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港、澳、穗、深、珠五地正进一步作出协调和整合。在产业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企求面面俱到，发展“大而全”的协作系统。香港将进一步发挥综合型自由港口、国际金融中心、资讯信息中心、中国与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为中国与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交流协作的重要桥梁，全球华人、华裔与祖国沟通的重要媒介。
到21世纪初，港、澳、穗、深、珠5大城市群体已大致形成了一个“超级产业链”。在产业政策及结构上，5地也回应作出重构：华南经济开放圈中的香港辐射集聚效益是最大的，在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对澳门、广州、深圳、珠海将构成垂直合作关系。从发展趋势看，广州、深圳、珠海高科技和人才资源优势将在若干年后形成经济优势，造成香港、澳门对其依附性越来越大的局面。因此，可以预见，未来5地的结合将遵循垂直合作为主，但从长远看以水平合作为主的模式，它是一种结构性上的互补。
如今，中国沿海地带早已和内陆各省市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经济分工和协作关系。因此，如果把战略视角进一步投向21世纪20年代，在一个涵盖台、港、澳、亚洲华人和世界华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国“黄金海岸”各省市的大范围的基础上，再有10年时间至2020年，这一华人经济圈应可将上述业已发生的经济自然结合的庞大利益逐步扩散至中国北方及广袤的内陆地区，经济统合和协作将可望在集约化程度上展开。
显然，华南经济圈的成功典范给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进程中积极拓展与周边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参与新世纪条件下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分工，加强与该区域内各国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指向。
中国在迎接世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挑战中，无疑正在效仿华南经济圈一体化的模式，把它和周边亚洲太平洋国家和地区当成一个发展架构来加以处理。可以想见，未来，中国沿海沿边将在原来区域整合基础上逐渐衍化出五大块跨国、跨世纪的产业协作系统，其基本框架是：
——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以中、日、韩为主体的国家构成的黄渤海经济协作圈，可以说，它是世界上最具力量的经济区域之一。中、日、韩，也就是黄渤海圈3国，不仅地理位置邻近，而且作为相同的汉字和儒、佛教文化圈，文化上的接近性也很强，增进合作的条件非常好。再考虑到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3国具有形成未来世界最大市场的潜力。同时，3国不仅在产业发展阶段上多少存在着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术和资本，韩国的生产技术、成功的产业化和结构调整经验，中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将形成互补优势，当3国彼此进行合作的时候，其综合效应是非常巨大的。
在东北亚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里，第一层次的协作是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等省市沿海地区、韩国、朝鲜的经济协作作为核心形成的一个国际型经济协作圈和三角洲经济互补关系。政府考虑将一些三角洲地区建设成经济开放区，如辽宁的大连、营口，山东的烟台、威海和青岛。这些三角洲地区几乎覆盖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全部。开放区建成，即可成为国际合作重要的前沿阵地。
第二层次的产业协作是指上述第一层次的协作范围向北扩展，在中国、韩国、朝鲜与日本之间开展经济协作。主要以中国的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与日本的资金、技术相结合，带动中国、韩国、朝鲜和日本的产业协作。
第三层次产业协作是将协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实行包括日本、朝鲜半岛双方、俄罗斯远东地区、蒙古和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北亚产业协作。主要以中国的劳动力、俄罗斯的资源、日本的资金相结合为主要条件，推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产业协作，逐步形成东北亚经济圈。
从发展前景看，东北亚地区很有可能组成一个以高科技为龙头，实行梯度产业转移和技术转让体系的区域协作结构。中国东北地区既可以承接从日本、韩国转移出来的相当部分的产业，又可向蒙古、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转让某些技术，是东北亚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国东北地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其主要战略目标将确定为：利用日本、韩国的先进技术和俄罗斯远东的自然资源，把在东北的集团公司变成双向进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面，引进日本和韩国的先进技术，利用东北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进行加工返销日本、韩国，向俄罗斯、蒙古、朝鲜出口；另一方面，引进日本、韩国的技术和进口俄罗斯原料，在东北地区加工，再向日本、韩国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长（江）三角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第一层次的协作包括长江三角洲，即江苏、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长江流域地区与韩国、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国最大和最发达的工业城市。