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破额山前碧玉流，
骚人遥驻木兰舟，
春风无限潇湘意，
欲采萍花不自由。
我十七岁读到柳宗元的这首诗便记住了这首诗。春光明媚，潇水和湘江两岸萍花盛开，有个叫曹侍郎的朋友来看望落魄潦倒中的柳宗元，一起喝酒，然后就写诗。古人写友谊的好诗太多，“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大诗人李白把那点意思直截了当说破，这是开门见山，柳宗元却绕个圈子，不说朋友相见不易，只说友谊已经成了奢侈品，想采摘一些河边的萍花送友人都做不到。拐弯抹角是艺术很重要的一个技巧，十几年前讨论朦胧诗，把“朦胧”两个字反复说，恨不得用显微镜放大了看，其实对于中国的古典诗人来说，诗不朦胧，根本就玩不起来。
南北朝时，东晋的丞相王导与尚书左仆射伯仁是好朋友，王导的堂兄王敦不太安分，阴谋叛乱，有人因此主张将与王敦有关系的人统统杀了，斩草要除根，以免后患，王导自知难逃厄运，赴阙待罪，主动跑到元帝那里去领死。伯仁背着王导，在元帝面前拼命为他说好话，结果王导被免罪，躲过了一劫。后来，作乱的王敦终于成了气候，攻入南京，毫不含糊地将伯仁杀了，王导事后才知道自己遇难，伯仁曾极力救过他，而伯仁有难，他却袖手旁观，没能帮上忙，于是陷入深深的后悔之中，哭着说：
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是说人的忘恩负义。如果真这么简单，便算不上什么好故事。很多人非常看重友谊的回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只要看准了，友谊会是一笔很不错的投资。但是，如果仅仅从投资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待友谊，就看低了古人，起码《世说新语》中不推崇那种结党营私为目的的友谊。这个故事的要害在于后悔和自责，也就是说忘恩只占了极小的比例，关键在于负义。
朋友有难，自己未能给予帮助，仅此一点，足以让王导后悔一生。谁都知道，伯仁之死，与王导既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间接关系，“由我而死”不过是表达一种过分悲痛的心情，是高标准严要求。王导并没有因为自己不是杀人犯而推脱罪名，在他看来，自己该出手时不出手，能救人而不尝试救人，罪同杀人。至于他真去救了，能不能救下伯仁，这已经不重要。
友谊也是一种美，这就是可以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朋友。伯仁这么做了，王导却没有。伯仁享受到了这种美丽，他帮助王导，救了他的命，并且不以救命恩人自居。友谊是一种很自然的东西，斤斤计较就变质和变味。友谊是一种自我完善，从表面上来说，它是为别人，然而实际上更是为了完善自己。伯仁充分享受到了友谊之美，他在王导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悄悄地帮助了他。王导也享受到了，不过是一种反向的，那就是对友谊的忽视，这让他惊醒，让他自责。自责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反思。
2
友谊是讲究境界的，不是拉杆子结拜兄弟。桃园三结义只是民间虚拟的神话，就好比国际间外交无诚意可言一样，结义通常都靠不住。越是高层次的结拜，越靠不住，桃园三结义的要害是帮刘备打天下，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关羽和张飞的幸运，在于偏安西南一隅的刘备始终没有大杀功臣的机会。真给刘备做了大一统江山的皇帝，难免不像宋太祖和明太祖一样。
对皇帝只能说什么尽忠，妄谈友谊是找死。培根曾经说过，君王并不能享受友谊，因为友谊的条件是平等，而君王和臣民的地位永远悬殊。不管怎么说，友谊与尽忠还是有近似的地方。友谊的血管里隐藏着许多单向阀，它意味着血液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流淌。友谊是电筒里射出来的光，它直指目标，从来不拐弯抹角。友谊不是养儿防老，友谊是无私的母爱，只知施予，不图回报，只知耕耘，不问收获。
当然，认定友谊不问回报或许非常片面，所有的比喻都有局限，只谈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拉罗什福科在《道德箴言录》中曾说：
我们经常自以为我们爱某些人胜过爱我们自己，然而，造成我们的友谊仅仅是利益。我们把自己的好处给别人，并非是为了我们要对他们行善，而是为了我们能得到回报。
这种赤裸裸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逼近友谊的本质。拉罗什福科认为，没有什么事能与爱自己相比，当我们把友谊看得过重，爱友胜过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在遵循自己的趣味和喜好”。爱友胜过爱自己，说穿了仍然是一种自爱：
人们称之为友爱的，实际上只是一种社交关系，一种对各自利益的尊重和相互间的帮忙，归根结底，它只不过是一种交易，自爱总是在那里打算着赚取某些东西。
在中国古典诗词里，我们可以读到许多表现友谊的佳句，譬如杜甫的诗中，就常常可以读到他对李白的思念。据郭沫若考证，在现存的一千四百四十多首诗中，和李白有关的占了将近二十首。
渭北春天树，
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
重与细论文。
《春日忆李白》
醉眠秋共被，
