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张慰慈博士在美国留学时，他的专门研究是市政制度。他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美国市政之委员制与经理制的历史与分析》。他现在著的这部专论市政制度的书，是一部很好的市政研究的引论。他这部书的后半很详细地叙说市政的具体组织，末两章还介绍他所专门研究的委员制与经理制。但这部书的特别长处在于不偏重制度的介绍，而兼顾到制度背后的理论与历史。单绍介外国的制度，而不懂得这些制度的意义，是没有益处的。但制度的意义不全在理论的如何完美，而在它的历史的背景——在它的如何产生。慰慈的书的长处就在这里。
慰慈在这书的绪论里说：
凡一种民族没有建设城市的能力，其文化必不能十分发达。
这是最沉痛的话。他又说：
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步是从乡村的生活变化到城市的生活。
现在中国的情形很像有从乡村生活变到城市生活的趋势了。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处的人口的骤增，各处商埠的渐渐发达，都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我们这个民族自从有历史以来，不曾有过这样人口繁多、生活复杂的大城市。大城市逼人而来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有没有治理城市的能力呢？
在过去的历史上看来，我们可以说，我们这个民族实在很少组织大城市的能力。远的我们且不说；就拿北京作个例罢。北京的市政全在官厅的手里。有能力的官僚，如朱启钤之流，确然也曾留下一点很好的成绩。但官僚的市政没有相当的监督是容易腐败的。果然十年以来的北京市政一天坏似一天。道路的失修，公共卫生的不讲究，是人人都知道的。电灯近来较明亮了，然装电表是非运动不可的。自来水管的装置是要用户出重价的，并且近来有人发现自来水内“每十五滴含有细菌六百个，且有大肠菌”[十四年（1925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央防疫处的报告]近年更妙了。内务部和市政公所争先恐后的竞卖公产，不但卖地皮过日子，并且连旧皇城的墙砖也一块块地卖了。最奇怪的是北京市民从来没有纳税的义务，连警察和公立中小学的经费都由中央筹给。舞弊营私的官厅不敢向市民征税，不纳税的市民也不敢过问官厅的舞弊营私！
前三年，政府有把北京市政改归市民自办的话了。于是三个月之中就发生了七八十个北京市自治的团体，大家开会，大家想包办北京的市政。一会儿，这七八十个想包办北京市政的团体又全都跟着京华尘土飞散了，全都不见了！
北京如此。其余的大城市的市政大都是受了租界的影响而产生的。上海闸北与南市的市政历史便是明例。我们固然不满意于租界的市政，但那些毗连租界的区域的市政实在更使我们惭愧。几十年的模仿何以竟不能使我们的城市有较好的道路，较完备的公共卫生，较完备的交通机关呢？
过去的成绩如此。我个人常想，我们的大城市的市政上的失败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虽住在城市里，至今还不曾脱离农村生活的习惯。农村生活的习惯是自由的、放任的、散漫的、消极的；城市生活所需要的新习惯是干涉的政治、严肃的纪律、系统的组织、积极的做事。我们若不能放弃乡间生活的习惯，就不配住城市，就不配做城市的市民，更不配办市政。例如去年北京军警费无着落，政府倡议征收北京房捐，然而终不敢明白征收，只敢举行一次“劝捐”。后来有一班市侩政客假借什么团体名义出来反对，就连这“劝捐”也不敢举办了！这一件事真可表示我们的乡村习惯。
慰慈在这书里说：
近来（美国）政治观念的改变大概是向那条所谓“工具主义”的路上跑。这就是利用城市政府的组织，想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安宁的目的。例如要求城市为人民设备种种方法，使他们能利用种种机会，得到最高度的幸福，满足他们美术上的需要。最完备的公共卫生设备，最清洁的自来水，最贱价的和最完备的交通设备等等，变成城市人民所应得的权利。
我们离这种“工具主义的市政观念”还远的很咧！我希望慰慈这部书能引起一部分国民的注意，能打破他们的乡间生活的习惯，能使他们根本了解现代的城市生活的意义与性质。我们若不彻底明白乡间生活的习惯是不适宜于现代的城市生活的，我们若不能彻底拋弃乡下人与乡村绅士的习惯，中国决不会有良好的市政。
（选自1925年亚东图书馆出版《市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