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恩”与“报恩”作为中国传统的一种社会现象，也同样深深影响了日本社会。这种“负恩”与“报恩”的“情义”，与心理情结之间有着很大的文化关系。日本人的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关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以及社会行为中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是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中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对于这种日本文化的“情义”范畴，如果不了解的话，也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人所定义的“情义”是何物呢？“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而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这种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可以理解为是为社会道德所固化的。忍者何尝不是这样呢？忍者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这个或许就可以解释经历两次天正伊贺之乱的忍者，在仇敌织田信长死去后，竟然还会支持信长当时的手下德川家康，并帮助他渡过了“平生第一艰难之事”。这个“情义”，正来自天正伊贺之乱后，德川家康对于逃亡自己领地的忍者，采取了照顾重用的手段。正因为契约虽然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但“情义”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是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所以在日本文化中，“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律，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忍道中的服从
日本本土文化的起源，基本停留在具有自然哲学特色的原始性上。虽然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但中国文化中的本质——人文精神，并没有被日本所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人性自性的一致性，是人性的理性进步，但日本人的道德观则依旧坚持绝对化的性善论，他们认为德行只在于打开自己的清净无尘的心灵之门。于是，这种绝对化就意味着无所谓道德上的进步和发展，这与中国文化中基于心性修养的理性进步性完全不同。在这种绝对的意义上，一切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都被抽掉了本质的人性内容，而“情义”就是绝对化了的道德意识和行为准则。因此，一种自我强迫意识被贯彻到人的成长教育中去。这种自我强迫意识，具有一种无条件的服从性，无须解释，不必理解，除了坚强地忍受，没有选择的余地，文化本质性的人性已被排除在道德准则之外。
正因此，日本人下意识地习惯于必须接受和服从等级秩序、命令和既成事实，全心关注于事件的过程和现实环境。在日本人的思想中，认为在工作中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能力、完成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德行。所以，日本人对于事情的结果，有着一种超然的意境，成王败寇的思维在日本并不适用。对于最终得天下的德川家康，大多数日本人并不喜欢，反而对于丰臣秀吉，以及陨落本能寺的织田信长有着很强的好感。这样的例子，还体现在人们喜欢西乡隆盛，而并不喜欢大久保利通上面。日本人公认的，所谓有修养的日本人，就是做任何事不受个人感情和环境影响，完全献身于事件的过程和准则的人。这种因日本人自我克制所产生的精神驾驭力量是可怕的。忍者就是一种深刻的体现，对于每一个忍者，都必须自我强迫排除所有的自身思想。《万川集海》所论述的“正心”，也正是要求忍者习惯接受和服从上级或主君的命令。作为一名忍者，对于痛苦和危险必须泰然处之，而且必须坚忍不屈。他们唯一要追求的，是完成任务后所获得的那种胜利的快感，即使为此付出极大的代价。
整个日本社会，也正表现了这种意味。鲁思·本尼迪克在当时的研究中发现，日本现代战争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与苦难，在泥泞中的行军、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熬煎，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这些，也正是反映出了这种“情义”道德上的服从。
忍道中的抉择
儒家思想，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社会来说，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一环。江户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就是推崇儒家思想的著名人物。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心价值的统一性不同，儒家的具有历史背景的伦理道德观念原理并没有被日本人吸收转化。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忠孝观念与日本的忠孝观念也大为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性与因果性，相信善有善报，并期望光明、乐观的大结局。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忠大于孝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而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只是一种政治结构的形式，家族中的伦理等级也只是血缘关系的一种理性化表达。对于中国人来说，并没有种族意义上的人的社会分层的观念。人的尊严，来自理性的自觉而不是社会形态意识上的等级。