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贾谊论》
忍者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许多层面上都有着一衣带水的渊源。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层关系，国人在用娱乐的视角审视忍者这一文化事物之余，是否应该更多地抱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态度？当本土文化在异邦外族生根发芽，并开出更加绚丽的奇葩的时候，作为文化本宗的我们究竟是应该感到自豪还是焦虑呢？
（第一节）忍者中国
忍道、忍术的核心思想与中国《孙子兵法》的“用间”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然而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忍者的出现以及它的发展传承对于国人又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在中国，随着《火影忍者》、《忍者龙剑传》等大众娱乐文化的蔓延和传播，忍者文化在青少年一代中有着相对较高的认知度，并且很多人爱屋及乌地开始关注起忍者的来龙去脉。
而在日本，忍者文化作为一个历史遗物也以主题纪念馆的形式被很好地保留下来，除此之外，相关的纪念活动也年复一年地举行着。
中、日两国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积极性以及态度是存在差异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这些做文化研究的人深思的。
侠与忍，剑与刀
武侠文化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侠文化以侠客为主角，以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色，刻画宣扬侠义精神。在现代，武侠文化广泛地盛行于小说、漫画、影视作品、电子游戏、音乐等各种媒介中。武侠文化由来已久，早在《韩非子·五蠹》中，就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记载。最早的侠客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专诸、荆轲，他们的故事传颂千古，至今不衰，以至于司马迁的《史记》，专给他们写了列传——《刺客列传》，其中，对侠客的评价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武侠文化的总纲。侠客凭借自己的力量、自己的眼光、个人的意气、个人的判断来决定是非和生杀，而在现实中，这些是普通人远远不能做到的，所以，侠客的传说，也正代表了普通人的一种愿望——面对现实的不公，将希望寄托在身怀绝技、行侠仗义的侠客身上。
而忍者呢？在许多日本人的心目中，忍者也是一种行侠仗义的化身。这是源自于江户时期的一种认知，德川家逐渐日落西山，使得社会腐败当道，诸多的“恶代官”欺压百姓，民怨载道。同样是出于一种心理的寄托，人们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英雄可以来替天行道。于是本身出身地位低贱的渡来人——忍者便出现了。
侠与忍，剑与刀。侠客与忍者在本质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身怀绝艺，杀人于无形，覆盖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不同之处，就在于侠客与忍者因各自所处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在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是由教化和人性修养的积累性逐步形成的。基于这种积累，侠客向往并追求自由，摆脱束缚，身上闪烁着兼爱、尚贤、尚同、非命的墨家光辉。而忍者就不同了，日本人根深蒂固的自我强迫，使得忍者单纯地只是各大名的一个工具，而儒家思想的熏陶和日本森严的社会等级制度，则使忍者不知晓到底什么是自由，只能忠于大名。真正能做到有独立思想的忍者，或许只会在江户时代末期才有吧！不过这种独立，也是基于忠诚于天皇的。
武侠文化与忍者文化的一脉相承，最基本的就在于两者同样的“用间”思想。侠客与忍者，笼统地说，都讲求在隐忍的状态下，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专诸刺王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或者可以说，专诸就是一名中国忍者。专诸受公子光之请，以阳忍的策略，隐忍化身烹饪梅花凤鲚炙的厨师，在献鱼之际出其不意以鱼肠剑击杀王僚。如果把这个故事照搬到日本战国时期，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忍者刺杀大名的剧情呢？
源远流长的杀手生涯
古龙在他的作品中提到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最为古老的职业，一个是杀手，另一个是妓女。
有趣的是，不论是中国本土的侠士，还是日本的忍者，在其存在的历史中，所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便是杀手。然而不论是侠客还是忍者，与真正意义上的杀手又有区别。
侠客杀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为了道义，为了履行一种责任，而将小我上升为大我，将杀机上升为道义。在中国侠义精神中，杀，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技能与手段，而是为了实践其精神价值而采取的一种途径，是一种源自“士为知己者死”同时又高于这种境界的精神意境。
相比侠士的杀手身份，忍者则更为单纯，更为直接，这与大和民族自身的隐忍抑制同时又狂野奔放的民族个性是分不开的。雇用契约让忍者与其主君建立起一种效忠关系，而正因为这种效忠关系，使得“杀”成为了一种谋生的技能与手段。由此观之，忍者的精神地位比起以杀人为生的杀手，又要高出一个境界，因为对于忍者来说“杀”除了是一种技能与手段外，更是一种履行道义实践忠义的途径。这种忍者与主君的契约关系中的“忠义”往往只局限于对于某个人某个政权而言，相比中国的“侠”文化，又少了一份民族大义和历史责任。
