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在开始，黄维不能在胡同里走路了。他被小车从复兴医院接回功德林后，便躺在床上一动未动。他躺下不打紧，一躺就躺了将近4年。在这4年当中，黄维在床上心算了一道算术题：共产党每天给他一斤牛奶，4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两个鸡蛋，4年合计多少？每天给他3两猪肉，4年合计多少？
黄维算出来了没有？眼下尚不知晓。黄维的部下邱行湘却开始有了答案。
功德林里的国民党战犯，大都享受过新中国的小车的柔软以及从德国人手里接收回来的复兴医院特殊床位的舒适。邱行湘在战犯中，甚至在非战犯的一般人中，身体都要算第一流。他本来在他私人的米黄色的小车随着公家的草绿色的卡车被共产党缴获后，再没有享受柔软的念头，可是，他仅仅因为牙痛也被功德林的小车送去复兴医院。
他第一次感到坐小车的舒适。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感觉到共产党的坐垫比国民党的要多几盘弹簧。他本来闻着汽油味就容易作呕，现在却情愿在行驶着的小车里大声地打饱嗝。
邱行湘为仁义动情，这不是第一次。1933年，国民党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他作为陈诚新编的第5军59师197旅353团2营营长，随旅长方靖在岭口占领阵地。以后方靖要他推进到霍源西北一带高地，占领了优势地形。打了两天以后，红军向他的阵地右翼步步紧逼。最后，红军一、三、五、七军团及红军22军罗炳辉部打到他们的353团的阵地上来。经过一番极为激烈的厮杀，他受了重伤，被送到南昌法国医院疗养。住进医院不久，陈诚带着水果专程来看望他，这使他的眼角浮出一汪感动的泪花。
当然，邱行湘心里有数，国民党的恩德是需要偿还的，对方的恩德愈重，他欠下的债务愈多，直到把老命卖掉，方才身心两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同时，邱行湘心里有数，共产党的恩德是不需要偿还的。他觉得共产党的仁政有些像大肚罗汉的面容而不像商人的笑脸；退一万步，囚徒身上有什么油水呢？
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战犯的优厚是建筑在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之上的。在黄埔村头、井陉河畔，国民党战犯每顿是3菜一汤，每周配5斤白面；而共产党人一个月吃一次面粉，平日吃玉米、小米、南瓜。在新中国的监狱里，包括管理处最高领导者在内的共产党人通通吃大灶，而国民党战犯吃中灶则是最低的生活标准。人心非木石，邱行湘的眼角又掉下滴滴感激的泪水。他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这片绿色的森林是浩瀚无垠的，里面充满着晨歌，充满着朝霞，充满着苏醒……当然，邱行湘在功德林里也遭受过不幸。
那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功德林办公大楼因煤炉底漏火，引起地板燃烧，使大楼受到一些损失。邱行湘作为组长经常出入办公大楼，向管理处教育科汇报情况，因此，战犯中有人议论邱行湘有纵火的嫌疑。正在邱行湘叫苦不迭的时候，一包火柴落在他的手心上。管理处吸取失火的教训，派专人管火，指定邱行湘负责管理各条胡同的煤炉、化纸炉，早上由他生炉，晚上由他封火。
火柴尚未划燃，邱行湘的心已经热了。
1931年，邱行湘随陈诚参加第二次围剿失败后撤驻吉安。那时他任18军特务营营长。陈诚令他“严禁烟、赌、娼”。特务营巡查队抓住了一个吸鸦片的姓覃的18军干部补习所教官。覃当场向巡查队跪求宽恕，巡查队长准予释放。可是，覃回到补习所，用匿名信诬控邱行湘“包烟、包赌、包娼”。陈诚接到匿名信，立即唤过邱行湘，骂他“执法犯法，自暴自弃”，并以此作为理由撤了邱行湘的差。此事很快被补习所主任樊嵩甫察知，樊立即到陈诚处对陈说：“你凭覃的诬告，做错了事。”陈诚方有悔意，立即派副官处长唐耀疆到去南昌的轮船上把邱行湘拉回。邱行湘执意不肯。到了南昌，住在江西大旅社。第二天，他去见何应钦，何要他到行营任特务团营长。不久，陈诚也到了南昌，也住江西大旅社。可谓冤家路窄，邱行湘上楼，陈诚下楼，邱行湘无法回避，只有就地站住。陈诚问他：“你为什么要走？”邱行湘低头不语。陈诚的前妻之兄吴子漪（18军南昌办事处主任）在旁边对陈诚说：“你撤了人家的差，怎教人家不走？”陈诚发怒说：“撤差就一定要走吗？”吴子漪不再说话，邱行湘进退不得。隔了一会，陈诚转过话题，心平气和地邀邱行湘随他到武汉（接任何成的“绥靖”主任）。于是，邱行湘又跟着陈诚下楼去了。
邱行湘想到这种往事，不由得把火柴捏得更紧。一包火柴只值两分钱，他把它作为被俘5年来人生价值的总和。在旧的年代里，他承受过国民党的不计其数的生杀予夺、逞其喜怒的恐怖；在新的岁月中，他领受了共产党专门为他们制定的三保政策（保障人格、保障生活、保障健康）所带给他的快慰。在为国民党卖命的时候都不曾享受到的东西，现在作为共产党的囚徒却享受到了！在这样的感触中，邱行湘把共产党人对他的信任——包括这包火柴的信任，由衷地当做自己的幸运。他把共产党人的关怀和信任连在一起，暗自在心里合拢双拳，喃喃一句：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功德林作为一个生活的集体，包融了生活的全部。人们往往强调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更为需要，那是因为物质生活已经能够满足需要的结果。此间的情况正是如此。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强调精神生活的人是为了别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享受保持平衡。