儒家的观念相信教化下人人皆可成圣人，举贤荐能、开科取士，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日本社会虽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但是整个社会，却是以一种严格的等级分层所隔断。天皇、将军、武士、家臣在层次上是断裂的。正是因为这种等级分层的政治模式，日本人的忠孝观念总是陷入等级秩序、社会公义与“情义”的对立之中。道德准则就常常面临着忠于天皇与主君，或者个人名誉与主君的两难困境。人的等级分层，同时也是不可破坏的。能像丰臣秀吉这样从农民转变为太阁的例子实在是少之又少。在这种忠孝的对立与等级分层的严格下，也就促使了忍者即使再过勇猛，功劳再大，也无法跳出他们所处的阶层。服部半藏正成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忍者，临死前的俸禄最高也不过八千石，这俸禄仅仅是一些武士家臣的零头。即使正成为德川家康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即使他也深受德川家康的信任，但他依旧无法脱离忍者的下层社会身份。而在付出与回报不能平衡的冲突中，忍者所面对的也只有鲁思·本尼迪克以心理文化的角度所分析的“两种抉择”，即要么把这个当作一种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要么就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在此之下，忍者要不断地去追求重大使命、新的目的。但任务完成后，便陷入了辗转不安的沉沦。这种状态，充斥在整个日本社会。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严谨的工作态度、强大的责任感是举世皆知的。即使到了晚上11点，许多大厦还是灯火通明。在日本，即便是末班的地铁电车，也都是拥挤不堪的。虽然日本社会历经现代的高速发展，但这种自古而来的心灵上的强迫性依旧包围在每一个日本人的心间。要么鞭策，要么腐蚀，这也就促使日本人心中代表鞭策的工作在结束之后，就会由于腐蚀而变得迷失起来。也就正是在这种二选一之下，日本人喜欢频繁地加班，以消除内心中的因阶层的不平等而产生的失落。而另一方面，现代娱乐的兴起，使得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年轻人，在这二选一的抉择中，选择了虚幻的虚拟世界，这也是御宅族出现的深层因素之一。
务实的艺术
在鲁思·本尼迪克的《菊与刀》中，她把菊花作为了日本上层优雅文化的象征。这种比喻并不全面，日本人自中世纪起所形成的对樱花的欣赏风尚，实际上更能广泛地表现日本文化中的幽伤情感。这种文化情感与传统中国文化的气质有着明显的不同。日本人强调了樱花衰败的悲怆之美，并认为那才是赏樱花的至高境界。日本经典民谣《樱花》，在曲调中也正是弥漫着这种悲怆。同样是幽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质基调上，是一种对自然和人生环境的怀念和依恋，一种对生命延绵的永恒的渴望。李煜的“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幽伤的经典诠释。
正是如此，日本人对于樱花的壮烈之美和衰败的悲怆之美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并固执自觉地追求这种至高的信念与服从。同时，日本人对于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略显极端的痴迷。茶道、剑道、书道、琴道、花道，这些日本人在吸收中国文化艺术的基础上所发展的精致艺术形式，对于日本人来说既是技艺，也是艺术形式。这也正反映出了日本人的一种务实的风格。形式不代表艺术，艺术却代表技艺。这一系列都是来源自然和生活本身，日本人的艺术，也就是这种生活的艺术。甚至于日本人把物质的享乐也都艺术化了，睡眠、热水澡、吃饭、饮酒都可以被当作艺术一样加以培养。这种文化的体现，正表现出了日本人的一种对待事物的务实态度。包含着生活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在体验到幽伤之美的同时，也要在生活的需要上得以彰显。这种态度，也正整合性地形成了被忍者发扬得更加光大的实用哲学。生活中的一切，都必须做到一石二鸟，乃至于一石多鸟。任务的道具要多功能，携带的武器要多功能。不能满足这种需要的东西，就和一些虚幻的所谓艺术一样，被日本人毫不留情地抛出九霄云外。
文化与历史的反思
文化中的历史是以文化的观点和方法阐释历史，历史中的文化则是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过程和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形态就是文化。日本人表现在文化方面的矛盾，虽然对于历史的结果是相对漠视的，但与此同时，日本人对于历史的形态——文化的关注，却又是相当重视的。
在日本随便一个小城，不经意之间都可以发现这样或那样的标识，这是某某时期的建筑，这是某某事件的古迹。在这些文化与历史的沉淀下，这些看似古旧的事物，也依旧展现出一种特殊的魅力。和服、狂言、能剧、流镝马等传统文化，在现在日本仍然可以看到。就忍者本身来说，伊贺流忍者博物馆、甲贺流忍术屋敷等博物馆的建立，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了解到神秘文化的真实。这些博物馆定期组织的文化活动，更是产生了一份浓重的文化气息。同时，因为日本特殊的文化与历史的包容力，在日本各地都还可以发现许多纯正的中国文化，徐福公园、孔子学院等。而现代新兴娱乐的兴起，日本更是通过日本动漫游戏等方面的广泛传播，使得诸如忍者等日本文化，被世界所广为了解熟知。
正是日本人的特殊情感与性格上反映出来的文化与历史的传承与反思，使忍者这一古老的事物，历经千年岁月，依旧屹立不倒。在忍者的黑色装束之下，留给中国人的，实际不仅仅只是神秘的气息，还有一连串关于保护传统文化的思索。
人类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在努力地认识自己。而想认识自己，就需要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产生感知。人类需要在文化与历史的相互诠释中才能寻找自我，并寻找到自己的文化在世界文化与历史中的位置。通过认识文化与历史来了解自己，通过认识自己体现出文化与历史。这是一个循环的联系。忍者文化的流行，促使人们去了解忍者本身，并通过了解忍者而熟知日本。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相互诠释。正是因为忍者成为了历史，也形成了所要表达的文化本身，忍者这个中日文化融合的产物，才能成为被世界所共知的事物。
作为历史与文化的存在，忍者在未来依旧会永不消失，屹立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