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所具备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使他大吃一惊。自知望尘莫及之余，他想起了兵家的一句名言：扬己之长，攻彼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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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又来了一位客人。这位中等个子、脸圆身胖的国民党战犯是乘飞机由重庆来到北京的。他在西苑机场上受到了功德林管理员的迎接。他就是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宋希濂。
宋希濂是湖南湘乡人，字荫国，黄埔一期生。他在西南战役被俘后，关押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即白公馆）楼上正房里。他在白公馆里所住的房间，正是当年国民党“中美合作所”囚禁共产党新四军军长叶挺的地方。和他同房间的国民党战犯有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曾扩情、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徐远举、国民党军统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国民党军统局云南站少将站长沈醉。
重庆歌乐山山清水秀，松柏滴翠；白公馆楼台花榭，环境幽雅。倘若不是国民党在这里布下了漫山的铁丝网，布下了弥天的恐怖，这里应该成为一个风景区。解放后，这里虽然也作监狱使用，却并不影响人们对歌乐山的向往。这里发生过一个笑话：歌乐山下有一个农民，他看见从白公馆楼上依次下来的人，一个个穿戴整齐，走在地坝中间，排队做操。他又看见这里拉进去的是猪肉，扔出来的是蛋壳，于是忍不住上前打听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单位。这里的管理员告诉他这是一所学校。他问这所学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进去。管理员说他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条件。他急了，说他今后可以争取呀。管理员也急了，劝他趁早死了这条心。
白公馆的国民党战犯都知道这则笑话，可是宋希濂当时并没有笑。
非但没有笑，宋希濂在刚踏进白公馆的时候，他对落在共产党手里的花草都是怒目而视。其实，他早年在湘乡进程潜办的学兵队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退出了共产党。以后程潜保送他去日本留学，留学回国以后随张治中搞作为蒋介石的御林军的教导师（最后变为教导军），从而成为共产党的凶恶的敌人。相对的，共产党也成为他所憎恨的仇人。当时在记者进白公馆为他照相的时候，他是困兽犹斗，破口大骂。记者还没有来得及按响快门，他就把头用力地扭开。及至记者们动了脑筋，在他的两侧各站一位摄影师，他的头往哪边扭，就按响哪边的快门。就这样，一张国民党战犯宋希濂的照片足足折腾了一个小时，直到第六次拍照方才获得成功——其实也不成功，作为照片来说，他的阴沉的表情显然掠去了他本来挺俊气的面容。
然而照片只不过是人在阶段意义上的纪念，宋希濂所面对的，是新中国的色彩斑斓、千变万化的镜头。他每天的头等大事就是把当天报纸的全部内容看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而包括商业广告和电影消息在内的一切事物又无一不威胁着他的表情。他的表情开始出现平静，他在平静的表情之中，读完了他自己花钱买的《毛泽东选集》、《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开始发言了，从理论生发开去；他开始批评人了，从徐远举的骚言杂语谈起……现在，宋希濂笑着走进功德林来。他被编到邱行湘那个学习小组。这个小组的组员现在有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康泽、文强、沈蕴存等人。董益三已接受为人民提供国民党军统局电讯机要的特殊任务，在另一条胡同里埋头伏案去了。
宋希濂是从四川盆地来的，他在功德林的第一次发言便使他站到黄土高原上，这使得生活在华北平原上的邱行湘等人不由得暗自钦佩。
宋希濂挥动短而粗的手臂慷慨陈词道，黄埔一期同学曾经亲聆孙中山先生的开学演说，孙中山痛述：“中国十三年的革命，完全是失败；今天，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可是，蒋介石在北伐中公然背叛了孙中山，变“革命军”为反革命武装，乌云黑雾弥天际，血雨腥风遍人寰。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惨遭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蹂躏。关于这一点，每一个国民党战犯都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人。
宋希濂缩回短而粗的双臂，告诉大家说，陈赓将军曾经在重庆白公馆看望他和另一位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陈赓在请他们出外吃饭的时候正遇上重庆特有的大雾，陈赓说他们的头脑里现在也有大雾，然而雾总会散的，当太阳出山的时候……宋希濂说到这里，他的宽宽的脸部在发光，他的厚厚的嘴唇在发笑。他的迟来的笑容从此时时挂在脸上，迟迟不肯退去。微笑，成为宋希濂的形象特征。难怪文强说宋希濂酷似洛阳龙门石窟中一个笑眯眯的佛像时，众人连连点头，对文强的发现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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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在4年时间内住了3次医院。他患有淋巴腺结核。文强高且瘦，脖子长而细。平日他的脖子就从来没有圆过，现在一个连一个的疙瘩更是像长在他暴露的脖子两侧的青筋上。现在他躺在复兴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开刀。