此刻，功德林大礼堂灯火辉煌——日本战犯和中国战犯各自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正在举行文娱联欢晚会。
日本战犯的节目显然比中国战犯的要精彩得多。他们演出了成套的日本戏剧、分类的日本歌舞。邱行湘最感兴趣的是日本人跳的《大头舞》。台上，一排日本人赤着膊，下身只穿着裤衩，面孔被油彩染得黢黑，袒露的、白白的肚皮上，画着比原形大几倍的眼睛、眉毛、鼻子、嘴巴——眯着眼睛看，真像是一列没有脖子、胸脯和肚子的大头人。“大头人”们忽儿朝东，忽儿朝西，忽儿挥拳，忽儿击掌，动作敏捷，势态磅礴，快时如雨，慢时如云，最后在一片震动屋瓦的呐喊声中，《大头舞》戛然而止。台下报以爆炸般的掌声。
邱行湘看得眼花缭乱，他对演出归来的那位北平宪兵队头目上村赞不绝口。他告诉上村说，《大头舞》着实好看，可惜看不出个名堂来。上村笑着告诉他，《大头舞》虽然是日本岛上的民族舞蹈，但渊源还在中国。这位“中国通”有根有据地说，中国东周时期的《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一个关于刑天的故事。说的是刑天欲与天帝争神，天帝断了他的头，葬在常羊之山，他就“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要和天帝继续战斗，一决雌雄。上村认为，这就讴歌了中国人对强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上村说完，坦然一笑，拍拍邱行湘的肩膀说：“你我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面前充过强者，喏，真正的强者是他们。”
不久，功德林的日本战犯分别转去太原和抚顺。当邱行湘看到日本战犯临行依依，不少人举袖拭泪，上村的5岁的大儿子向功德林的管理员挥动小手，叫声“叔叔再见”时，他懂得了“强者”的全部含义。
然而，邱行湘并不知道，日本战犯并不知道，功德林的管理员们曾经是“弱者”，弱得春夏秋冬，眼角上从没有干过泪水。
就拿这位刘管理员来说吧。
他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日本军队在河北大扫荡时期，集中驻扎在衡水县的几个村庄里。刘管理员的家乡就是这几个村庄的一个。日本军队在村庄里烧杀抢淫，无恶不作。就在快要撤走的一个晚上，日本军队通知全村老百姓在村头集合，说是抓到几十个八路军，要当众枪毙。刘管理员的父亲和母亲被赶到村头，和全村的男女老少站在一起，围成一个大圈。几十个壮年人和青年人被押进了中间燃着一堆柴的圈子里，双脚还未站稳，日本士兵就在一个挥舞着马刀的日本军官的指挥下用重机枪向圈子里的人群扫射。几十个无辜的中国人惨叫着倒在血泊之中。鲜血——在火光中冒烟的鲜血，流到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跟前；尸体——尚有温度的尸体，倒在了刘管理员的母亲的身上。她当场就吓晕了。几天以后，她死在日本人还未烧尽的半边芦席上。而刘管理员的父亲的左腿也在那天晚上被日本人的子弹打穿几个眼。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1945年日军尚未投降之前刚满15岁就参加八路军的原因。他是为亲人报仇而加入共产党的，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像亲人那样去照料好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的家庭像千万个农民家庭一样，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受着地主阶级的深重的剥削与压迫。他家兄妹6个，卖掉了两个姐姐，二哥送人，弟弟饿死。他从6岁起就开始为地主干活，干了整整8年，他所得到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条遮不住屁股的裤子和两处碗口大的伤疤。
这就是刘管理员为什么在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他英勇参加人民解放战争的原因。他是为解放自己而加入共产党的，共产党现在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去解放自己的敌人。他的泪水能忍住么？
刘管理员忍住了。
早在井陉河畔，训练班负责人姚处长就告诉了他关于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里的最后的那句话：“历来的科学家都是这样或那样去解释世界，但是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姚处长在他最初一见到国民党战犯就分外眼红的时候又告诉他，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共产党人的双肩。共产党人在战场消灭国民党军队，这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在监狱改造国民党战犯，这是改造世界的又一部分。
刘管理员听懂了。他在自己的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够最后解放自己。
他为了最后解放自己，首先背地里抹去了眼角的泪水，然后带着微笑走在功德林的胡同中。他的情感是真挚的、朴实的，他不会装哭，也不会装笑。他与生活在旧社会的农民哭在一起，与生活在新中国的国民党战犯笑在一道。他和他的领导与同事，以诚实和正直显露出共产党人的人格，体现出共产党的政策，用以启迪本阶级的敌人的与身躯同时存在的性灵，用以攻克战场上哪怕是100万发炮弹也无法摧毁的堡垒。
国民党战犯之所以把功德林称为功德之林，那是因为在这里他们看见了世界上第一流的人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