携手同日行。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故人入我梦，
明我长相忆。
《梦李白二首》
从杜诗的题目中，也可以看出杜甫对李白的敬重，《赠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喜欢杜甫的人免不了略有些不平，杜甫写了这么多诗拍李白的马屁，李白的回应并不多，而且还有几分怠慢。明朝都穆《南濠诗话》说：
今考之《杜集》，其怀赠太白者多至四十余篇，而太白诗之及杜者，不过沙邱城之寄，鲁郡东石门之送，及饭颗之嘲一绝而已。盖太白以帝室之胄，负天仙之才，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而老杜不免刻苦作诗，宜其为太白所诮。
杜厚于李，李薄于杜，按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只是“皮相的见解”，毕竟也是不争的事实。李白写给杜甫不多的诗中，那首“饭颗诗”是杜诗爱好者不能容忍的：
饭颗山头逢杜甫，
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
总为从前作诗苦。
《戏赠杜甫》
古时候没有照相机，诗人的形象完全靠文字来形容。李白这一戏赠，落实了杜甫的苦相，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比较李白对杜甫和孟浩然截然不同的态度，不难看出友谊的差异。李白在孟浩然面前完全变了一个人，那种轻狂傲气全没了踪影：
吾爱孟夫子，
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
白首卧松云，
醉月频中圣，
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
徒此揖清芬。
《赠孟浩然》
用这些诗中词句来论证李白厚此薄彼是不确切的。孟浩然比李白大十岁多一些，李白也比杜甫大十岁多一些，正是这十岁多一些，很自然地产生了语调上的变化。长幼有序，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友谊，多少都有些亦师亦友的意思。尊长爱幼，友谊是为了让自己得到提高，李白敬重孟浩然，杜甫敬重李白，都不乏这种浅显的功利目的，与傲气不傲气无关。
杜甫被称为诗圣自有其道理，一个长得很清纯的女孩子，自称是文学青年，热爱诗歌，谈到李白和杜甫，说她喜欢李白，不喜欢杜甫，因为李白靠才华，杜甫靠刻苦。才华是天生的，自然的，刻苦则是后天的，人为的。我让这个女孩子说出她喜欢的李白的某首诗，和不喜欢的杜甫的某首诗，她顿时有些狼狈，随口报了一句，却是唐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
诗人被误读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既然是误读，过错就不能怪诗人自己了。毫无疑问，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说杜甫没才华，必须得有十二分的无知才行。杜甫对于李白，既有年龄上的敬重，更有风格上的佩服。友谊的功利心就在于，我们总是佩服那些比自己更棒的人，友谊的益处在于我们能够以他人之长，改善自己所短。贺拉斯的一句名言曾被经常引用，那就是“对于思想健康者，什么也比不上一个令人愉快的朋友”。蒙田随笔中记载了一个小故事，一位年轻士兵的马在比赛中赢得大奖，国王问士兵那匹马想卖多少钱，是不是愿意用它换一个王国，士兵回答说：“当然不，陛下，但我很乐意用它来换一个朋友，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值得我交朋友的人。”
李白对于杜甫的意义，不仅是志同道合，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能像一块磨刀石一样，能将杜甫的思想磨得闪闪发亮。正像培根说的那样，“讨论犹如砺石，思想好比锋刃，两相砥砺将使思想更加锋利”。武侠高手切磋武艺，双方必须是真正的高手才行，杜甫之倾慕李白，李白之倾慕孟浩然，都是差不多的道理。友谊为互相学习提供了好机会，人们可以从友谊中得到东西。培根关于友谊必须平等的观点，似乎也可以稍作更正，既然人们指望从友谊中得到些什么，就无所谓谁厚谁薄。换句话说，友谊的双方略有些不平衡，也没什么大不了。
3
我的祖父与朱自清先生有很不错的交情，1976年，祖父与俞平伯先生相约，一起去看望病中的朱先生遗孀，此时距朱逝世已经快三十年。祖父在给俞先生的信中写道：
下书访佩弦夫人之事。前曾相约，五一以后共往一访。今五月将尽，故此奉商。弟可以要教部之车，而清华道远，耗油量多，不欲以私事而享此“法权”。至于雇车，其事不易，费亦不少。考虑久之，是否容弟先往，缓日再为偕访。弟已托人探询到朱夫人宿舍，于何站下车，入清华何门为便。到清华之公共汽车自平安里出发，则夙知之也。
这一年祖父八十二岁，当时没有出租车，从祖父住处去远在郊外的清华很不方便。俞先生回信同意祖父先去，祖父于是进一步“详细探明到彼之远近”，弄明白“下公共汽车而后，只须步行一站光景即到”，自忖“弟之足力犹能胜也”。到五月三十日终于成行，并写信向老友报告经过：
昨日上午与至善出城访竹隐夫人，往返四小时有余，坐一小时，多年积愿，居然得偿，堪以自慰，兄伉俪代致意，已经转告。竹隐夫人不能谓如何佳健，肺气肿，时觉气喘，右目白内障，曾动手术，视力已极差。子女五人，在京者仅两人，乔森在京市农林局，女容隽在北京师院，只能每周或间周来省视一次。有一每日能来三小时之阿姨帮做杂事，长时则独居一室。此境不能多想，设或临时病作，步履倾跌，呼而无应，如何是好。弟于此未敢说出，今作书简述，自当以所虑相告。