这位当年淮海战役中的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此刻倒显露出军人的气质。虽然注射了麻醉剂，但毕竟有些知觉，当医生用刀划破他脖子上的疙瘩，开始将其中的黄脓往外扒的时候，只见他咬着牙，淌着汗，鼓着眼，伸长脖子，一动不动，半声未哼。就这样，他配合医生完成了一次成功的手术：不仅把他的淋巴腺割了，也把他的扁桃腺割了，以至于他百病全除，健康如初，平日连感冒也不容易患。
养病之中，陪同他住院的管理员问他需不需要看书，如果需要的话，又想看哪方面的书。文强对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更使他对共产党由衷钦佩。所以他回答管理员的语句是可以认为发自其肺腑的：“医生治好了我的躯壳，再找一个医生来治治我的灵魂吧——凡有助于思想改造的书，都行。”
管理员替他请来了一个非凡的医生——马克思的《资本论》一、二卷——这是管理员从陈长捷那里借来的。
文强接过《资本论》，看见封皮上的“陈长捷”三个字，暗自冷笑道：一个晋军军官有何能耐附庸风雅？带兵打仗我文强不敢夸海口，舞文弄墨难道输给你陈长捷不成！
文强在这里并非出言不逊，他是当年黄埔四期第9次招生800人当中的第3名。幸亏那时考试不考《资本论》，否则文强只有名落孙山的厄运——在他的文字水平大大超过当年的今天，他居然从第一页起就不知马克思所云。然而就在他头晕脑涨的时候，他看见了陈长捷端端正正写在书上的顶批。
《资本论》一卷第69到70页，有一段文字为：“由此可见，一个商品所有者必须得到另一个的同意，从而，依双方共同的意志行为，才在让渡自己的商品时占有别人的商品。他们必须互相承认是私有者……在此，人是以商品代表者，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互相对待的。在研究的进行中，我们将会知道，人的经济化装，一般只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他们是当做这种关系的担负者来互相对待的。”
陈长捷对这段文字的顶批是：
“从抽象到具体，这种政治经济学方法，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最终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
《资本论》一卷第16页写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任何社会形态为转移的人们存在的条件，是永久的自然的必然性。”
陈长捷在这段文字下面划上曲线，所加的顶批是：
“构成价值的是抽象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是具体劳动。抽象劳动也不能够离开物质过程。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之必然性，盖出于此。”
《资本论》二卷第384页写道：“不仅积累的资本，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原垫支资本的一部分，也可以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陈长捷的顶批是：
“生意人的诀窍，剥削的秘密。”
《资本论》二卷第587页写道：“资本主义生产的存在，一般不能没有国外贸易。”
陈长捷的顶批是：
“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竞争，国外市场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条件。国外市场是有限度的。并且国内市场不能帮助克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占有的矛盾。如此看来，国外市场并不是受溺者理想的陆地（战争何尝不是一个道理）。”
……
文强看了陈长捷的顶批，不觉大吃一惊。《资本论》是不容易看懂的书，陈长捷能够密密麻麻地写下个人的一得之见——不管这个见解中肯与否——可见陈长捷是真正看进去了。且不说深钻共产党人的经典著作，单是建立起一个理解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信心，文强以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因此，文强断言，陈长捷手捧《资本论》的时候，一定露出了他在动手术时的痛苦表情，同时付出了比他伸长脖子、听凭医生扒出黄脓时更难忍受的精神代价。
文强以前没有和陈长捷见过面。当他得知这位蓄意研究马列的晋军将领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生第一名时，不禁对陈长捷愈发敬重。他研究了陈长捷的心理，发现他善于吸取战场上的教训，为了在人生的战场上成为永操左券的将军，陈长捷从“知己知彼”做起。这于文强是不小的启迪。他认为，凭陈长捷的才智和头脑，决不会去种没有收获的庄稼——认识共产党的这块土地，是愿意在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国民党人的第一课。文强停止了手中的唐诗宋词对身体的疗养，开始了手中的马列经典对灵魂的急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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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编后的学习小组里，尽管清一色的都是从战场上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人，但是由于没有陈诚集团的，邱行湘不仅没有回到娘家的欢欣，反倒增添了生活在陌生的环境里的苦闷。如果说他在先前的小组里是孑然一身、无所牵挂，匹马单枪闯人生，倒觉得悠闲自在的话，那么现在他明白，他必须付出巨大的精力，去应付那些没有被共产党消灭掉而随着人体走进监狱里来的国民党官场里的形形色色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他开始思念起陈诚系的同僚来（其实，杨伯涛、宋瑞珂、覃道善等人在这以前未久已由北京广安门转至功德林，只不过在另一条胡同里，邱行湘未能与他们见面）——因为在他看来，他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无须重新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