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通往强国之路的进程中，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一直在发挥的一些独特重要因素，在未来仍将继续发挥作用，成为中国增长的无限原动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巨国效应。谈中国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增长之谜，不谈中国这个巨国效应是不完整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过去乃至未来获得的所有经济“大红利”，恐怕除了印度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出其左右。未来10年，中国崛起将继续倚重这一独特的重要因素。
我们曾经在第二章谈论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时候已经涉及“巨国效应”一节，在本章我们承接“巨国效应”的理论，继续探讨中国未来的一些巨国效应：东西地域梯度转移效应、中国规模经济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效应，以及由中国发展产生的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的强大磁场，一个由中国辐射和被辐射的大一统“中央王国”正在形成，最后是中国高铁对中国这个巨国效应产生的延伸意义。所有这一切，都在于论证中国巨国效应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可能的发展进程的。
梯度增长：从沿海到内陆
“东方不亮西方亮”，生动地描述了中国大国的经济进程。
依照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工业化的实现过程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应由非农部门提供。但是，在1949年以后在长达近30年的中国，农业在与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进行的长期不等价交换、支持工业体系独立和完善的同时，自身释放出来的劳动力却无力被后者有效地加以吸收，以致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过剩农村劳动力。劳动力过多造成贫困，使劳动力素质低下，转而又导致过度贫困。这样便大大弱化了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能力。
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迫使广大农村陷入了“资本缺乏——过度贫困——素质低下”的恶性循环之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大量二元社会经济现象：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甚至刀耕火种的农业同时并存；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并存；一部分具有工业化、现代化因素的城市同幅员辽阔的以传统方式生产和生活的农村同时并存；少量优秀科学家、学者等民族精英同大量文盲、半文盲人口同时并存。
与上述相应的是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现象。长期以来，中国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机制。1949年至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由于贯彻政府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方针政策，加上中共党内“左”倾指导思想下片面追求发展重工业、轻视发展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路线，造成了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日益畸形发展和膨胀、众多中小城镇则得不到应有发展的局面。在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生产性建设、轻非生产性建设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业长期以来欠账很多。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性转移的严重瓶颈。不仅于此，中国城乡两个经济系统之间行政格局形成的人为壁垒，严重阻碍了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自由广泛的流动。加上当局用实施口粮配给制和户籍管理制，中国农业过剩劳动力完全失去了正常进入城市经济系统的自由度，从而在制度上把广大农民摒弃于工业化过程之外。
与上述相应的是中国初步工业化短缺症，即支持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足、能源匮乏、资金短缺、科学技术落后，教育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除了经济发展中的总量短缺原因外，结构性短缺也是过去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就是说，从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既存在某些部门的资本存量闲置，同时存在着部门资本投入不足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在初步工业化以后，经济发展缺乏资本存量调整活力，从而大大抑制了其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顽症不断地以经济周期波动形式表现出来，而更多地表现在一些“瓶颈”部门，它们成了中国生产能力和资源约束的硬约束，常常使处于扩张冲动的经济运行不得已突然减速，甚至停顿下来，从而不可避免出现在高涨状态下跌入低谷的现象。
孤立地看，上述这些历史形成的发展条件，常常被视作中国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本书的笔者认为，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当它们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配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发展环境，上述种种“包袱”却意外地逐渐演变成了若干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这一因素还将对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极大差异的国家，上述的大国效应再度发威，中国呈现出了具有替代性、连续性、持久性发展特点的经济局面：
——非均衡蕴涵着效率改进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以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例，二者之比经常为1∶5左右。只要持续存在着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劳动生产率就可望获得持续显著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农村乃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来源于农业劳动力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崛起而向非农业部门持续大规模转移的过程。
另一个例证是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的缺口。据有关方面估计，1978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约有1/4至1/3的加工工业，生产能力由于能源、运输和部分原材料供给短缺而闲置，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也往往因为这方面缺口而被打断。如果能源（主要是电力）、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和部分原材料工业投入有长足增长，那么，它们有可能带动加工工业部门以数倍于这些部门本身进行产出。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加工工业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之间长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长状态开始得到缓解，通过资源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以及消除“瓶颈”环节，中国经济效率的改进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1.落后部门并存有利于加快技术进步。过去，人们一直用“卫星上天，老牛拉犁”来形容中国技术和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这不能不说是非常贴切的。中国一方面拥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才拥有的原子弹、航天、电子等产品研究、开发和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沿用着数千年延续下来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类。与其他二元经济国家相比，中国技术档次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这种一种技术档次上的巨大差异，蕴涵了推动中国经济技术进步非常有利的条件。技术档次差距大，意味着经济中的落后部分有获得技术迅速进步的可能性，落后地区可以跳跃性地越过好几个阶段后来居上。
