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此间认识的人，只有宋希濂。1943年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的时候，长官部设于滇缅边境上的弥渡。邱行湘作为远征军长官部副官处长，曾由弥渡去相距不远的大理看望驻在那里的宋希濂。熟人见面，表情是自然的、传统的。邱行湘像当年看望他那样，向他问候；宋希濂也像当年接见他那样，向他点头。邱行湘唯一感到不自然的、反传统的，是宋希濂对他廉价地露出了笑容。
邱行湘虽然是第一次与陈长捷、林伟俦、梁培璜、文强、沈蕴存见面，对他们却是早闻大名的。当然在他们得知洛阳战役的主将就是邱行湘之后，也表示“久仰，久仰”。
邱行湘唯一碰到的钉子是康泽。
作为一个正规军人，邱行湘素来不愿理睬军事以外的事情。陈诚时常对部属说：“国家党政大事，有领袖负责，大家不必过问。”所以，即令康泽等人搞起来的国民党复兴社，活动范围很广，差不多整个国民党军队中都有人被吸收进去，而独在陈诚集团被挡了驾。1933年起任11师师长的肖乾，早在大革命时代就在国民党的21师里当了陈诚部属，他和陈诚关系之深，非他人可及。肖乾有一次到南京，因为他出身黄埔一期，免不了和复兴社首要分子、他的同期同学贺衷寒等人应酬往来，因而被拉入复兴社，当了一名挂名的干事。事为陈诚所闻，大为震怒。适逢肖乾带11师在宜黄草苔岗打了败仗以后，为了激励军心，自行颁发了一套旗帜、臂章、番号；陈诚到11师视察时，发现部队变了样，更以为肖乾背叛了集团，于是怒不可遏，立即把肖的师长撤了，代之以副师长黄维。此事使整个陈系格外警惕。邱行湘作为陈诚的老部属，更是把“军人不问政治”奉为圭臬，对复兴社嗤之以鼻，对复兴社书记康泽亦不屑一顾。
然而，这只能是邱行湘内心的东西。蒋介石是国民党复兴社社长，康泽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邱行湘不能不对康泽敬畏三分。所以他满脸堆笑地对着康泽迎上前去。殊不料康泽纹丝未动，对邱行湘连眼皮也不肯抬一下。邱行湘一阵尴尬，面红耳赤，不便立即退转身去。他站在与他个子差不多的康泽面前，心中顿生千钧之力，他咬着牙齿在心里骂道：你给我放明白点，这不是当年国民党的朝代了，你那官衔早已过期作废。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我是共产党任命的组长，我有权力，我有火柴！退一万步，我邱行湘也不是马马虎虎的军人！
其实，邱行湘真正的苦恼，并不在康泽身上——康泽并没有挡住他的去路，在一定意义上，康泽为他的行驰大开绿灯。这是在小组学习的时候。学习的资料多以报纸为主。康泽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就照着报纸读。非但如此，他的声音又特别小，别人要他读大声点，他就大声吼：“你高兴听就听，不高兴听就不听！”于是乎，学习落后者，康泽也——这就成为整个小组的公论。
邱行湘在发言时，可以不看报纸，把当天社论或头条新闻的内容大体复述一遍。可是若有人问及社论的指导作用、新闻的社会意义，他就结结巴巴，喃喃作语了。
宋希濂、陈长捷、文强、沈蕴存等人就与前二者大有区别。譬如说，宋希濂可以将马克思关于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时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应当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的思想来解释共产党“勤俭建国”的长远方针；陈长捷可以将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所阐明的关于真正的财富是在于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但价值尽可能少，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尽可能短的劳动时间内有尽可能大的物质财富的余额创造出来的道理来赞赏共产党调动劳动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根本措施……别人在发言中所具备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使邱行湘大吃一惊，相形见绌。他完全明白，倘若不是康泽在他后面保驾，他必定要成为全组的尾巴。这对于比一般的军人性子更急、脾气更躁的邱行湘来说，简直是要老命的事。他不能容忍人们仅仅从洛阳战役来认识他，他需要人们从一组之长来承认他。于是，他不动声色地拿起了别人已经放下的书。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针”——读到列宁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摇头，哀声叹气。
“理解，是多么的可怕，当理解者从它得不到好处的时候。”——读到马克思的这句话的时候，他连连点头，拍案叫绝。这时候，功德林的学习改为自学为主。倘若邱行湘能够像洛阳战役的尾声那样，“哪怕多坚持几分钟也好”，那么他可能对世界的认识更科学一些。但是，他的才能并不表现在读书方面。正如他不适宜当参谋而适宜带兵打仗那样，他是一个实干家。当然他毫不怀疑他的智力，他担心的是他只读过几年私塾的根底，要在功德林里充状元，康泽也比他更有条件。于是，他在望尘莫及之余，想起了兵家的一句名言：扬己之长，攻彼之短。
邱行湘之长，是他的在学习小组里已经具有绝对权威的力气。关于这一点，组员们是无一不折服的。当他眼睛鼓圆的时候，人们怀疑他一只手可以连根拔起一株柏树来。就在人们的折服之中，邱行湘尽情地发挥着他的优势：在翻新粪池时，他第一个跳下粪坑，把几十斤重的石头高高地举过了头；在挑水送饭时，他肩挑两个深铁桶，在碎石路上轻轻地迈开了腿……这实在是他最得意的时候——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坚信条条胡同通大门。共产党人常说改造看行动，他不正是有行有动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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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军之将话战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难以启口。如果说梁培璜、林伟俦对马列主义经济学说同邱行湘一样不感兴趣，那么他们3人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却是津津乐道。