江苏省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与江苏省相比，浙江具有更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这将维持其今后相当长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已将苏、浙、沪三省市列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这个开放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浙江的嘉兴、湖州，总面积约27000平方公里，其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中国最富裕地区之一。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面向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国沿海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经济技术力量比其他地区雄厚，最有条件扩大对外产业协作。因此，长江三角洲将利用自身外向型经济优势，首先与韩国和日本发展成多元化经济关系，吸收韩国和日本的资金、技术。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还将发展一些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高科技产业。
第二层次产业协作是将范围扩展到整个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经济合作，促进经济共同发展。
第三层次的产业协作是将合作范围扩大到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中国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都有产业合作网络的局面。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参与这二者之间的产业合作，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提升无疑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亚洲西南大陆桥产业协作系统，指的是沿着传统西南丝绸之路和滇缅公路，沟通太平洋的北部湾周边亚太国家（地区）和印度洋的孟加拉国湾周边亚太国家（地区）的产业协作网络。它对于中国西南（海南、贵州、四川、西藏）的内部发展，印支（中南）半岛北部地区的缅甸的内部发展，以及大陆桥两边地区的交流协作，都将起着重大推动作用。为发展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系统，中国方面将首先由广西（琼）、云南（滇）、贵州（黔）等省区组成北部湾经济区，由广西、云南、贵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区组成大西南经济区，然后与周边中南半岛国家（地区）（即泰、老、缅、柬、越）建立湄公河流域发展系统的产业协作关系。中国的北部湾经济区和大西南经济区同时与周边亚太国家（地区）（即泰、缅、寮、柬、越以及孟加拉国、印度东北等地区）进行产业协作，构成一个亚洲西南大陆桥发展协作圈，形成一个由北部湾的北越和广西的海岸向北延伸，从广西进入云南，通向缅甸，迄于孟加拉国湾的交通网络，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促成亚洲最后一个未开发地区的现代进程。
为了推进西南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经济、科技合作，发展贸易，极需振兴南方“丝绸之路”，及早与有关国家或地区作出制度性安排，分阶段实行。所谓振兴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建立通向南亚、中东的陆上和空中通道，它包括建立以昆明为起点站，经过缅甸北部到印度东北地区，再与印度公路和铁路相连接的国际公路和铁路网。同时，开通至印度阿萨姆和加尔各答的航线。这一计划一旦实现，将大大缩短中国西南地区通往印度洋的距离，在一定意义上，使中国成为一个印度洋国家。它进而获得了便捷的“海上丝路”通道，使中国西南地区通向印度洋，又可以通向太平洋，穿过巴拿马运河，再进入大西洋。
——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开拓一条穿越中亚连接欧洲市场的交通要道对中国变得非常重要。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陆上丝路跨国产业协作系统”。目前中国原油进口的70%以上都经过马六甲海峡，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大多也需要通过马六甲海峡。一旦马六甲海峡在非常时期（如战争）因某些意外原因而被封锁，中国原油进口就将受到严重影响。
最近阿富汗境内发现的一处巨型多金属聚合矿更增添了中亚对中国的吸引力。据美国军方的地理专家估计，这个富含铁、铜、锂和钴的多金属聚合矿潜在开发价值高达1万亿美元。美国军方认为，开发这个多金属聚合矿有望使深受战乱贫穷之苦的阿富汗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家。
中国政府早就意识到开发中亚资源和推动中亚地区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并在许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谋划修建中亚和欧洲铁路的构想。无论是从商业利益上考虑还是从战略利益上考虑，修建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高速铁路对中国都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与常规铁路相比，高速铁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运输大量商品和物资。这将为中国从中亚地区进口原油和矿产提供极大方便，而中国出口商品也能更快、更便捷地抵达中东和欧洲市场。
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同协作系统内各国进行国际产业协作的基础。1992年初，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在中方境内全线贯通，成为继欧亚第一大陆桥后与欧亚各国相联系的又一大动脉。中国西北和西部省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等）沿着第二欧亚大陆桥可发展成陆上丝路经济系统。其中，内蒙古、陕西、甘肃和宁夏与蒙古、西伯利亚地区、日本构成小丝路发展圈；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与中亚细亚部分及中东构成中丝路发展圈。中丝路发展圈还可以衍化出同属穆斯林教的地缘文化的西北亚大穆斯林经济圈。第二欧亚大陆桥的建成，为中国中西部各省区向西开放、开拓大伊斯兰国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大伊斯兰市场广阔，它包括中东阿拉伯各国和南亚，特别是中东地区，经济实力雄厚，拥有大量石油美元和黄金储备。最后，由于第二欧亚大陆桥穿越中亚、西亚、东欧和西欧，直到大西洋东海岸的荷兰的鹿特丹，中国西部与国际联系大为拓展，西出国门加入中亚、北非，乃至东西欧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使得作为太平洋国家的中国可以直接地同大西洋联系起来，在那里找到许多窗口，进而发展成大丝路发展圈。