老派人的古板做法，在今天看来有些陈旧。不过，我们至少从这里看到友谊给人带来的另一种自慰。记得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祖父去上海复旦看望郭绍虞先生，市里要派一辆小车给他，祖父想了想，决定还是坐三轮车去，因为他觉得看望朋友是私事，而且坐小车去也有摆阔之嫌疑。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割脖子换脑袋，同生共死，这是友谊的一种过分夸大。友谊根本用不到走那样的极端。友谊有时候都是些婆婆妈妈的小事，简单，琐碎，平淡，是“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4
友谊常会面临严峻的考验，有时候如履薄冰，稍不留神，便掉进水里。说到这里，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在莎士比亚时代，培根结识了女王宠臣和情人艾塞克斯伯爵，两人成为好友。艾比培根小六岁，对他的才华十分敬佩，在艾的极力推荐下，培根在政界如鱼得水。可以这么说，没有艾塞克斯，就没有培根。艾塞克斯后来终于失宠，并以叛国罪被逮捕法办，培根作为一名王室顾问和法律公职人员，奉命参与此案的审理工作，由于他和艾塞克斯的私交众所周知，因此在审理过程中，为了表示不徇私情，表示自己坚决站在女王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培根表现得非常严厉和公正。六个月以后，艾塞克斯被保释回家，传记上说，艾对培根的表现非常失望，于是他就开始筹划一个新的政变阴谋，结果事泄失败，又一次被捕入狱，最终被处以极刑。
在艾塞克斯案件中，培根的做法曾得到后人的非议，人们不能容忍同流合污，也不赞成落井投石。培根的对手在这一点上大做文章，极力往他身上泼污水，结果，许多人一方面喜欢培根的文章，一方面又对他的人格产生怀疑。罗素不得不在《西方哲学史》上为培根辩护，认为把他“描绘成一个忘恩负义的大恶怪，这十分不公正”，既然艾塞克斯已经构成叛逆，此时抛弃这样的朋友，“并没有丝毫甚至让当时最严峻的道德家可以指责的地方”。不仅罗素义无反顾地支持了培根，许多著名学者都持差不多的态度，一位研究培根的权威学者，在阅读了培根与艾塞克斯的全部材料后，断然指出培根对艾塞克斯的处理，没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大多数的指责不过是诽谤而已。《培根传》的作者也说：
培根的行为曾经受到一些人的苛责。不过谁也不能否认艾塞克斯的确犯有叛国罪。所以很难理解那些责难培根的人到底期待培根做什么？
要求培根像章士钊为梁鸿志那样做辩护，是不现实的。理智和情感常常冲突，友谊虽然简单，到复杂的时候，永远不是语言所能描述清楚。培根也不可能像汤恩伯那样自责愧疚，西方价值体系中的理性思想，远比东方的盲目忠君报国，更富有人文主义的色彩。友谊毕竟不是哥们儿义气，不是小集团利益，不是沆瀣一气。友谊是试金石，可以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培根的做法在人情上似乎有些欠缺，但是培根之所以能成为培根，能成为一名大哲学家，成为一名大科学家，成为英国思想史或者说人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自有其内在的道理。
5
柳宗元的古文对后人的影响，显然要比他的诗大得多。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什么叫法家，柳的法家思想对我毫无影响。谈到思想教育，培根的《人生论》对我的影响更大，受益更多。印象中，柳宗元的最大特长是写游记，譬如《永州八记》，非常适合当写作的范本。林纾选评《古文辞类纂》的游记一栏，所选柳宗元文章的篇幅，相当于另选的古文大家韩愈、苏洵、苏轼、王安石的总和。
寄情山水多少有些迫不得已。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司马在汉代是个大官，在唐朝却是贬谪的无职无权的闲散官员，他的心情一定很沉重。好在还能游山玩水，写诗写散文，此外，心目中必定依然存在着友谊，毕竟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值得挂念。友谊不仅能提高自己的境界，还能增加快乐，消除忧愁。没有友谊的社会是繁华的沙漠，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只要心中存着友谊，虽然被贬穷乡僻壤，就不会感到孤独无援。
友谊之美是实实在在的。这也就不难理解偶尔有朋友来看望柳宗元，会产生那么大的激动。李贺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梦中相聚笑，觉见半窗月”，一旦美梦成真，好友相逢，那份惊喜真不知如何形容才好。柳宗元做了十年的永州司马，苦尽甘来，终于获得了升迁，告别潇水湘江，告别了一望无际的水边萍花，升任柳州刺史。当年一起被贬的好友刘禹锡，也由郎州司马升任连州刺史。升了官，春风得意，柳宗元的诗风和文风都有所改变，他的倒霉蛋形象便不复存在，接下来，只是一心一意积极从政，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实事。虽然已经过了一千二百年，如果谁有机会去柳州，一定还能听见当地的老百姓在谈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