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在2005年开始就成为煤炭、钢铁、铜的世界第一消费大国，世界第二石油和电力消费大国。2010年，相对应中国GDP总值占世界GDP总量（达到近1/5），中国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耗量的7.4%、31%、30%、27%、25%和40%。照这种高消耗高产出模式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总量再翻番，哪里去弄那么多资源供中国消耗？无论何种估计，经济快速增长与矿产资源大量消耗之间日益尖锐的矛盾已经不是预测，而是现实。
此外，中国经济的快增长也加剧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分享世界资源的竞争，而世界资源本身是有限的。以铜为例，目前世界探明的铜资源储量是65000万吨，经济可利用储量是34000万吨。假设中国未来20年铜的缺口将达5000万—6000万吨，要知道，中国人口只占世界的1/5，如果世界其他人口也按照中国人均标准消费，那将意味着20年后全世界经济可利用的储量全部开采出来都不够用。
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21世纪中国伟大复兴之路的拦路虎，也因此，一时间能源出路这一问题成为国策时政的聚焦点。过去我们曾经一再抨击美国消耗了世界多少多少资源，如今，中国自身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未来几十年，只要中国工业化进程没有停止或者中断，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矿产资源消费大国将成为铁定的大势所趋。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谁来供给中国”的世界舆论，将成为摆在中国伟大复兴面前的真正问题。中国应正视资源危机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跟世界其他国家的政府合作对话，而不是一边向世界掩饰中国资源的危机，一边却对国内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以致最后造成万劫不复的战略性错误。从这个意义来说，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极限不是绝望，不是恐惧，而是正视现实危机。认清危机可能给中国未来带来的挑战，居安思危，未雨绸缪，不至于将来临时抱佛脚。
被严格框定的资源承载条件
中国在提出诸如2020年达到小康社会以及2020年再翻番之类的美好构想的时候，是否同时精确计算过，例如，如此小康、翻番到底需要多少钢筋，又需要多少能源来支撑。中国在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是否也同时关注在这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背后，到底需要付出多大资源与环境代价。这似乎不值得在政府报告中一提，但以下的情况是触目惊心的：中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以10000多平方公里推进；中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到2020年，全国6座城市中将有400多座城市供水不足，其中比较严重的缺水城市达110个，全国城市年缺水60亿立方米。全国131个流经城市的河流有70%被污染；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30%……
毋庸讳言，过去几十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自毁家园：山在秃、水在臭、河流在干涸、草原在变荒漠。中国经济奇迹背后是环境资源的变坏，变恶劣。可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却只有一个。
过去中国人常常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而感到自豪。中国地理课本上就是这么写的。然而中国国土面积不可谓不大，但内陆山地、高原的比例就占到2/3，而且生态脆弱区（高、寒、干、荒、风、沙、陡）亦占2/3以上。物种和资源的家底原本也称得上丰富多样，但人口“众多”，至近代已近乎恶性膨胀，耗用资源程度惊人。中国也属于自然灾害多发区，高寒地带的雪灾、塌方、泥石流，干旱、半干旱地带的风、沙、旱灾，众多水系下游的洪涝灾害层出不穷。一些地区还属于环太平洋地震带范畴，时有不同程度的地震发生。所以历史以来，真正风调雨顺的年景远少于灾害年，而20世纪以来灾害发生期更有明显的缩短趋势。
除了自然力引发的灾害外，历史的、近代的，尤其是过去持续高速增长的30多年里人为对环境与资源的破坏，更加剧了自然灾害的频发，造成了生态的退化与危机，其中大气污染、水土流失、水污与水荒、土壤沙化与植被荒漠化等问题甚为严重。近些年来，中国各层面虽然已经高度正视生态问题，着手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但生态现状总的是局部原生良好，部分治理恢复，面上仍然污染退化严重，已经到了非治理不可的紧迫状况。
中国生态危机是承继过去历史而来的，其中人口恶性膨胀是造成一系列环境恶化与资源匮乏的主要导因。中国生态环境问题除了先天脆弱易于失衡的自然地理背景外，人们采取不合理的行动拼命向自然界索取，则是加速其生态环境破坏过程的历史性原因。由于处于工业化初期，为了加速工业化进程，加重了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的矛盾；由于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大力发展经济，加重了资金短缺与治理环境的矛盾；由于农村过剩人口过多，为了迅速发展乡镇企业，加重了农村发展与农业环境污染的矛盾；由于环境治理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加重了破坏与治理的困难。上述使生态环境治理难度极为艰巨，花费代价极为昂贵，调整余地极为狭小，恢复周期极为漫长。中国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态破坏与环境的双重挑战。
此外，空间分布不均，过分密集于城市也是生态危机的重要方面。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化进展呈现出由渐增到突发性扩展的趋势。人口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城市工商业化的集中，一方面带来繁荣和产值，而同时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荒漠化”、就业困难，甚至犯罪率上升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
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主的环境污染成为突出问题。2013年新年伊始，中国广大地域遭遇罕见强度的雾霾天气，PM2.5值监测器被称几近“爆表”。雾蒙蒙的城市、戴着口罩的行人、网络上流传的黑色幽默随着这些与北京雾霾有关的元素持续在世界媒体上传播，中国这个经济巨人再次站在了世界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中国是世界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全国各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长期居高不下。大气污染物主要包括碳氢化合物、硫氧化合物、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烟尘、酸雨等。