梁培璜作为国民党临汾防守司令谈到了临汾战役的情景。他说，他凭借临汾高14米、顶宽10余米、底宽30米的城墙，构成三道防线，配备各种火炮500多门，自以为“固若金汤”，却不料解放军重兵压境，以10万之众对付他的两万人马，尽管他奋力死战，到底是寡不敌众。他惊叹道，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看见如此规模的攻坚战。
梁培璜是保定军校一期毕业生，原是阎锡山手下一个优秀的将领。他是河南人，没有山西将领的习气，比起功德林一位未来的客人、另一个阎锡山的老将、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孙楚，更显得锐气逼人。所以邱行湘安慰他道，临汾失守，不能怪梁培璜才力不济，正像他邱行湘失守洛阳，不能怪他没有经验一样。
林伟俦作为国民党62军军长兼天津防守副司令，谈到天津战役的种种。他说，11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在天津成立指挥所后，催促天津警备司令部和天津市政府筹备构筑天津城防碉堡工事。上官云相说：“美军走了，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没有坚固碉堡工事能守得住吗？我早年在江西‘剿匪’时，所得经验教训太多了。”当年夏天，天津市长杜建时和他（时任62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为迅速完成工事，由天津市政府工务局主持，按照各碉堡大小图型和护城河的宽深土方多少进行投标雇工承包建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基本完成了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线，长达84华里，挖了一道宽5米、深3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7米，墙内每隔30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380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完成1000多个。陈长捷从西北调来天津任警备司令后，又加筑水泥钢筋碉堡几十个，分布在天津市郊的主要地区，企图凭借坚强工事而作顽强抵抗。
林伟俦又说，他没有想到解放军发展如此迅速，从少到多，从无到有，装备成了优势，炮火力量强大；更没有想到天津会被围成一个孤立据点；总以为将来主力作战会在天津外围100里或几十里的地区，认为天津是后方而不是前线，以一个师或两个师必要时一个军防守天津就足够了。所以在1947年开始建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就是以一个军9个团的兵力配备位置而进行构筑的。所以解放军开始总攻天津时一举就突破了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的城防线。
邱行湘听得很仔细。1945年9月美军在天津登陆后，接着空运他所在的国民党94军接收天津。一到天津，94军军长牟廷芳就召集了第5师、第121师两个师长研究修筑天津环城碉堡工事的计划。作为第5师师长，邱行湘提出了一整套方案，其中也有与林伟俦、杜建时以后规划的相同的部分。当时因美军驻天津，方案尚未实施。邱行湘认为，他在天津的方案可以不比林伟俦高明，但是应该比他在洛阳的方案低劣。
邱行湘即使在战败之后也十分欣赏他在洛阳战役中的布置。此间他说，青年军士兵既缺乏作战经验，兵力又不足，他不得不特别寄希望于工事的加强。他刚到洛阳时，对洛阳的守备，究竟是以主力守西工（国民党中央军校洛阳分校校址，距城两三公里），还是以主力直接守洛阳城，尚举棋不定。至于外围据点的龙门、邙山，则决心不守（而蒋介石的意见，是要他必须守龙门、邙山的），以免分散兵力。起初，他认为如以主力直接守城，因为没有宽广的射界，难以发挥火力，又难以形成多数的独立支撑点，一门突破，全城瓦解。故有意以主力据守西工，以一部控制城垣。利用飞机场和西工四面八方的宽广的操场作为依托，又能独立支撑。但因为西工没有既设工事，又为时间所限，他最后仍决定以主力直接守城，以一部控制西工，并指定较有作战经验的第四团一个营配合民工构筑工事，采取“小而坚”的办法，在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为解放军隔断之后，保证每一个据点都具有独立支撑的条件……说来说去，3个人的脑袋最后挤在一起，在林伟俦手中的划了红线的文字面前默默无语——“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3个人的脑袋分散开来的时候，邱行湘告诉梁培璜、林伟俦一个小笑话：
1931年陈诚率11、14两师计15个团的兵力入赣围剿苏区，结果兜了3个月，一仗未打，而部队疟疾流行，损失过半。11师副师长周至柔对邱行湘说：“饭可以不吃，烟不可不吸。我掉队是为了吸烟；觉可以不睡，屎不可不拉。总指挥（陈诚）掉队是为了拉痢。”
邱行湘现在认为，国民党军队不是没有人才的，陈诚要算一个人才，蒋介石要算一个人才。其所以蒋介石永远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走，其所以共产党军队无坚不摧——有洛阳战役就有“洛阳营”，有临汾战役就有“临汾旅”，有四平街战役就有“四平街连”，有襄阳战役就有“襄阳特功团”，那是因为在这些骁勇将士的后面屹立着一座不可逾越的由思想和意志建造的长城。