但是对于“忠义”这一点的要求，“侠义”与“忍道”又如出一辙般相同。
无论如何，日本忍者的忍道都无法割舍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武侠装备与忍具
正因为武侠文化与忍者文化的一脉相承，侠客与忍者装备的基本思路是几乎相同的，都是花样繁多，用处广泛。在侠义公案小说及评书艺术中，常有这样的描写：一身夜行衣服，斜挎鹿皮套或百宝囊，其中飞爪百链索、应急药品、火扇子、问路飞蝗石等各种道具一应俱全，再携带镖囊与应手的武器，过千家越百户。而忍者在阴忍任务中所携带的道具，虽然名称不同，在基本上与侠客所带的道具是一模一样的。
夜行衣服，实际上就是忍者的那一袭暗色服装。夜行衣服与平常的衣裤不同，腰部、袖子都要小上许多，穿起来十分贴身。在颜色上，夜行衣服大都是深蓝色或纯黑色。足见夜行衣服和忍者的暗色服装的样式与作用都是一样的。
飞爪百链索，是侠客夜行时用以攀爬城墙所使用的必备道具。一般来讲，飞爪百链索重十两，前段飞爪的爪身为纯钢锻制，长约半尺，类似鹰爪形状，半圆形的后部有着一个铁环，绳索便穿于这个铁环中，绳索长度约为三丈，由熟丝和发丝混合编织而成，后端有套可以套于腕上。忍者所用的钩绳，与飞爪百链索有异曲同工之妙。
火扇子也是侠客必备的道具之一，是侠客便于携带的简易照明火源。忍者的照明忍具——胴火，在制造手法上，和火扇子的原理基本一致，都是以硝石、硫黄、松香、樟脑调配而成。
在潜入目标地域后，问路飞蝗石是用来探听黑暗中虚实的重要道具，同时也常用来敲击以报信联络。这种问路石，也是忍者必备的一种忍具。但与忍者不同，侠客在危急时，这种石头也常常被用作暗器。
既然提到问路飞蝗石，就不得不说忍者与侠客在行动时身上必备的暗器。忍者所携带的暗器手里剑，以造型的不同而分为数种。而侠客的暗器，则要比忍者的手里剑丰富许多，除了前面提到的用于问路的飞蝗石外，侠客还常使用以下暗器。
飞镖，又名“脱手镖”，有三镖，有三棱、五棱、圆柱等形状，前面均为尖头。镖长约10厘米，重约0.2千克。镖的末端常系有红绿绸布，叫作“镖衣”，长约8厘米，有助于镖稳定飞行。相传武林中几乎人人都能掌握此技，即使到了民国时期，也还依然流行。
金钱镖，即把旧时的方孔铜钱当镖来用。一般的金钱镖，多是将铜钱的周边磨得锋利，犹如刀刃，掷出时飞旋而前，仗恃其边刃伤人。这一点十分类似于忍者的手里剑。功力深者，可不用磨刃，直接凭腕力而掷出伤人。但铜钱分量极轻，能练好此技殊非易事。清末民初，银元为通行货币。银元分量较重，平时多有携带，因此也有人以银元代替铜钱作为暗器。
掷箭，又名“甩手箭”或“摔手箭”，之所以叫掷箭，因为必须甩腕发出。掷箭完全用细竹制成，箭杆浑圆，前端削尖，后不加羽，犹如一根削尖的竹筷。因此物取材甚易，制作简便，所以武林中人学者极多。艺成之后，又可举一反三，凡细短之物，如筷子、树枝之类，皆可顺手掷出御敌。但竹箭轻飘，练成不易。一般是先练较重的铁箭，再练装有铁镞的竹杆箭，最后才能练竹箭。忍者的棒型手里剑与掷箭的使用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侠客还常用袖箭作为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暗器之一。袖箭的用法，一般都是将箭筒缚于小臂处，筒之前端贴近手腕，用衣袖遮盖。箭筒内有弹簧，筒上装有机关，一按机关，筒内小箭即向前射出。袖箭的箭杆用细竹削成，长约20厘米，前端装铁质箭头。单筒袖箭的箭筒长约24厘米，用铜铁铸成，筒顶有孔，为装箭处。筒前开孔，为箭射出处。
（第二节）忍者，文化与历史的剖析与反思
忍者，源自中国“用间”，起源于飞鸟时代，鼎盛于战国时代，没落于江户末期，复兴于当今娱乐商业时代。数千年来，为什么忍者依旧能够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这个与日本人性格及文化是分不开的。而在这其中，又包含着一个有趣的循环关系。文化为忍者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的同时，忍者又相应地反映出因日本人性格产生的独有文化。有关于忍者的深层研究与反思，也是一种深层剖析研究日本及日本人的特殊角度。
忍道与日本矛盾的民族性
鲁思·本尼迪克，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最被人所共知的、不论是在学术、还是大众文化中都引起轰动的著作，自然是她对日本文化研究的名作《菊与刀》。本尼迪克的这本《菊与刀》，不同于她一贯的风格视角，反而采取了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之所以如此，在于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一种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只是东西方的差异，也同时是亚洲中各国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光只表现在日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还广泛地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这是一种奇异的矛盾。这种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清晰地表现在日本人的性格上：喜好风雅而又尚武，安详宁静而又热情，忠贞不二而又叛逆，开拓创新而又固执，等等。同样，这种矛盾在忍者的身上也是一览无遗。忍者和武士一样，都作为职业军人，但同样都要求学习文化，懂得欣赏艺术，也要擅长茶道、棋道等方面的风雅之道。
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朝代衰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臣和武将之间的长期冲突，双方互相排斥贬低，造成了严重的内耗。而日本则不存在这种情况，这就是由于作为身懂风雅之道的职业军人，也是和平时期的行政管理者。
忍道中的忠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