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角色发生了以下三个重大的也是必然的历史性转变：第一，中国由一个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变成一个迅速崛起并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由国际体系的反对者、旁观者变成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造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或偶尔借重的对象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加以防范、制约甚至围堵的对象。而印度、东南亚联盟等国却成为大国竞相拉拢的对象，中国在国际上已不可能置身于大国矛盾之外，而越来越成为别人可利用的矛盾之一。“中国威胁论”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
面对中国经济起飞和大国的兴起，某些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复杂心态是不难理解的。它们猛然发现，长期来一个非西方化的具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但没有被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没有被肢解和分裂，反而变得更加强大，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可能超越它们，这一点对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实在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的强大崛起，中国在不断加强其保卫国家战略核心利益的同时，也面临了更大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与舆论的压力。经济全球化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由于中国经济的急速起飞及其安全利益在全球的迅速推进，许多新的国家安全问题正在出现。从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期里的国家安全利益角度看，中国的国家安全保障系数不算高，被迫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正在日益增强。21世纪中国通往伟大复兴之路的进程除了分析内生性困境和挑战外，我们还需要从她现今乃至未来面临的外部国际环境来加以分析。
遭遇国际贸易摩擦重围
中国在经贸上的崛起，决定了中国将在全球同时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利益竞争，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存在着竞争关系，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以及越来越多的现代服务业存在着竞争关系。中国增长快于世界其他所有主要经济体的现实，也引起了国际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而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必然伴随烈度不等的国际经贸争端，中国在崛起全程不可能摆脱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骚扰。2008年以来在欧美相继发生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加大了对中国的贸易壁垒的围堵。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看，中国对外贸易争端将集中体现在三大焦点上：
1.未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经贸争端的第一大焦点将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和国际经济地位提升而逐步向更高层次发展，这也是未来一段时期内最大的经贸争端问题。中国产业升级相应将导致中国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发生越来越多的争端；更重要的是，中国对外贸易争端将日益聚焦于标准和国际经贸规则领域，因为这才是中国提高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份额、提高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地位的关键和终极目标。从2003—2004年中美半导体税制争端，到2006年中国和美国、欧盟、加拿大之间围绕中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在世贸组织的争端，再到近年反补贴迅猛崛起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摩擦风头最劲的武器，以至于从2009年以来全世界几乎七成以上的反补贴案例都是针对中国而来的，从中足以体现美国等西方国家狙击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侧重点。美欧企图将竞争规则引入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并引用竞争规则打击中国国民经济支柱的国企，更是对方企图釜底抽薪断绝中国可持续发展动力之举。
2.中国对外经贸摩擦的第二大焦点将是中国与后发的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争端，特别是那些企图努力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赶超中国的热门新兴市场经济体，如越南、印度、巴西、南非等。
3.中国对外经贸争端的第三大焦点将是关于中国进口市场准入。由于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进口大国，由于中国国内消费等项需求增长旺盛，而且中国政府已经明确宣布扩大进口的思路，其他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争夺将趋向激化，它们与中国国内企业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将急剧上升。
国际金融大危机以来，中国面对的贸易保护压力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中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从低端产品向高科技产品蔓延，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从产品层面向产业、政策层面蔓延，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新动向。
2010年9月16日，欧盟委员会再次对中国数据卡发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约41亿美元，此案不仅成为迄今中国遭遇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救济调查，也是此类高科技电子产品首次出现在中国的贸易摩擦中。
2010年以来，贸易摩擦案件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迹象是贸易救济调查开始从低附加值产品，如纺织品、轻工产品等迅速扩大到机电、医疗保健品、化工产品、微电子产品、食品土畜产品等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长期以来，低成本、低价位、低技术含量一直是中国出口产品屡遭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原因，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也是众多企业对抗贸易摩擦的“法宝”。而在新一轮贸易摩擦中，这些高端产品也“在劫难逃”。广东外贸大学肖鹞表示，数据卡等属于不断更新换代的高科技产品，中国产品促进了技术进步并创造了新的市场，也给欧盟消费者带来了实际利益。但欧盟仅为保护某一成员国中一家企业利益，就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这凸显了欧盟后危机时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典型的滥用规则的表现。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一些国家还表示将通过扩大出口来缓解国内贸易赤字问题，这使得中国的中高端产品领域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成为贸易保护指向的新领域。
贸易摩擦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扩散。来自世界银行2011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中国出口总量还不到全球的10%，但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82%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除了贸易救济调查之外，还有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商品直接实行了贸易保护措施，在2012年全球新启动的15项贸易保护政策中，针对中国商品的占10项，比例高达67%。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除了传统的美欧反倾销调查，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措施也陆续登场，如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鞋类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印度对中国产农药用化学品二乙基硫代磷酰氯做出反倾销仲裁，墨西哥继续对原产于我国的高碳锰铁征收21%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哥伦比亚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打汁机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等，不一而足。