在中国西部，按照自由贸易原则，有著名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展开的跨国产业协作。通过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启动贸易投资便利化进程，适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优化贸易和投资环境，实现降低商品、资本和服务流动成本的目的。“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已为今后实现这一地区贸易自由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未来5年，“亚洲西南大陆桥”和“第二欧亚大陆桥”因为高铁的建成可望贯通，遂使“西南丝路”和“西北丝路”由历史走向现实：由兰新（陇海—兰新）和第二欧亚大陆桥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成都—昆明），然后转入缅甸，经过马来西亚至新加坡。至此，中国对外经贸区域一体化战略将得到全方位体现：中国将既是一个“大陆国家”（背靠欧亚大陆），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大西洋国家”“印度洋国家”；“两个大陆”（欧、亚大陆）加上“三个海洋”（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的总体发展与开发模式，使21世纪中国现代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目标的实施中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东盟跨国产业协作区。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构想开始正式浮出水面。中国早于1992年就已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次年，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委员会和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成立。1995年中国—东盟高官会议正式建立，1996年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次年中国—东盟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在马来西亚举行，双方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此后，“10+3”（东盟10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会议机制正式建立起来。到2010年，东盟跨国产业协作区又吸收了美国和俄罗斯加入参加。
与此同时，中国也积极推进图们江地区的国际合作开发，推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并参加了曼谷协议。此外，东盟还在安全经济等领域积极推动更广泛的地区合作。2001年11月，前总理朱镕基在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正式提出了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确定新世纪初的重点合作领域，即根据双方各自经贸优势，把农业、信息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开发作为近期合作的重点领域；第二，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今后十年内，正式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第三，加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和支持，在不断拓展双方经贸合作的同时，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双方的政治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
2002年11月4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定》，这标志着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堪称中国与东盟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显然，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是促进中国—东盟进行区域整合的一大动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其他的经济贸易大国都在发展自由贸易区，不仅在地理上临近、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国家间形成了很多自由贸易区，还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的如美（美国）、加（加拿大）、墨（墨西哥）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跨越不同地域的如欧盟与远在拉美的墨西哥、智利结成的自由贸易区，以及在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建立广泛的合作协议，如1999年10月签订的“欧盟—南非框架协议”。而在亚洲地区，除正在成长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尚未形成正式的、覆盖面积较大的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这种现状使各国失去了巨大的、本来是有可能获得的贸易实惠。
好在东盟各国经过10多年谈判，对消除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统一产品标准和关税术语、简化和统一海关程序、建立人员交流和信息交流机制等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制定了中长期目标，确定了一套相当固定的谈判模式和协商机制。所有这一切，都为最终实现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