用一些生活常识做学校考绩的标准，用政府力量举办公众卫生，用警察的力量禁止一些妨害公安与公共卫生的行为，官吏公仆用一些生活标准来互相戒约——这些是政府所能做的。此外便都是家庭教育与人格感化的事，不在政府的势力范围之内了。近二三十年中，许多生活习惯的改革，如学校运动场上的道德，如电车中的让座给妇女与老人，如婚丧礼的变简单，都是教育进步的自然结果。若靠一班生活习惯早已固定的官僚政客来开会提倡新生活，那只可以引起种种揣摩风气，虚应故事的恶习惯，只可以增加虚伪而已。十年前山西的洗心社和自省堂，不可以做我们的好镜子吗？[民国八年（1919年）我在太原一个自省堂里参观，台上一位大官正讲经书，我面前一个中学生正拿着粉笔在他的同学制服上画一个乌龟！]
第三，我们不要忘了生活的基础是经济的，物质的。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拾到东西，交还原人”（九十六条之一），在西洋是做到的了；我们看欧美车站上和报纸上“拾物招领”的广告，看他们乡村里夜不闭户的美俗，回忆中国劝善书上所记载的许多“拾金不昧”的果报故事，我们真十分感觉惭愧。生活提高了，知识高了，不但“道不拾遗”，拾了遗物还会花钱去登报招领。在我们这个国家，父母教儿女背着篮子，拿着铁签，到处向垃圾堆里去寻一块半块不曾烧完的煤球，或一片半片极污秽的破布。虽有“拾金不昧，拜相封侯”的宗教，有何益哉？《儒林外史》说万雪斋家的盐船搁了浅，就有几百人划了小船来抢盐，却没有人来救人。贫穷的乡下人自然不足怪。《儒林外史》又写一位品学兼优的余大先生，出去“打抽丰”，州官教他替一件命案说人情，可以得百余两银子，他就高高兴兴的拿了银子回家去替父母做坟。作书的人毫不觉得这是不道德的事。又如今日的大学学生——甚至于大学教授——假期回家，往往到处托人弄火车免票，他们毫不觉得这样因私事而用公家的免票就是贪污的行为。凡此种种，都是因为生活太穷，眼光只看见小钱，看不见道德。提倡新生活的人不可忘记：政府的第一责任是要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
（原载于1934年3月25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