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局长周晓燕认为，世界经济复苏缓慢而曲折，各国保护国内市场和争夺国际市场的竞争仍将日趋激烈，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分工，中国部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同质性趋强，竞争面扩大，也会产生贸易摩擦。
争端背后的较量升级，贸易摩擦波及产业和制度领域。2010年10月15日，美国财政部发表声明，宣布原定当日向国会提交的最新一期《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报告》推迟公布，中美之间的“汇率战”风险暂缓。但对于中国外贸企业而言，随时可能发生的汇率摩擦仍然是一剑高悬。
“尽管美国推迟认定中国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但应该看到汇率问题已经成为少数国家的政治工具，随时可能再度拿起。”新明珠陶瓷集团国际事业部总经理吴敏刚说，“‘汇率战’只是手段，目的还是通过‘贸易战’舒缓本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但却无视其他国家利益要求。”
来自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的研究显示，贸易摩擦已经开始更深层次波及产业和制度领域。随着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升级和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领域正从货物贸易向汇率问题、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扩展，贸易摩擦的争执点也从单个产品向整个产业扩散，最后直抵政策和制度层面。在中国遭遇的国外反补贴调查案件，涉及税收、投资、贸易、产业、土地、国企改革等中央、地方经济政策150余项。长期在应对贸易摩擦一线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公平贸易局局长陈立鹏认为，贸易摩擦向纵深发展，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钢铁、石化、纺织、造纸等产业国际竞争力，危及产业安全，而且也间接影响了我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世界经济的历史值得借鉴。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日本经过近20多年的和平发展，到80年代至90年代便进入了一个国际经济剧烈摩擦期，而到了现在，日本又进入了一个平稳均衡期，平稳均衡期也因为有摩擦最多的中国作为日本的挡箭牌。
未来一二十年，中国为实现其强大崛起的战略目标，至少需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维度作好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就合作、纠纷、摩擦、冲突和战争等程度不一的各种可能的准备。为实现崛起的配套战略重点，中国也应放置在如何规避和处理好非和非战的“灰色区域”，为简便起见，我这里姑且将之称为“摩擦”。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层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摩擦将日渐错综复杂。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不是一般的摩擦，而必然是“大国摩擦”。摩擦的深度势必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和观念层面。事实上，经济摩擦只是文明的“器物”层面的碰撞，是整个摩擦冰山上的一角。真正的摩擦将从器物层面深入到文明的制度层面以及观念层面。所以，在著名美国学者享廷顿这样的西方政治学家眼里，从来不认为美国与中国的摩擦只是经济摩擦，而直言是“文明的冲突”，即一场深远的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
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人们会感觉到越来越需要认真分析中国国际经济摩擦的特点。为此，可以借鉴历史与国别的案例，譬如说，日本的案例。日本也曾有过20余年的长久发展的时期，但一旦成长至“大国”的经济规模，即遭遇与美国的强烈摩擦，最后以汇率的被迫升值而中止做大的过程。但中国的国际经济摩擦又将不同于欧盟与美国、日本与美国的那种摩擦。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欧盟和日本都是美国的盟国，日本在大国兴起时还有着“冷战”的有利背景；而中国的政治、文化和价值取向，都使得这种摩擦带有全方位的东西方的摩擦。如果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从价值观到行为上都充分欧美化了，那多半是对形势的误判。与日本、印度以及伊斯兰世界一样，中国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而且一直在阻止这种文化被西方文化所全面取代。百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去面对在国际上出现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等诸多事情的自信局面。
第二层面，未来一二十年，中国经济将处于典型的非和非战的“经济摩擦期”，这种经济摩擦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工业原材料的重新配置、制造业的转移和市场重新瓜分、就业岗位向中国加速集中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中国经济规模正迅速蹿升，虽然中国在人均经济总量上还很落后，但从经济增量、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以及中国经济总量最终将在10年内赶上超过美国，从而执世界经济之牛耳，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大到世界无法可以再忽视，届时，中国在世界经贸中的话语权将迅速提振。
据世界银行计算，2002—2010年，中国在世界GDP的比重持续增加。2003年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为4.6%，2011年时升至15.5%，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贡献国。据高盛研究，2000—201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超过20%，高于美国。2011年，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进口呈现增长的国家。在全球贸易下降12.9%的情况下，中国进口值仍超过1兆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为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的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上都占据了重要位置。我们在本书的前面部分已经预言，作为经济增量“超级大国”的中国，依其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长率2.4倍的增长潜能，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后，将于21世纪30年代的某一个时点超过美国。任何人在考虑中国在未来10年内的战略与政策选择时，都不应该忽视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和远景，都不应该忽视人类这些最重要的趋势。
如果画一个以时间为横轴，以国际经济摩擦为纵坐标的示意图，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伟大兴起预计将经历三个重要历史阶段：一是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于隐性的阶段；二是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性的时期，大概也将经历20余年的时间；三是中国作为新的大国被接纳、达至新的国际均衡的时期，这将是以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事情了。眼下，中国已经进入至少长达一二十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
被妖魔化的中国
如同一头公牛闯入了瓷器店，中国这一巨型大国的崛起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崛起在国际上一片鲜花与掌声中也同时迎来了忧虑和质疑，而后者最突出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学术界，它的始作俑者是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在《诸君》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的文章。他从国力角度把中国视为一个取代苏联的潜在威胁。然而，当时他的这一观点并未引起注意。直至1992年开始，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英美等国才开始随声附和。西方一些人士意识到，一个强大的中国或许不一定是世界之福，也许是世界之祸。
1992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物《政治研究》秋季号刊登了芒罗题为“觉醒的巨龙：亚洲的真正危险来自中国”的文章，并专门就此发表了新闻公报，指出中国将对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构成威胁。
日本《朝日新闻》1992年8月3日报导中提及“中国正在成为破坏亚洲军事均势的不稳定因素”。
印度尼西亚安塔拉通讯社在“中国作为经济军事力量而崛起”的文章中宣传中国军事现代化使东南亚国家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