一氧化碳是城市大气中含量最多的的污染气体，约占污染物总量的1/3，主要由碳氢化合物燃烧不完全产生。造成空气污染的氮氧化合物包括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它们来自矿物燃烧、汽车尾气和工厂废气。现代城市中汽车不断增多，是大气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汽车尾气中含有氮氧化合物，易腐蚀物品和刺激人体呼吸道，还可形成光化学烟雾，刺激人的眼睛。
煤燃烧时产生的二氧化硫易造成建筑物和许多材料损坏，对人的呼吸系统产生严重刺激，甚至有致癌作用。2011年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高达4100万吨。北京仅各类锅炉每年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就达20万吨。
烟尘是大气污染物中含量大、成分复杂、危害很大的一类，包括飘尘和降尘。北京时不时出现的北京地区的飘尘中主要含有硫、铅、锌、铜等成分。烟尘除遮挡阳光、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外，更严重危害着人体健康。城市中肺癌等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增长，都与飘尘的危害有关。
中国南方酸雨构成的危害也日趋严重。据统计，77个城市中出现酸雨的城市占48%。在全国500多个城市中，大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不到1%。人口与城市化的过快发展，使环境不断恶化，资源日趋耗竭，反馈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活与发展，是当今生态的首要危机。
比城镇环境污染涉及面更广的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大范围内生态系统的破坏与退化，突出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消减等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水土流失涉及范围达360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每年水土流失量已达100亿吨。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4800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38%。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淮河流域和沿海地区等几大水土流失区，已经成为区域性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首推黄河流域。由于主要流经黄土高原，以及长期人为对植被的破坏，使黄河成为全球、也是中国输沙量最多的河流，多年平均含沙量为37.7公斤/立方米，是长江的77倍。平均年输沙量16亿吨，相当于一条高、宽各1米，绕地球32圈的沙堤。这16亿吨沙中有4亿吨沉积于下游河床，形成每年淤高8—10厘米的“悬河”；而另外12吨沙被带到入海口，使入海口每年向海中推进3公里。近百年来，黄河入海口已淤积了400亿吨泥沙，形成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的三角洲。
在全国范围内，各水系因水土流失造成的泥沙淤积损失水库库容200亿立方米（相当于5个密云水库）；内河航道缩短过半；“悬河”“悬湖”增多，一旦决口，后果不堪设想。
土地的荒漠化与沙化是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和现实的主要问题之一。特别是近代，由于人口增加，生产活动加强，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沙漠、沙地面积不断扩大，许多原来的草原也变成了沙漠。中国的荒漠化土地面积高达26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7%以上，相当于14个广东省，其中新疆、内蒙古的荒漠化土地面积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47%和60%。
放牧、开采、不合理灌溉等行为，加剧了土地生产力下降和肥力损失，使沙化退化问题日益突出。如在内蒙、宁夏荒漠化草原区，仅捡发菜、挖甘草两项，就足以给旱地草带来灭顶之灾。据估算，捡1斤发菜将导致1.3公顷草原沙化、退化5年之久。蒙、宁两区因此被破坏的草场已将近1万平方多公里。荒漠化地区发生和扩展的沙尘暴亦是严重的生态灾难。中国20世纪50年代发生过5次沙尘暴，80年代发生14次，90年代至今已发生23次之多，到21世纪前10年波及范围更广。前些年，北方沙尘暴屡屡危及首都北京，但就这方面的报道不绝如缕。
造成生态系统破坏与退化的人为因素可以归结为“五滥”，即滥垦、滥牧、滥伐（林木）、滥采（药材）、滥用水资源。这些行径直接地使生物多样性显著消减，并且恶化生物生存环境。“五滥”中，滥伐森林对生物多样性的危害最大。陆地植物的90%生存于森林中，热带雨林的面积虽只占陆地的6%，其中却生长着全球野生植物的60%，足见森林在维持地球生物多样性上的巨大作用。近几十年来，由于乱砍滥伐，地球每年大约有1100万公顷的热带雨林消失。中国几十年来森林也遭受极度砍伐。虽然人工造林使中国森林覆被率达到13.9%，但仍然面积少且分布不均。一些重点林区，森林覆被率长期以来处于下降趋势。
处于濒危和受威胁状态的野生动物约有4000种（其中濒危脊椎动物约400种），濒危、受威胁野生高等植物约4500—5000种，占高等植物总种数的15%以上。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藏羚羊、白鳍豚、红豆杉等珍稀物种的分布区已明显缩小，数量骤减。
由以上概述可见，中国的生态危机近在咫尺，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在2012年的《财富》论坛上语出惊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但实际上已经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了。”他痛心地提到，短短50年，我们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我们的土地因为水土流失损失了一半。潘岳称，若继续保持目前高耗能、高污染、高消费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当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翻两番时，污染负荷也会跟着翻两番，甚至会更多，而这是现有的环境资源根本无法承受的。因此中国生态危机不是50年后的事，而是已经发生的事。
总之，中国在未来通往伟大复兴之路的进程中将承受空前庞大的人口压力和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问题，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双重挑战。以相当脆弱的生态环境支撑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赶超”的宏伟目标，从而使自然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中国通往伟大复兴之路的的资源承载条件是被严格框定的。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又正处在三大人口高峰：（1）总人口高峰；（2）劳动力高峰；（3）老龄人口高峰彻底来临以前的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时期。历史与未来留给中国及后代的回旋余地是狭小的，调整时间是短暂的，基础是苛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