在同一经济中，高档次技术会对使用低档次技术的部分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而且在国内，先进部门向落后部门传递先进技术，与在国际间实现这种传递，其成本显然要低得多。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中军工技术向民用部门的传递，城市企业技术向乡镇企业的传递，以及工业和科技部门帮助农村科技兴农的传递等，都是颇有成效的。未来，随着阻碍技术转让的藩篱进一步拆除，由技术传递而推动技术进步将在中国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2.城乡消费水平差异对某些工业部门成熟期的延长。作为长期推行城乡隔离发展政策的后果之一，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城乡消费水平差距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日趋扩大。农业与非农业居民消费水平之比，1952年为1∶2.4，1978年升到1∶2.9。改革开放之后，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曾达到1∶2.3，到1989年又回升至1∶2.7。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导致了不同的消费结构，如城乡居民在较高档次消费品上的拥有量差距就相当大，由此形成了中国消费需求独有的“断裂”现象，即当城市居民对某些耐用消费品需求高潮过去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农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却刚刚开始。这一现象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二次消费高潮之间便形成了一个市场需求相对持续期。平心而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上的严重滞后，对工业增长的影响不但不是消极的，而且还是非常有益的：
（1）这种差距避免了对某一档次消费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来。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在同一区域内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这种收入偏差很可能在某个时期形成对某类消费品集中而普遍要求而出现较大的供需缺口。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消费差就起到了分散消费需求的有利作用。
（2）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能够有效延长某些耐用消费品工业的成熟期。中国新兴家电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音响设备等行业，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城镇地区形成了长时期排浪式消费。到了21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家已普遍相信，随着拉动内需和新农村建设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将迎来广大农村地区的第二次需求消费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费品如轿车工业、住房等也因为我们的农民参与而将维持一个持久的爆发式的消费期。试想一下，这是一个有着9亿人口的广袤市场啊！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导致的低工资与高技术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久而独特的竞争优势。从长远看，中国庞大的劳动大军终将成为抑制工资上升的一个强有力因素，这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具有绝对长期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的基本走向是追逐高技术产业以及与高技术相联系的高附加价值产业。中国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是有基础的，随着工业制成品特别是机电产品在出口结构中份额的不断提高，随着如轿车等高附加值产品大批量生产并陆续出口，中国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可望大露头角。这意味着中国可能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同时占有优势。这一点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很难同时具备的。中国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中长期维持较低工资水平，劳动密集产业中又引入新技术，这样，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这两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就更具有竞争性。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工业部门容易在国内形成完整的关联，一般不会出现市场容量小而不足以达到生产规模经济的状况。
中国规模经济效应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区域性经济集团化正成为世界经济中一种全球性趋势，各经济集团逾越经济水平差异障碍，逐渐扩大经济版图和板块。在新一轮国际经济集团竞争中，中国警觉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早在80年代末就开始不失时机地用战略发展的眼光分析国际经贸环境和情势，按照经济联系和对外打通的崭新思路，从国内地域不同特点出发，对包括和周边国家相关地区在内的大区域经济加以再规划。到2010年，中国已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多层次、全方位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的开放网络和国民经济有机系统，以整体协调参与国际竞争，迎接世界经济区域化的挑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局面。这是又一个巨国效应的例证！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当属华南经济圈。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台港澳与中国大陆的经贸交流活动多集中于东南沿海的广东与福建两省，台商在大陆投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广东的70%以上外资来自中国香港。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使台港澳、广东、福建逐渐发展出一种唇齿相依、密不可分的经济结合关系。根据统计资料，此一自然结合的经济区域早在1995年人口就超过1.1亿人，总生产额近3000亿美元，发展潜力相当惊人。到21世纪初，两岸三地已产生高度的“依存效应”。到2009年底，台湾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依存度高达17%，对香港地区则高达22%，合计接近四成。就整体贸易而言，台湾进出口贸易对中国大陆市场依存度达10%。在中国大陆吸引的外资中，港台资金合占80%以上。据台湾地区“陆委会”委托民间机构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两岸产业分工正朝着中国大陆生产、香港资金调度、台湾地区接单与研发的模式发展。香港学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华南经济圈”内在关系时是这样阐述的：
“应该指出，中国香港今天实际已不止是香港。在经济上，香港地区与中国大陆越来越紧密，香港地区的资金、人才、信息对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地区与珠江三角洲更出现了‘前店后厂’的依存关系。没有香港地区，便没有珠江三角洲的发展；没有广东，也没有香港的安定繁荣。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种‘系统内’（Intra—systemic）的关系，而非‘系统间’（Inter—systemic）的关系。显然，香港、广东已是荣枯与共的经济区域。不止于此，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特别是福建，也逐渐形成互补共长的经济区。于是一个香港、广东、台湾、福建合成的大经济区正在东亚浮现，这可能是比中国的‘经济特区’，更具深远意义的经济发展。”
华南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澳门毗邻而处，往来方便，这种地缘关系是促成其经济自然结合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诸地同胞血脉相连，语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沟通容易，能够相互认同，经济结合的社会及文化条件充分具备，此其一。广东、福建、东南沿海的“黄金海岸”以辽阔的中国地区为腹地，联结内地庞大资源与劳动力市场。台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华人对外经贸关系极为活络，联结世界庞大产品市场。两者互为依赖、发挥雄厚的潜力，步向经济的自然结合顺理成章，此其二。中国劳动力充沛且价格低廉，但资金不足，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素质低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澳门天然资源严重匮乏，劳动力不足，工资高昂，但资金却极为丰沛，工业技术水准及服务素质也佳，彼此正可互通有无，互补不足，此其三。最后，利用台港澳、东南亚及世界强大的华人经济，将那里的资金、信息、管理技术与中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较高的科技市场水平和科技人才结合起来，将大大增强开发尖端科学技术和产品的实力，对中国科技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